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词汇是表情达意的符号。很多词语经千百年淘洗后存活下来，不知不觉被注入特定意义，成为今人解读古代历史、文化及古人思想、情感的鲜活样本。其中，一些语言符号因为内涵特别厚重成了某种“集体记忆”，后人只要提起来或阅读到，就能明白或感受到其“意指”，“历史场景”就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譬如，长城、雄关，晨钟、暮鼓，杨柳、春风，蛙鸣、酒旗，以及梅、兰、竹、菊……都是。当然，不同时期、不同族群或民系的“集体记忆”不尽相同，但通过其“记忆符号”同样能引发情感波澜，可借以释读到某些“历史真相”。
“硬饭头”一词亦如是。今年五一期间，回乡下探亲的我不经意在一个菜摊上看到一堆实物时，立即被它们的丑模样吸引住了，历历往事瞬间涌上心头！是的，“硬饭头”关联着饥荒岁月，关联着历代客家人及南方农村人的悲苦辛酸。
王磐（号西楼）辑、姚可成补《救荒野谱》将土茯苓列入“救荒佳产”中。
“硬饭头”又称禹余粮、白余粮、饭团根、冷饭团等。学名为土茯苓；属多年生常绿攀缘状灌木；我国云贵川、两湖、两广及安徽、江西常见；其茎块有解毒、除湿、通利关节之功效，又因富含淀粉常被当作食粮。明代王磐撰、姚可成补《救荒野谱》将它列入救荒之物，称可“代粮充饥”；嘉庆《平远县志·物产》说得更详细：“土茯苓又名冷饭团，澄粉色白，可当餐食，凶岁益多。此与蕨粉皆救荒佳产。”由此可知，千百年来，“硬饭头”是“凶岁”救苦救难之物！
当然，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大多对它是“无感”的；但对于此前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于南方农村的人来说，它是那么的铭心刻骨——真可谓“莫提起，提起来泪满江河”！而前者之所以对它“无感”，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没挨过饿，不知道饥饿的滋味，更不知道“硬饭头”除了煲汤和做药外还能填肚子救命；而后者——特别是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的南方“乡下人”，则大多对它爱恨交加，不少人甚至靠它和其他野菜、树皮等保住了性命！
我也曾饱尝“硬饭头”滋味。尽管那“三年”我还没出生，但从记事时起，它就常常出现在我的饭碗里。当时，“文革”已轰轰烈烈展开，村里的高音喇叭、游行的红卫兵、县城大操场的批斗大会……每每让我惊恐不已，但这些都比不上无时不在的饥饿感那样让人抓心挠肝！“春荒三月”不用说了，即使打夏粮了依然吃不饱——因为“大呼窿”的生产队总是歉收，而且我家永远都是“超支户”（家中五六口人但真正的劳动力只有阿姆一人），因此，从来分不到足量的谷子，甚至连番薯也只有长沙虫的才会给我们；至于自留地就那么几小块贫瘠山坡地，只能种点黄豆、花生、木薯什么的，产出的东西还不够吃十天半月……
千方百计找吃成为必然。河里的鱼虾能摸的都被摸走了，田里的青蛙能捉的也都被捉完了，剩下的就是扛着锄头跟着阿姆去深山里挖“硬饭头”。上山的人也很多，要找到成熟的“硬饭头”藤苗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也很难弄到。因为“硬饭头”的茎块长得很深，一米左右是正常的，有时甚至超过两米。常常是冒着酷暑不停地刨一上午都未必能刨到一块“茎头”出来。更悲催的是等你耗尽力气挖到了，却发现那玩意儿只有婴儿拳头大，或者老得跟木柴一般了！不过，好在阿姆经验丰富，找到“硬饭头”的藤后扯起来看看是否结过黑色的果子，就知道它大概生长多少年了。如果是小于“两岁”的就不会动锄头，因为它们大多未“结块”，挖也是白费力气。
要把“硬饭头”根块变成能吃的东西也不容易。先得把那些“七手八脚”的根须削掉，清洗干净，切成薄片，晒干；再用石碓把薄片舂碎，然后将碎粉放在水缸里浸泡，用纱布过滤；一两天后，等水缸底部的沉淀物凝结了，倒掉浮水，把沉淀物铲起来，拌上点糖或盐做成粄蒸熟，这才能吃！
