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林徽因笔下，四月天是明媚的、柔美的、可爱的；它吸引着人们走出户外踏青赏景。但是，在更多人心目中，四月天是“雨纷纷”“欲断魂”的日子，因此，更适合“慎终追远”“祭祀先人”。
就在这似乎两相矛盾的日子里，我邂逅了一个冷僻词语：“寄故”。那是清明节前夕，我信手翻阅新到的《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它莫名就跳入眼帘。“怎么似曾相识呢？”我心里嘀咕，于是决定作一番探究；结果发现，这个已无生机的词语具有丰富历史文化意蕴！
说“寄故”冷僻，是因为：作为口头语，已听不到有人说它了；作为书面语，不仅在《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辞典》等古今字词典里找不到，而且在《客家方言词典》等方言工具书里也难觅其踪——目前，谢栋元著《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是我见到唯一收录它的典籍。
该辞典第240页中载：“寄故 丘，浮厝。指停柩待葬。汉族丧葬风俗。死者入殓后由于葬所未定，或其它原因暂时不能下葬，就将棺材移至临时搭成的简易小房子内安放，客家称为‘寄故’。例：‘涯阿婆入殓以后唔田葬，先寄故到菜园角头，等番片个大伯转来再葬。’（我奶奶入殓后没下葬，先丘在菜园子的角落，待我大爷从国外回来再葬。）案：停柩待葬，古有此俗，如《三国志·蜀志·二主妃子传》:‘园陵将成，安厝有期。’”【注：内文之“丘”，本义为小土山，在此名词作动词用，表示“使……堆成丘”。古代即有此用法，如《左传· 昭公十二年》云：“申亥曰：‘吾君杀其子，余不忍其子之死。’亦自杀。国人瘗之，而遂丘焉。”】
原来如此。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曾听大人讲过并见过实物的！——在老家离祖屋几公里远有个地方叫“神堂窝”，那是我和小伙伴平时不太敢去的一个小山窝，因为里面有大大小小二三十个石屋和茅寮，分别堆放着一排排或新或旧、或全或缺的金罂，有的还摆放着用防水油布包裹或用蓑衣遮盖的漆黑棺材。任何时候都显得鬼气森森的。但有好几次放的牛啊羊啊跑进窝里吃草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冲进去找，为此没少挨村里一些叔公叔婆咒骂。一日我问老爸：“‘神堂窝’供着什么大神吗？为何不让牛羊进去吃草？”老爸说：“哪有大神？神就是鬼！‘神堂’就是‘寄故’堂！就是村里人集中存放祖先骨殖和还没埋葬的亲人尸身的地方啊。牛羊进去，可能会踩坏金罂或碰倒棺材！”听老爸这么说，我们除清明或重阳偶尔随大人进去烧香祭拜外，其他时间更不敢靠近了。但是，后来“神堂窝”不“神”了。主因据说是“文革”期间先后来过几批“知青”破四旧，他们把那些石屋推倒、把茅寮烧了，还用锄头把很多金罂也敲碎了；他们走后，为免祖先、亲人遗骨暴露于野，村民们半夜悄悄进去挖坑把他们埋葬了……
那么，“寄故”一词是怎么产生的？从谢栋元书中可知，它虽然冷僻，但“寄”与“故”均为常用字，前者有“寄托”“寄放”“寄存”等义，如《南史·江淹传》：“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后者则有“老”“旧”“死亡”等意，如冯梦龙《古今小说·穷马固遭际卖鎚媪》中说：“前年赵三郎已故了，他老婆在家守寡。”因此，客家话中以“寄故”代替“浮厝”当是从两字之原有意义中“生发”出来的。
“浮厝”不是“寄故”唯一同义词。相同的还有“停柩”“寄厝”“权厝”等等。譬如，干宝《搜神记》卷十一：“其（张劭）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移时，乃见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再如，袁枚《新齐谐》卷十三：“任三知为僵尸，因山门之内停有旧榇（棺材），积尘寸许。询诸僧人，云：‘其师祖时不知谁何氏所寄厝者也。’”又如，《旧五代史·后唐·列传》十一：“仍令收梁主尸，备槥椟（木盒，指棺材）权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
《春秋谷梁传》（东晋范宁集解）出现“停柩”一词。这是中国有关“寄故”习俗最早的记载之一。
