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弟，知道什么叫‘打万历’吗？”日前上门拜访一位同乡长者，午饭后家属们呼卢喝雉打起麻将来，突然，作壁上观的长者抛出一个问题。
“打万历”？小时候似乎听人说过，但指什么则没印象了。打开手机，先问“度娘”（百度），没有答案；再询DeepSeeK，亦无结果。我拱手向长者请教。他哈哈一笑，指了指麻将牌说：“就是它。”
我一愣：“打万历”就是打麻将？这是怎么个说法？长者慢条斯理道：“我也是听老辈人说的——新中国禁赌之前，客家人常将打麻将称为‘打万历’。其来历可能与明朝万历年间流行的‘打马吊’有关。但详情我也不清楚。今天提此话题，就是希望老弟能抽时间探究一下，将其含义和源流弄明白。”
长者要求不能不听，更何况其问题已激起我的兴趣。于是，甫到家便立即翻阅系列客语词典、明清史志及《赌博史》等书；最终，在谢栋元著《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中找到唯一记录：“‘打万历’ 玩扑克牌。客家人称扑克牌为‘万历’。案：今天人们所玩的扑克牌、纸牌、麻将牌均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马吊牌。此牌由四十叶纸组成。后來马吊牌传至欧洲，欧洲人将其改制成扑克牌，再传入中国。在中国本土，马吊牌至清代演化为麻将牌。其初麻将牌为纸制，后來变为骨制。由此可知，扑克牌、纸牌、麻将牌三者同源。（参阅清代顾张思《土风录》及金学诗《牧猪闲话》）”
左图：明朝人用于赌博的叶子牌。 明陈洪绶绘 （本图翻拍自陈洪绶撰《水浒叶子》一书）右图：明朝人用于赌博或行酒令的叶子牌。 明陈洪绶绘 （本图翻拍自陈洪绶撰《博古叶子》一书）
显然，谢栋元之记录与长者所言有所不同。那么，客家人口中的“万历”究竟是指扑克还是麻将呢？
众多史料表明，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年号）朝全国最流行的游戏是马吊。它既非麻将，更非扑克。麻将形成于清雍乾时，由马吊和骨牌结合形成（注：马吊起源于唐叶子戏，骨牌则从宋宣和牙牌发展而来）；扑克则是从欧洲传过来的，虽然有不少人说它也源自中国叶子戏——如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桥牌（现代扑克的一种）的发明权归于中国人，19世纪初法国学者莱麦撒也说：“欧洲人最初玩的纸牌，以形状、图式、大小以及数目，皆与中国人所用的相同，或亦为蒙古输入欧洲。”但也有众多学者认为欧洲扑克衍生于印度人或犹太人发明的原始游戏。由于两方论者都没有直接证据，因此，很难确定扑克是否与叶子戏有关。特别是由于扑克传入中国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世纪中后期——因为扑克的大、小王19世纪中叶才在美国发明出来并传入欧洲，在中国民间普及的年代肯定更晚，因此，说“万历”指扑克未免武断。相反，由于叶子戏、马吊及早期的麻将都是纸牌，即使清雍乾时期骨制麻将已出现，它仍被称为牌。譬如，《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写贾母与凤姐等人“斗牌”，其实“斗”的就是麻将：鸳鸯暗示凤姐老太太做清一色要二筒和牌，凤姐便乖巧地打了张二筒出来，哄得贾母乐开了怀。即使到了民国，时人亦把打麻将称作打牌，譬如人称“清华四大导师”之首的梁启超很喜欢打麻将，曾有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可见，从万历马吊演化出的麻将牌被称为“万历”更合理。不过，基于麻将和扑克都是牌，一些客家先辈亦有可能将打扑克混称为“打万历”。
麻将的前身：马吊牌。 图片来自网络
我把这一“研究成果”报告给长者。长者颇为肯定。沉思一会儿，他又提出一个新问题：“老辈人将打麻将或打扑克称为‘打万历’，是否蕴含别的意思？毕竟麻将形成于雍乾时期但也没人称它为‘雍正’或‘乾隆’嘛。”这让我再度陷入深思：是啊，为何打麻将偏偏叫“打万历”呢？仅仅因为麻将源自万历马吊吗？有果必有因。我决定继续追究——
明万历一朝在中国历史上可谓非常特殊。它曾是大明中兴之时：张居正在万历前十年进行的改革，特别是实行“一条鞭法”“考成法”等成效显著：农民负担减轻，社会矛盾缓和；财政收入大增，国库钱粮丰盈；吏治大为澄清，行政效率提升；军力不断增强，边防得以巩固……后世有人认为张居正改革“为明朝续命数十年”。然而，它又是明朝乃至于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荒唐之时：一、政治上，拨正反乱、走向溃败。张居正死后，神宗亲政，马上展开对张居正及其改革的清算，除“一条鞭法”外，“考成法”等被废，再次上演“人亡政息”悲剧。更为恶劣的是，由于立储要求被文官集团强力否决，神宗居然从此消极怠政，近30年不上朝理政，“不郊庙，不见官”，奏疏基本不批复，甚至连官员任免也能不干就不干，导致政府行政效率极低，许多地方出现灾害、重大案件甚至民变都得不到及时处理。