胡安焉，44岁，打了19份工，包括但不限于：物流公司拣货员、快递员、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服装店老板、面包店烘焙师。但他持有最长的一个身份是“写作者”。
他在豆瓣上写，有日常记录和思考，也有小说。今年3月，胡安焉出版了一本名为《我在北京送快递》的非虚构作品，讲述了这些年他的工作经历。这本书的诞生契机源于2020年4月，胡安焉在豆瓣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的文章。文章开头放了一张照片，是他的右手，戴着破旧的手套，食指和无名指露在外面，手臂上布满斑斑点点的污渍。
这篇文章获得了很高的阅读量。在豆瓣的评论区，有相似经历的网友说起自己做物流的故事，有人心疼胡安焉的经历，有人夸赞作者的文笔，“可以投稿给网易人间了”，还有人说“我想去减肥”。
后来，出版社编辑找到了胡安焉，三年后，出版了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这三年里，互联网上诞生和传播过很多热词，比如“卷”“内耗”“数字游民”“孔乙己长衫”“轻体力活”“打工人”“躺平”等等，关于工作的叙事中，有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有跑去鹤岗买房的年轻人，有在云南搞web.3的创业者，有在成都郊区住帐篷的中年人。大厂在裁员，考研考公数据又被刷新，节假日的旅游城市挤满了人，明星演唱会的门票怎么也抢不到，格子间里疲惫的职员点开“发小喊了四年终于离职了”的热搜词条，划过满屏文字后又若无其事地关掉。
这些新词汇滚来滚去，这些热烈的故事同时发生。它们进入公共讨论范畴，共同体现为一种经济环境和技术发展错位下所产生的精神焦虑后，不同人群对于出口的找寻。
王嘉丽是其中一种叙事的代表。去年，她从一家品牌公司裸辞后，去了一家知名的瑜伽裤品牌做兼职店员。相比于胡安焉的工作，王嘉丽的工作环境更加精致中产，高档商场里灯光明亮，玻璃闪闪发光，进来的人们身上散发着香味，在这里，不会有破损的手套和满是污渍的手臂。
但作用到身体上的感受似乎并无区别，就是累。一天站下8个小时，甚至人流量大的节假日，要站10个小时，小腿酸胀，整个人都木了。在店里，她碰到过曾经工作中的乙方，对方看到她时露出了惊异的眼神。叠衣服时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她开心的状态被同事说像在打碟。她还开始观察顾客，不同年龄的女性的自我审视、购物过程中不同成员的权力关系……
但焦虑还是在，“因为这份体力工作占用了我大量的精力，以至于休息的时候我彻底沦为了沙发土豆，吃着零食看着无脑综艺，完全没有办法像我预想的那样，兼职之外的时间搞创作。我眼看着时间流逝，真正想做的事尚未开始，就会相当焦虑。”
最开始，我觉得胡安焉的书像是一份针对那些浮沉职场、纠结于要不要去做体力活的青年一份详实的答卷，他具体地描绘了这些工作的细节和这份工作所带来感知世界的视角——“可是快递员很多每天只在一两个小区里活动，对我们来说，几公里外的万达广场和几十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都同样遥不可及。”“相比起11月，12月的工作其实更艰苦。一方面，12月的白昼变得很短，早上七点过了天才开始亮，下午五点不到太阳又下山了，这令人感觉时间稍纵即逝，因此容易变得焦虑。另一方面，我们三轮车里的电瓶到了冬天，充满电也只能跑夏天时三分之一的路程。”“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比如说，因为我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我小个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我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其中十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诸如此类。
胡安焉在北京送快递
而胡嘉丽的故事，更像一个年轻人从职场出来后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起初是对于职场的失望叠加对于这个新潮品牌的好奇，开始了这场轻体力活的尝试。
而在两位的对话之后，我们找到了彼此的一个共同点——“不求上进”。
“在我看来，‘上进’在大多数人那里是趋同的，是狭隘的，是追求一种高效人生的过程。这种目的可能是外部价值观所给到的。我比较喜欢那种消极的人、不求上进的人，哈罗德·布鲁姆评价契诃夫的小说里有一种消极性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净化人的灵魂，因为它一无所求，他很干净。消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像润滑剂一样，能够真正联合社会的冲突断裂，提供更多元的思考。”胡安焉说。
去年九月，胡安焉在豆瓣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像一块滚石》的文章，“然而在一个鼓吹向上的时代，向上不知不觉成为了一种流俗的审美和价值的独裁，不仅日益变得可疑，而且往往流于可耻……而滚石却是一场向下的坠落运动，坠落是一种消极的自我实现——如果说积极向上的本能代表了创造和占有，以及对命运的掌握；那么消极向下的本能则代表回归和舍弃，以及对灵魂的净化。两者曾经如阴和阳般浑然一体、相互转化。但这种平衡业已打破，情形就如山峰和滚石之对比的悬殊。”
那些不求上进的故事，或许是一场场来自于滚石的反抗。
