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真实画面稍纵即逝，唯有在可被认知的瞬间闪现为意象。”“这种‘闪现’常通过历史词汇的存续实现。”德国著名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曾如是说（见《历史哲学论纲》）。这从一个方面肯定了研究历史词汇的意义：它是认知“过去真实画面”的一种有效途径。作为客家方言特征词之一的“㧡枷”正是这样：其源远流长，“存”与“续”都蕴含着无数悲与喜、正与反的历史“意象”。
“㧡枷”，上古称“荷校。”《周易》曰：“屦（音jù）校灭（遮挡）趾，无咎”“何校灭耳，凶也。”《说文解字》说：“校，木囚也”；《说文解字注》云：“囚，系也。木囚者，以木羁之也。《易》曰：屦校灭趾，何校灭耳。屦校，若今军流犯人新到着木鞾（同靴）。何校，若今犯人带枷也。”就是说，“校”在商周起就有“枷”义。因“何”通“荷”，故汉以后多称“荷校”，《资治通鉴·后梁纪四》载：“庚辰，晋王发幽州，刘仁恭父子皆荷校于露布之下。”而且，一直沿用至清朝，《清史稿》卷七十九写到孔子六十六世孙孔毓珣时云：“来宾僮覃扶成等出掠，未伤人，毓珣令予杖荷校，满日，充抚标兵，散其党类。”与此同时，“枷”作为动词也已在商周出现，有专家称，甲骨文中有以木杈子枷住俘虏的记载。此用法亦传诸后世，如《后汉书·马融列传上》：“捎罔两，拂游光，枷天狗，緤坟羊。”其中所谓的“枷天狗”是指月晕枷住了月亮（客家民间至今仍有俗语云：“月光㧡枷，大枷雨，细枷晴；日头㧡枷，大枷晴，细枷雨。”）作为名词，“枷”最迟也在春秋战国时用于指脱粒工具了，即“枷，加也。加杖于柄头，以过穗而出其谷也。”（东汉刘熙著《释名·释器用》）北宋宋祁和南宋范成大分别有诗云：“压塍霜稻报丰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说明“连枷”也世代相传。同时，“枷”还通“架”，指衣架，《礼记·曲礼上》：“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意为“男与女不能混坐在一起，衣服要分架晒”。由于“枷”字在民间使用更广泛，于是出现了“荷枷”一词，与“荷校”并存。隋唐之后，再由“荷枷”衍生出“带枷”（如关汉卿《窦娥冤》：“净扮公人鼓三通、锣三下科。刽子磨旗、提刀，押正旦带枷上。”）、“戴枷”（如宋何耕《论俗诗四首》之一：“下狱戴枷遭责罚，更须枉费几多钱。”）和“披枷戴锁”（如《西游记》第六十二回：“正行时，忽见有十数个和尚，一个个披枷戴锁，沿门乞化”）等词语。
古代的刑具：枷。
“荷枷”作为一种正式的刑罚，公认的说法是出现在西晋后期。《晋书·载记》第四章写到枭雄石勒时说：“腾（即马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驱辱。”表明当时不仅有了用于拘禁人的枷，而且是“双人枷”。此后的历朝历代——直至清末，“荷枷”都被当作一种严厉的刑罚写进律法并广泛执行。譬如，北魏高祖曾下令：“乃制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世宗永平元年秋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此后，北魏朝廷根据大臣建议定下规则：“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杽械以掌流刑已上。”史称“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又如，《旧唐书·志》卷三十载：“又系囚之具，有枷、杻、钳、锁，皆有长短广狭之制，量罪轻重，节级用之。其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说明到唐朝时制、用枷等已制度化。不过，在人治的封建时代，所谓的制度是因人而变的。譬如武则天当政时，其手下酷吏发明“十枷”，分别是：“求破家”“求即死”“死猪愁”“反是实”“实同反”“失魂胆”“着即承”“突地吼”“喘不来”“定百脉”等，不用细看内容，光听着就非失魂落魄不可！又如明朝刘瑾掌权时，本来《大明律》规定最重的枷不超过35斤，但只要刘公公一个不高兴就可给人戴个150斤的！结果当然是戴枷人撑不了多久就一命呜呼。但此非最恐怖者——登峰造极的是立枷：它设计特殊，通常重三百余斤，前面长，后面短，犯人被枷住脖子，身体无法弯曲只能勉强站立，最终都因体力耗尽而亡。据说很少有人能挺过三天。立枷使用最多的在明神宗时，是东厂和锦衣卫用来对付重案犯或得罪权贵者的“利器”。
从造枷材料看，主要是木头的，但也有铜的、铁的、钢的甚至是金的。譬如，袁宏道《潇碧堂集·锦帆集》卷之四：“聂昆山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再如，《五灯会元》卷十三：“问：‘未审甚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又如，卢前撰《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欲待归去力不加，有玉锁金枷。”不过，“金枷”多为比喻用法——主要指儿女；其源头大概出自道教长老马珏诗句“儿女金枷玉杻”。
各朝各代因罪犯身份不同、所犯之罪不一，枷刑之期有长有短。或数日，或数月、数年；最长的是清光绪年间，有珍妃位下太监苑长春等数人被慈禧下令判“永远枷号，遇赦不赦”。事实上，“永远枷号”是不可能的，因为短则数日多则数年，犯人都被折磨死了。
1876年外国记者拍摄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被枷号图片。
正因为非常残酷，所以，在外国记者等“外部势力”和国内改革者等“内部势力”联合呼吁、推动下，枷刑才于1903年被清政府颁令废除。不过，真正消亡已是民国初年。有论者认为，这一变革反映了中国法律从传统酷刑向近代文明刑法的过渡。
