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南天金石贫
任田的话：金石，原指金属和玉石/碑刻，一般贫瘠荒凉、文明罕至的地方少有这样珍贵的东西。南越王墓的惊世发掘，无疑为岭南考古镶嵌了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丰富的文物宝藏，照亮了岭南地区长久以来模糊不清的历史面貌。这座沉睡千年的王陵，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成为了岭南考古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宝，见证了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与文明。
杨式挺：“在火热的年代，我一毕业就参加了各种‘运动’：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后来梁克主任1959年4月喊我回来，并说‘要你来是建立考古研究所，不是叫你去做运动员’。所以到1959年5月份，我们历史研究室就成立考古研究组，考古研究组有7个人，我当组长。组织上把我们送到北京考古所，再去洛阳考古工作站实习。”
“我在广东考古方面所做的事，还发掘了一个墓葬就是南越王墓。这个墓葬被发掘之后，1989至1992年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叫做‘广东历史大观——大型陈列展览’，制作了许多沙盘、模型、分布图和典型出土文物精品，效果全国超前，还吸引上海、河北、河南、湖南、福建等省市博物馆领导纷纷来取经。”
副队长杨式挺（右一）和队员李季（中）、白荣金（后）、古运泉（左）在主棺室起取随葬物。
“我在1983至1984年能够参加广州南越王墓的发掘、整理出土随葬品和编写发掘简报，并担任发掘队副队长，不啻是我在广东考古生涯的一件幸事。当南越王墓主室发现‘文帝行玺’龙钮金印之时，我惊喜地口占四句：‘南越王陵何处寻，象岗山上埋藏深，文帝行玺式龙钮，谁说南天金石贫？’”
“‘南越王陵何处埋？象山岗上埋藏深。’挖了17米才发现它，这个制度叫做‘深埋’。‘文帝行玺式龙钮，谁说南天金石贫？’以前都说广东没有多少金石器嘛（金指铜器，石指石刻碑刻）！”
“南越王墓怎么发现的？因为省政府要在象岗山搞办公楼，推土机挖了17米，就发现了这个墓顶，因为南越王墓是石室墓，以前只有明代才发现过石室墓，有两道墓门，还发现了稀罕的铜器。大概七八月份，三个队长，麦英豪是正队长，黄展岳和我是副队长，我还兼任墓葬的总记录。墓门内有顶门石，所谓‘机关’，请了广州烈士陵园工程队用大吊机才把巨大的墓门打开吊起。我们进入第一道墓门内进行清理、绘图、照相，清理完前室、东、西耳室，将要进入主棺室时，发现第二道墓门紧闭，两扇墓门上的铁轴已经锈蚀，一时无法打开。于是队长决定停工休息，研究对策。利用这一空隙时间，我们发掘队的几位队员，从第二道墓门地下生土处掏挖了一个地洞，爬进主棺室探测墓内随葬器物保存现状，照相、录像人员也进去，使大家能够提前对各个墓室的保存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制定发掘方案，这种做法以往从未采用过。休整两天后，请来了广州园林局工程队研究开启墓门的方法，还用了起重吊车，利用断裂处把该墓门吊离，第二道墓门也有惊无险地打开，进入后部的四个墓室。”
1983年发掘南越王墓时的杨式挺（左二）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右三）在中山纪念堂合影。
“南越王墓一共分了7个墓室，有墓道，有前室，东耳室和西耳室，主棺室、东侧室和西侧室，储藏室。这座墓发现有13一14个陪葬人或殉葬人。这在已知的汉诸侯王墓是仅见的。这些人包括东侧室3一4人（其中一具保留有残骨骸，经鉴定约30岁），此室出‘右夫人玺’‘泰夫人印’‘左夫人印’‘口夫人印’，和‘赵蓝’印，并有许多珠玉佩饰。这些人当为南越王的姬妾。她们之中当会有越族女子。这是赵佗在位时已实行的和辑百越，迁徙中原人与越人杂处，与越女通婚的民族团结政策，看来赵眜仍旧继承这种做法。西侧室有6一7人，骨骸多保留，也有少量随葬品，其中保存有盆骨和有小印章玉饰的一具，鉴定为40岁左右的女性。其余四人可能为青年女性。此室出土大量猪、牛、鸡、禾花雀等牺牲骨骼，并出有‘厨丞之印’封泥。这些人当为庖厨杂役仆人。东耳室一人，男性，18岁左右，残骸在编钟、编磬旁边，当为乐伎。前室一人，出有车饰和‘景巷令印’。墓道应有二人，有铜镜、带钩及匈奴斗牛式铜牌饰（这种长方形正面有匈奴勇士斗牛突雕或透雕饰物，此墓出有多件，广州汉墓也发现过，值得注意），当为此墓的守卫。这些陪葬人、殉葬人的身份和职能有所不同，看来应该都是南越国最高统治者的亲近侍从和仆役，与作为人殉、人牲的奴隶有所区别。但另一方面，她（他）们显然不会是与赵眜同时自然死亡的，而只能是采取某种野蛮手段把她(他)们拿来殉葬的。”
“在主室刚挖到陶器，我就很高兴了，后来还挖出了很多盖在尸体上的玉璧和玉衣，四把长铁剑，共13个印章，两个太子印，一个‘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在全国的王墓里没有发现，陕西只发现‘吕后之印’，还是玉的。‘文帝行玺’是金印，而且龙钮。”
“文帝行玺”金印。
“在《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专刊中，附录有18个鉴定、复原报告，包括墓主的性别年龄、丝缕玉衣的复原、铁铠甲的复原、墓室岩石的石料产地为番禺莲花山采石场、玉器、铜器、铁器、银器（波斯银盒）、铅器、玻璃器、丝织品、纸质、殉人遗骸、动物遗骸、药物、五支非洲原装象牙、漆墓屏风等。这在以往岭南考古报告中是罕见或不见的。”