以官员任免为例：万历二十四年（1596）闰八月，孙丕扬请辞吏部尚书之职，神宗不理；孙挂冠而去。次年，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奏请推举吏部尚书，留中不复。从此开启了部院掌印官缺员不补先例。到三十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科道官、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等也多空缺。到四十一年，官曹空缺达到极点，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4名，都察院缺都御史、副都御使5名，仓场戎政及卿寺京堂缺10余名，总督、巡抚缺4名。从三十七年至四十年、四十二年八月至四十三年四月、四十五年七月至四十八年七月，内阁只有一名辅臣唱独角戏。“由于行政机构大量缺官，许多政务搁置不办，往来使臣无人接待，军饷无人解运，刑部不断狱，监狱都长满了青草。”（参见黄宇仁著《万历十五年》、樊树志著《万历传》）皇帝怠政还使官僚系统内部失控，宦官专权，党争纷起，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危机。二、经济上，秩序损坏、形势萧条。因为神宗及皇亲国戚奢侈无度，特别是打了“三大战役”（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导致国库虚空，只能靠不断加税和预征缓解。譬如，《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载：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以诸皇子婚，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告匮，命严核天下积储。”仅仅办皇子婚事，就一次性要白银2400万两。要知道，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太仓库+太仆寺）好不容易才积攒下1000万两白银。而当户部说没有钱时，神宗竟下令搜括全国各地的积蓄。除挥霍无度外，皇室、藩王、权贵等大量兼并土地，使自耕农纷纷破产，经济迅速瓦解。三、社会上，矛盾积累、不断激化。为弄到足够多的钱供自己开销，除不断加税外，神宗还派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到全国横征暴敛，不仅云贵等地人民苦不堪言，就是江浙等地百姓也无法忍受，纷纷起来抗争，于是全国少有安宁之地。四、军事上，问题累积、内外失控。内部，由于军户负担沉重，军内经常缺饷，以致逃亡、哗变现象层出不穷，军队战斗力丧失殆尽。外部，建州黑土地上努尔哈赤不断壮大，在统一女真各部后建立了后金政权，不久便占领了抚顺；明朝派军讨伐，却在萨尔浒惨败。这为女真人（后称满人）日后占领全国埋下伏笔。五、在基层，管制失灵、民风大坏。由于皇权神圣性降低，官僚系统作用锐减，有些地方甚至长期无主官牧守，导致里甲制度逐渐瓦解，户籍混乱，连正常赋税往往都收不上来。同时，随着“政府的手”日益失能，基层民众束缚减少，个人自由渐次扩大，于是两极分化更为严重，奢糜戏嬉之风劲吹。管制松动还催生另一种结果：在江南等地手工业作坊纷纷冒出，商贸勃兴，雇工急增……这一“新经济形态”被不少专家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以上种种，都显示出万历年间是多么的“与众不同”。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称“明亡于万历”，其主要理由也在于张居正改革被清算后出现的种种荒唐现象。当然，这也是后人提起“万历”便会浮现的鲜明历史记忆。
清代象牙麻将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那么，客家话中的“打万历”是否隐含这一特殊记忆呢？钱谦益云：“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以此类推，马吊也可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映照出的是万历年间的荒唐。周金编《赌博史》中说：“明末的士大夫和一般官吏沉迷于马吊，使政事荒疏、士风日下。时人认为明朝之亡，亡于马吊，虽不免危言耸听，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纵观二千余年封建社会，大抵社会动荡、朝代末世、吏治混乱之际，便是赌风炽盛之时。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赌博与腐败的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赌博不仅钻了政治衰朽而无力整治社会弊病空子并且更往往借权力的余威获得了畸形繁荣，而政治则因赌博侵蚀而更趋腐败没落。”