历史上，“寄故”——“停柩待葬”现象很普遍。它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春秋谷梁传·宣公第七》载：“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为雨止，礼也。雨，不克葬，丧不以制也。”东晋范宁在集解中说：“故虽雨犹终事，不敢停柩久次。”说明春秋时已有“停柩”现象——不过，因下雨不完成葬礼是违制之举。据传为孔子及其门徒所著、西汉戴圣编修的《礼记》中多处论及“殡礼”，包括“丧三日而殡”“三月而葬”等，亦表明当时至少有“停柩”三个月的“礼俗”。秦汉以后，此类记录更繁。其中，《晋书》多次出现，如卷六十五《王导传》：“（王导）遗令曰：‘昔桓玄篡逆，灵柩暴露……’”所谓“灵柩暴露”，乃指战乱中有不少棺柩无法及时安葬，需临时处置。又如卷七十八《孔愉传》：“（孔愉）卒于家，赠车骑将军，谥曰贞，葬依晋氏故事，权厝于丹阳，后归葬山阴。”宋元之后，此风更长，尤以江浙、福建等地为盛。一些地方有人停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葬。如，清李法孟纂《荆门州志》卷二十一曰：“闽海之俗，亲死多浮厝，年久不葬。”又如，清陈元龙撰《爱日堂诗集》卷二十六云：“先祖浮厝，已及百年兹五。兄六弟贻书相订，于今岁腊月就厝地加封安葬。”因为长期不葬，不少地方累积了成百上千具棺榇，如明赵维寰纂修《宁志备考》卷六·礼乐中云：“余按宁民沿杭之俗，人死不葬，多停之家，至有一家停三四柩者，又有浮厝桑地，聊编竹为蔽者。戊辰海啸，遂至漂浮，顺流而下，往往数十柩聚一处，子若（与）孙求之不能认，遂多弃不复求。”“一家停三四柩”“数十柩聚一处”，够恐怖了吧？不！有更甚者——清李亨特修、平恕纂《绍兴府志》卷之七载：“先是，绍郡（绍兴）官山野地多寄厝之棺，风日暴露……积习日久，恬不为怪。乃遍给告示，既禁焚烧，兼筹代瘗，复据地保查报无主莫葬之棺已四千余具……”仅一地一次性清理就查出无主未埋之棺4000多具，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西汉戴圣编《礼记·檀弓上》关于“三月而葬”页面。
“寄故”风俗发展到后来变得如此糟糕，是严重违背儒家礼制甚至是律法的。《礼记·檀弓》说：“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要求人死之后必须“入土为安”。《礼记·王制》中甚至明确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就是说，人死后，根据身份不同，停柩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七个月。秦汉以降，对于殡葬礼仪各有“章程”，宋代更是将之律法化：“停柩过三年者治罪。”（见《宋史·礼志》）雍正二年（1724），清廷颁布《禁停丧不葬例》，要求各地督抚严查停柩不葬行为，在全国掀起一股整治殡葬陋习之风。其中，福建总督高其倬雷厉风行，颁令“限期葬埋，违者焚柩”，处理了一大批浮厝棺柩。
但是，“寄故”风习一直存在。追溯数千年历史，其成因比较复杂，包括：
一、地理交通限制。古人重视“叶落归根”，但客死他域后运柩回乡耗时费力，需等待合适时机，“寄故”成为过渡性选择。如在《西厢记》中，崔相国去世后其棺榇要运回家乡博陵安葬，途经山西时因“道路阻隔”而暂寄普救寺，这才为张生和崔莺莺相识、私会创造出条件。
二、社会动荡阻隔。因战乱或瘟疫导致人员大量死亡时，浮厝成为权宜之计。如《晋书》记载，东晋南迁士族去世后，常暂厝棺柩于寺庙或郊野，以待日后迁回北方祖茔。
三、经济条件所迫。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穷困家庭，其亲人去世后无力立即营葬，导致棺柩长期停放。
四、风水信仰影响。国人尤其是闽越等地居民笃信堪舆之学，亲人过世后，大多要选择风水宝地或适宜下葬的日月时辰，导致“寄故”者不断递增。还有许多人崇道信佛，常为亡者举办道场或超度仪式，道观和寺庙又提供停柩服务，于是，暂寄往往成为“制度性”程序。
五、特殊葬俗安排。主要是闽、粤、台等地曾盛行“捡骨葬”，浮厝成为等待尸体腐化后拾骨的必要环节。清代《台湾府志》载：“闽粤俗例，葬至数年，必启土捡骨而贮于瓮。”然后等待良辰吉时再举行“风光大葬”。