以下为胡安焉和王嘉丽的对话内容：
南方网：《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你以作家的身份接受了不少采访、参加了一些活动。在反复讲述这些故事、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体验和思考？
胡安焉：肯定会有的。有挺多记者问我“孔乙己长衫”这个话题。我之前没有听过这个词，回答第一个记者时，我说年轻人觉得自己不适合白领工作、脑力工作，想去做简单劳动或者体力工作，那就去尝试。如果不是从一种功效主义的眼光去看，就挺好的。但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到，可能它不如你的想象，你要承担这个后果，不要去抱怨。如果抱怨的话，或许你认可的还是功效主义的人生。
后来问的人多了，我意识到这不是记者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我说话就谨慎，也尽量回避。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办公室的工作，比如在动漫杂志里做美术编辑。在这些工作里，我也产生过和现在年轻人相似的感受，比如对自己的工作内容非常不认同，比如公司出于商业和政策方面的考虑，在内容上的倾向和审核，都让我形成强烈反感，我做这些工作就会很痛苦，有种自己在糟蹋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感觉。但简单劳动就没有这种困扰。比如做物流，搬这个箱子，并不涉及我个人价值判断。
南方网：王嘉丽之前在一家品牌公司工作，辞职后去一家运动品牌的门店销售的兼职。你的兼职体验怎么样？
王嘉丽：当时辞职也算被动失业。因为公司总部要搬离广州，我不想离开。那段时间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大概内容是说互联网大厂的一个员工离职后去知名瑜伽裤品牌买瑜伽裤，这给了我一个灵感。这个品牌也是国际知名的新兴品牌，我对它的兴起也很感兴趣，所以就去了。
我从去年十月开始干，总体强度比胡老师做分拣、快递要弱很多。因为是兼职，一礼拜只要上3天班，一次8个小时，但是从头站到尾，我觉得还是挺累的。
做这份兼职前，我想一天上三天班，还有四天可以做其他创作，但干了后，那些计划完全没办法开始。因为上完班就好累，回家就想躺着。这又变成了我新的焦虑点——我并没有好好把时间利用起来。
南方网：你说看完《我在北京送快递》后，说感觉特别虚无。
王嘉丽：对，但这种虚无并不是说这本书给我的感觉，而是说因为当时胡老师在写他的工作中，因为一些竞争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碰撞。我一直觉得在工作中，把自己专业的东西尽力做到最好就行。但我在职场上没有任何野心，不想成为领导或者获得更多资源。我会觉得很无力，那些部分都是职场里无意义的内耗。
南方网：在这本书里，也能感受到胡老师是一个没有太大进攻性和竞争性的人。
胡安焉：就是“不求上进”。我不是带着贬义地这样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陈述。我没有那种进取心。
南方网：其实最近一两年地媒体报道中，都有很多像你所说地“不求上进”的故事。比如最近“谷雨”有出一篇《一个人可以废物到什么程度》的报道，讲一个人几乎不工作，在成都郊区住帐篷，以一个非常低欲望的方式去维持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我们或许可以就“不求上进”展开聊聊，你对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
胡安焉:这篇报道我读过，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一点也不觉得他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完全不这样认为。我认同就是你只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只是自己付出代价，我觉得那挺好。所谓“上进”的人，可能是秉持一种主流价值观的人，他说的上进是一种成功的人生，而对于成功的定义都趋同，比如经济上的富足，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些东西确定但又单调，不会有丰富的、开放的可能性，是狭隘的、追求一种高效人生的过程。
我今年已经44岁了，我接触的人还是比较片面。但我接触过的人里那些特别“积极”的人，他们身上很多特性我都不太喜欢。我比较喜欢那种消极的人，不求上进的人，哈罗德·布鲁姆评价契诃夫的小说里有一种消极性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净化人的灵魂，因为它一无所求，它很干净。有些人既积极也很干净、纯粹，但这样的人很少。
相对来说很多积极的人身上会有一些让我觉得“脏”的特性，而消极的人中可能也有一些是“脏”的，但大多数还是干净的。消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像润滑剂一样，能够真正联合社会的冲突断裂，提供更多元思考。
这些人的存在对于社会来说很重要，但经常被贬低。他们对自己人生的安排、想法、思考能够让外界有更多的触动和反思。所以我完全把“不求上进”当作一个中性的表述。我需要的是一种开放性，人生是有所有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