这在明末清初人对晚明社会风气的描述中得到印证。谈迁在《国榷》中说：万历时起，“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荡然”。谈迁说的“民玩”是什么？主要是麻将的前身：马吊。王崇简在《冬夜笺记》里记载，晚明最流行的娱乐项目就是打马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只要有时间就会搓一把。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云：“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发展到后来，全国各地风行打马吊，是处可见“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现象。这股打马吊之风一直刮到明朝灭亡。有一个民间传说很有代表性：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南下，崇祯皇帝命周延儒督师御敌。周延儒率军出京百余里后，突然派传令兵持令箭回京取他忘带的马吊牌。大军重新启程后，周延儒亦未积极备战，反而整日与下属饮酒打牌，甚至假传捷报称“斩杀清军数百人”……马吊为虐如此，明朝焉能不亡？而明朝政权覆灭，满人入关，意味着汉人亡国了。如此之痛，又怎能不在汉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因此，窃以为，客家人称打麻将为“打万历”多少也是这种“荒嬉亡国”潜意识的体现。当然，明亡原因很复杂，打马吊反映出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至于为何麻将成熟于雍乾时期却没有留下“打雍正”或“打乾隆”名号，是因为雍乾时期虽是满人统治，但政治平稳、经济发展、社会安宁、民风尚正，正处于“康乾盛世”中后期，与“末世”“荒唐”等挂不上钩，所以人们不会把打麻将以雍乾朝代命名。
形成以上看法后，我通过微信发给长者“审阅”。不久，长者回复：“老弟，读了你的论说，脑洞大开。是的，麻将虽小，可以喻大。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说：‘在语言里沉淀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敏感、文学、神话和音乐的过去。’‘打万历’一词即如此，它沉淀的就是晚明那段独特的历史。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语言人类学非常有趣且很有价值，老弟的研究深化了我的认识。最后，我想就‘打万历’赌博问题谈点意见——算是对大作的补充：自古以来，赌博总是与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直接关联，这也是当前惩治腐败、端正社会风气不可忽视的一环。以古代为例：史载，南北朝刘宋时，孝武帝刘骏喜欢与人玩樗蒲赌博。一次，他与‘家累千金’的颜师伯玩，帝掷得雉，大悦，谓必胜。师伯后得卢，帝失色，师伯遽敛子曰：‘几作卢。’尔日，师伯一输百万。乃迁吏部尚书、右军将军。这明显是颜师伯通过赌博向皇上行贿谋得大官。历朝历代，这样的事史不绝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严打官员参与赌博特别是借赌博收受贿赂，但时至今日仍有人不停手不收手。譬如，9月16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出题为《潘发勇赌博、大搞权钱交易》的通报，公布了毕节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潘发勇参与赌博等严重违法违纪事实。又如，去年1月6日，央视播出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第一集《解决独有难题》，其中披露了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福生案。报道说，张福生自甘堕落，沉迷于打麻将，经常一打就是一整天。一些不法商人见机行贿。十几年来，光是一个叫于洋的老板就送给张福生“底钱”等共计900多万元。当然，张福生对于洋托请的消防验收等事项有求必应。此类案件近年不时可见。它提醒我们：必须正视‘打万历’可能造成的政治危害，有关方面要采取更有效措施规范、管理党员干部的工作、生活，进一步堵塞漏洞，确保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以上或许是老生常谈，但警钟长鸣！”
长者言之谆谆，愿闻者足戒！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