肆志在山水之间
任田的话：杨老不仅实现了大学时代的理想——走遍祖国大好河山，探寻历史文脉深邃，更将脚步延伸至海外，见证了世界各地不同类型文明的辉煌与多样。在游历中，他不仅领略了自然的壮丽，更在古迹中找寻着时间的秘密。在探寻海外的旅途中，仿佛文明彼此之间并不割裂，处处遗址与件件文物都可以讲述一段文明交流互鉴的悠久故事。
杨式挺：“有人问我为什么选考古专业？我说我知道考古会比较苦，但我农村出来的不怕苦，1953至1958我们这一届考古班共17人，除一人留校外，其他都被分配至全国各地。当时大学生们满腔热血、抱负远大，希望到祖国各地建功立业。国家对大学生十分重视，我记得我在北大五年学费全免，吃饭和住宿都不用交钱，每个月还有五六元的生活补助。”
“1959年以来，我个人文博考古学术交流足迹遍布岭南大地，以至国内大半省区：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云南，北抵东北三省，南及海南省。”
“从1963至2008年底，我共去海南省8次。1983年，我们在海南三亚举办文物培训班。5月的一天，我与学员们手举火把，弯着腰，进入荔枝沟‘落笔洞’。进入洞内豁然开朗，我在约4米高的洞壁上见到有动物化石，就取了一段长(腿)骨，已石化成白色，是几十万年前的。在洞底周围，我还发现有黑色火烧土、断尾的海南螺壳、少量陶片及小动物骨骼，我推测应是七八千年前的黎族先民遗存。后经中国科学院发掘，证明我的推断是对的，并写入《海南史要览》等。”
“大概是1984年，我和陵水县文化馆馆长李居礼考察了海南英州镇古楼坡和军屯坡，群众发现两件西汉米字纹、水波纹硬陶瓮，完好无损，群众拿来装稻谷。李居礼买来新陶瓮换走。它暗示着汉武帝派遣军队打海南，建立珠崖、儋耳两郡的历史事实。”
“1984年5月，乐东县一位农民在潭培村种橡胶树时，在地下30厘米深挖到一件完好的‘朱庐执刲’蛇钮银印。当时，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正来海南、贵州考察鉴定文物，亲眼见到这件银印，他回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我回信中说：‘印是真品，珍品，大可补史之缺，年代属西汉。’为此我专门写了《朱庐执刲银印考释》一文。”
（朱庐执刲印。文物说明：朱庐，地名。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领大军平定了岭南叛乱。此后，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汉武帝设置九郡，其中海南岛上设有两郡，分别是珠崖，儋耳。后官方将珠崖郡设置为朱卢县，归属于合浦郡。后面两个字“执刲（kuī）”，是西汉时期沿袭楚国时期的一个爵位名称。虽然，朱庐执刲印仅是一枚银制印章，但对于海南来说价值巨大，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被称为“海南第一古印”。）
“1981到2015年，我18次赴香港考古考察，参加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举办广州南越王墓玉器展览，联合举办‘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展览’。又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任和中文大学中国文研究所之邀进行个人讲学。”
“8次赴澳门，应邀出席澳门大学澳门历史与研究现状学术会，去路环岛黑沙新石器时代遗址探查，后到理工学院讲黑沙遗址考古收获。2001年3至4月，应澳门大学人文历史学院刘伯龙院长之聘，为历史课程班17名大学毕业生讲授岭南文化考古学专题课，并进行一次野外实习。”
“1993年8至9月，率团赴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博物馆举办‘南海海域沉船陶瓷文物展’，为时54天，参观人数众多，取得良好效果。日中友好协会福田分会主席儿岛亨赠我日本版《中国的稻作起源》（1989年出版）一书，收入我撰写的《从考古发现探索中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极其传播》作为第二章，我很高兴，并致感谢。”
“1997至2013年，先后参加百越文化实勘，赴广西、云南、贵州，以及越南、老挝、泰国进行参观考察。”
1993年，杨式挺在日本东京交接“中国南海沉船文物展览”。
“饶宗颐先生送我一副对联‘读书必秦汉以上，肆志在山水之间。’前半句表明我的学术身份，主攻方向是先秦考古；后半句则认同我喜欢山山水水，有机会去看世界各处的文化遗迹，对我来说是人生一大幸事。外出很多经历都让我感到新鲜和难忘，比如与我国有着深厚友谊的泰国诗琳通公主人类学中心的图书馆里居然见到我的著作《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大家惊奇，本人快慰！”
“这些都是我的文博考古足迹，细说篇幅肯定不够了，到哪里我都喜欢看博物馆，抓紧时间看。一幅旧照片就是一段历史记忆，对我而言，不论崎岖坎坷，一路雄伟壮观。”
2001年，杨式挺在澳门大学授课时与学生合影。
下期预告：艺术之魅力，文化之深邃，有时只期待一场春风化雨。学校旁古老的大戏台上，忽一日风云汇聚，500名演员齐刷刷地坐在那里，手中的琵琶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如雷霆万钧雨洒天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