王嘉丽：我身边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他们一直在做这种所谓“不求上进”的事情。直到最近一两年，因为一些节目的原因，收入有所增加，但有些人可能真的十几年没有收入，或者要靠一个其他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热爱。
但我觉得大家都很开心，精神世界都很富足。每次见面聊天，我们会分享最近听了什么新乐队，大家不会因为没有太多钱去高级地方消费而觉得沮丧，我们坐在路边便利店门口就喝酒就觉得很开心了。
南方网：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你说工作中亲身体会到自尊心确实是一种妨碍，它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胡安焉：我们站点的仓管，不是管仓库，而是管我们工作时效。我们送出多少件他在后台都能即时看到。一般早上货都特别多，到中午基本不可能全部送完，仓管就会来电话用近乎辱骂的方式来给你施压，一般不会超过一分钟。但事实上，就算我们再努力，也没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处理完。但是它的系统流程就是这样，训斥我的人，不是针对我个人。回到站点后，仓管和我们面对面也是笑嘻嘻的。
我一开始也有点懵，后来意识到这跟我的尊严无关，我就不再认为自己被冒犯了。
王嘉丽：我觉得我还是挺容易放下自尊心的一个人，要不然我也不会到商场里面当售货员。最近发生一件事，卖货的时候，来了一个我以前的合作方。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惊讶。我能感到他内心在想“她怎么会在这里干这个事”。我其实无所谓大家怎么看我或者怎么想我。我想干这件事，就去体验一下而已。
胡安焉：你说的经历，我理性上能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心虚，不需要胆怯，但在我三十岁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会忍不住觉得自卑和无地自容。我一方面理性上认为不应该这样，但内心还是会产生这种情绪。所以我觉得你挺了不起的，比我跟你同龄的时候要了不起得多。
南方网：胡老师在书里写“比如在我最后的一段快递工作经历中，当我把快件交到客户手里时，我看到客户满意甚至是兴奋的表情，听到客户悦耳的道谢语句，我的心里是快乐的——我感觉到自己有用、我的劳动对人有用。”嘉丽工作过程中有类似的快乐时刻吗？
王嘉丽：会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我自己很愿意观察人类，而买衣服这件事还挺能看出人的个性——是不是有主见，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个家庭进来的时候是男性更有话语权还是女性。这是工作时的一个小乐趣。
还有一种，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我会留意店里的歌单。有一次我在叠衣服的时候，正好放了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音乐，我就叠的很开心。我旁边同事说，我感觉你不在叠衣服，而是在打碟。
第三种，有些顾客可能没那么有主见，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会问我的建议。我会根据自己的审美和观察来推荐，她试了后很喜欢接受建议后，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南方网：你在观察顾客试衣服时，觉得大家的外貌焦虑或者身材焦虑强吗？
王嘉丽：很强，它是一个运动品牌，现在的主流也是说大家不要身材焦虑，每一种身材都值得被尊重的，但是我觉得当下的中国女性真的被身材焦虑深深裹挟，所有人站在镜子面前都觉得自己胖，哪怕已经很瘦了。这个衣服可能就是把大腿露出来，但她大腿其实已经很细了，她还是会觉得好粗，会很觉得穿那件裤子或者裙子很羞耻。
我还发现普遍的焦虑更多发生在年轻的女性身上，反而四五十岁的一些经济比较独立的女性会更自信，会选择那些很夸张的花纹。年轻的女孩更多偏向保守的，比如说黑色。
南方网：最后,想跟两位聊一聊工作这件事，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吗？我们要去怎么讨论工作的意义？
胡安焉：我也没有很好的一个讨论的角度，或者我现在一下子没法总结出来，但我觉得最近十来年做过的大多数工作都是有意义的，社会分工需要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我也需要通过参与这些工作换取自己的生活资料，但这不是我个人的追求。
王嘉丽：我之前是做广告的，就是在引导人们消费，但我觉得消费本身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个陷阱，所以我就觉得我干的工作没有太多意义。我可能比较理想主义，就在我的概念里面，我会觉得做一些好的创作更有意义，可以让更多的人有一些思考，知道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人是这么来看待这些事情。
胡安焉：但像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途径，可是养不活我的，我还是需要工作，我不倾向于完全否定那种维持生活所需的工作，但我也不希望用负面心态下去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