当然，“寄故”盛行不衰从根本上说与儒家思想相互矛盾有关：一方面，儒家反对人死久拖不葬，认为浮厝是“礼之变”、非常态。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停丧不葬，自唐以来多有之，而近代尤甚。”认为久厝是“悖礼伤教”的。同朝代的汪琬更写下《停柩不葬说》，痛斥：“亲柩暴露数十年，尚敢自称儒家乎？”但是，儒家又一直讲“权变”，认为受贫困、归葬等因素影响而“权厝”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宋明以后，程朱理学与“风水学”结合，认为“卜吉地而葬”也是允许的，变相为长期浮厝合理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此，有专家认为，“寄故”习俗“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实用性与伦理诉求。”
站在当下立场看，历史上的“寄故”现象总体是不值得肯定的。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人们生存的无奈，对祖宗、亲人的崇敬与关爱，但其方式方法是不妥当更不科学的——毕竟“入土为安”才是天道。幸运的是，随着当代丧葬制度改革特别是普遍实行火葬，“寄故”现象逐步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如此说来，数千年的“寄故”史就没有亮点了？不！我认为至少有两类人的言行值得充分肯定：
一是南宋的一个小人物。史载：“岳飞死，狱卒隗顺负其尸出，逾城至九曲丛祠，潜瘗之。以玉环殉，树双橘识焉。临终谓其子曰：‘异时朝廷求而不获，必悬官赏，汝告言曰：棺上一铅筩，有棘寺勒字，吾埋殡之符也。’”宋孝宗赵昚登基后，决定为岳飞平反，派人觅其遗骨，果在九曲丛祠寻得，后改葬栖霞岭。（见无名氏著《朝野遗记》）在投降派宋高宗、秦桧营造的极端恐怖氛围中，作为小人物的隗顺能秉持正义，以大无畏精神保全岳飞遗体，是极其难得的。他属于鲁迅先生称赞过的“敢为冤死者收尸”的“民族脊梁”之一！
李大钊雕像。
二是为创党英烈李大钊安葬出力并照顾其家人的众知识分子。据记载，李大钊于1927年4月28日被北洋军阀杀害后，遗体一度被警方草草收殓，停柩于北京宣武门外长椿寺。因家庭贫困和政治高压，灵柩一放就是6年。经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反复吁请，1933年，北大同仁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等发起公葬倡议并与执政当局周旋，最后由北大代办丧事；蒋梦麟出面协调墓地并拿出部分资金；鲁迅、李四光等100多名文化界人士捐款；丧事操办过程中，刘半农、钱玄同等出力甚巨。1933年4月22日，在地下党领导、支持下，李大钊的灵柩转移至妙光阁浙寺暂厝，次日举行公祭后，冲破军警阻拦，安葬于万安公墓。此外，北大同仁及友人还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李大钊家人，如安葬病逝的赵纫兰、筹款缓解李家生活困难等。其中，周作人不仅为专门委员会捐资，还参与李大钊文稿的整理工作，并为李大钊女儿李星华、李炎华入学等提供帮助……
说实在话，看到这些材料，我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因为，自小我们受的教育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好即坏，对于蒋梦麟、胡适特别是周作人等历来皆划归坏人之列，他们的著作是基本不读的（注：胡适有点例外，因为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将之一，所以他的作品还读过一些。）如今发现，这些坏人居然曾经为我党创党主要人物后事及其家人出过大力，不能不怀疑原来评判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是否存在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要完全肯定蒋、胡等人，更不是要为后来当了汉奸的周作人辩护——汉奸卖国贼永远都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而是说：人性其实很复杂，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讲良知——而良知往往是超越阶级和集团利益的。因此，我们在看到人性恶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善的一面，这样在月旦人物时才能如太史公所言“不虚美，不隐恶”，做到更客观更公正，不至于产生“一边倒”的错失。
也许，这就是我在今年这个四月天里邂逅“寄故”的最大收获！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