至于客家话中的“㧡枷”一词，则因为古代“荷”又通“㧡”（相关解释见本专栏文章《“㧡担子”》），而且，宋明以后，挑、担货物等行为客家民间多用“㧡”字表述，于是“荷枷”逐渐被“㧡枷”取代。这种变化在国内其他方言区并未出现，因此，“㧡枷”成了客家地区独有词汇。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枷刑消失，“㧡枷”作为一个历史遗留语言，词义已有较明显变化：虽仍有刑罚之意，但更常用于指“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负担”了。“例：‘佢讨老婆以后唔到三年，供倒两个细人子，生活愈困难，无办法，瞒人喊佢㧡枷？”（他娶媳妇后不到三年，生了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没办法，谁叫他套上枷锁的？）【参见谢栋元著《客家话北方话参照辞典》】这恰好印证了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论刑罚词汇的延续”时所说的：“惩罚的仪式性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话语的符号……监狱的物理高墙倒塌后，其词汇仍作为规训的隐喻存在。”（见《规训与惩罚》）
目前，在客家地区，单独使用“㧡枷”一词者不断减少。不过，脱胎于宋人诗句“木匠带枷，自作自受”（释慧远《偈颂·一百零二首》之第三十八）的歇后语“木匠㧡枷——自造的”仍常用。其原因或许与其包含深刻人生哲理有关：人们常常为自己制造麻烦甚至灾祸——有些是不经意的，有些是好意招来的，当然，有些是刻意求之的。其中有无奈、悲哀、愤慨，也有伟大与崇高——
不经意的。譬如，《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写宋江因杀阎婆惜被刺配江州，某日，心情郁闷，独自来到浔阳楼饮酒。喝醉后触景生情，在墙壁上题写了一诗一词。那首《西江月》词内容一般，诗却颇为大胆：“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真是酒后吐真言啊！黄巢是谁？晚唐农民起义领袖，差点把大唐搞断气者，宋江却敢笑他不丈夫！这不是“反诗”是什么？结果，这无心之举差点让他被“就地正法”——如果没有崇拜他的戴宗等人相救的话。还有清末举人杨乃武，因对房客——人称小白菜的毕秀姑很友善，有时教她读书写字，结果莫名陷入轰动全国的杀人案中，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人生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谁不会像宋江那样偶尔放纵一下自我，或者像杨乃武那样做些顺水人情呢？但这往往造成人生无法挽回的悲剧！
好意招来的。譬如，《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有刘备夺取益州的描写，且基本内容都相差不大：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为了对抗强敌张鲁，在张松等人劝说下遣法正去请刘备入蜀。刘备早就想得到益州了，正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来”，于是欣然挥师西进。刘备入蜀后，刘璋发现不对劲，但为时已晚，最终丢了益州，成了刘备建立蜀国的垫脚石。与之相同的还有何进招董卓进京，本想杀擅权的宦官，挽救汉室，结果自己赔上一条老命，还把汉室折腾得有名无实了。如今，类似这种本想做好事却招来奇祸的，又何止一两单呢？别的不说，年轻人扶跌倒老人被讹诈的事三天两头就能闹一出！不过，我认为现在自媒体的炒作实在太过了，因为“为老不尊”者毕竟只占极少数，但某音、某书上的视频、评论大多把老人几乎“打包”划到“坏人变老了”的名册中！这不仅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优良传统丧失殆尽，而且直接导致有的老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命丧黄泉。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社会现象啊！
刻意求之的。汉末的诸葛亮、宋末的文天祥和清末的谭嗣同等等，我认为都是主动寻“枷”来“㧡”者。诸葛亮本可“躬耕南亩”安度一生，但他素有“平天下”之志，又感激刘备“三顾茅庐”求才之诚，所以出山了；最后真如他自己所说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文天祥也一样，明知南宋大势已去，但不抛弃不放弃，四处组织义军抗击元军；在潮州五坡岭被捕后，“械系颈、手梏足镣”即颈部戴枷、手脚戴镣铐送往大都，在狱中三年多亦“桎梏不可出”（见文天祥自述《指南后录》），面对重重威逼利诱就是不投降，反而写下了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正气歌》，真正做到了“留取丹心照汉青”。至于谭嗣同，可能至今仍有人会觉得他傻。因为变法失败后，他本可以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样远走他乡的。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最后，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从容赴死。像这些为国家、为民族大义主动“㧡枷”者，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真正脊梁，其精神值得我们奉为永恒圭臬！
当时代需要有人“㧡枷”时，我们能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吗？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