在记忆深处，“硬饭头”总有一股苦涩味。我一直以为它就是那样的；很多年以后看书才知道，那时因为急着做来吃，浸泡时间和换水次数不够才产生的。当然，对于饿急了的人来说，谁还有耐心等啊！事实上，它常常来不及作更多处理就已进入我口中——每次挖到“硬饭头”后，阿姆总会用镰刀把比较“新鲜”的部分砍下来，削掉表皮就递给我吃。它们刚入口是甜甜的，但渐渐地苦涩味就泛上来了……当然，鲜吃是不能吃太多的，因为有危险——阿姆曾说过：“‘硬饭头’有毒，伤胃伤肾，要加工后才行。”
土茯苓藤苗。
这是阿姆凭经验得出的结论。她没读过书，认得的几个字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扫盲班学的。她不知道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十八中说过：土茯苓“甘、淡、平，无毒”，“若服之过剂则毒气蒸蒸，发为风疮。”也不知道现代《中国药典》中说明：土茯苓虽无毒，但“过量可能引起恶心、食欲减退等消化道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是说“硬饭头”食用不当副作用还是很大的。不过，阿姆曾告诉我：老一辈的人都说“硬饭头”要晒干、打粉、浸泡、过滤、煮熟才能吃；而且，几十年来她也是这么做才没中过毒的。显然，为了应对饥荒，不知多少代客家人通过反复试验才发明出一套有效处置“硬饭头”的办法。
数千年来，中国人似乎总是吃不饱。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一直受困于“短缺经济”。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其著作《短缺经济学》中甚至说“短缺是计划经济的内在特征”。为克服“短缺经济”，历朝历代不少政府采取了不少办法，有的作用明显，但大多无济于事，有的甚至反过来加重了百姓负担，如王安石变法。政府靠不住，百姓便只能自救，于是“瓜菜代”等招数便被发明出来；如果连野菜、“硬饭头”、树皮之类的都没得吃了，一些地方的人就吃观音土，最终死亡便成为一种可怕的必然——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饿殍遍地的惨况恐怕不会被历史遗忘。
同样会被记住的肯定还有1959-1961年。
五一假期结束前一天下午，我陪年近九旬、几乎失聪的阿姆在屋门口禾坪上晒太阳。闲聊中，我扯着嗓子问：“阿姆，‘硬饭头’曾救过自家人的命，是吗？”“啊？”了几次后，她总算听明白了，回答道：“系（是）啊！记得系1960年农历3月初，一家人三四日么（没）食过饭哩（了），好彩涯（我）去下坑（地名）一只（个）大荆棘堆里寻到一条‘硬饭头’滕，割净荆棘堆后改（挖）地泥三四尺，见到一大块‘茎头’，顺着佢（它）一路改下去，一共改到差唔多（差不多）两粪箕（簸箕）计（的）‘茎头’！好得有依兜（这些）‘硬饭头’，一家人才捱到（等到）哩政府发江西番薯干时！”阿姆讲着讲着眼眶就湿润了……
幸运的是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摒弃“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后，中国才找到克服“短缺经济”的良方。经四十多年努力，14亿中国人民摆脱了“绝对贫穷”，实现了“全面小康”。尽管现在也还存在这个那个问题，但至少大家吃饱穿暖没有任何问题了！因此，“硬饭头”回归其“正常”价值：做药、煲汤。也许再过几十年，其曾作为救苦救难的主食作用也会被彻底遗忘……
土茯苓茎块。
“混石猜良玉，寻苗得茯苓。”（唐薛能《华岳》）也许，最后有必要说一说“硬饭头”（即土茯苓）和茯苓的差别。因为在古代诗文中，两者往往混为一谈，导致现在有些人也搞不清楚它们究竟有何不同。
《汉典》称：“茯苓 中药名。别名云苓、白茯苓。寄生在松树根上的一种块状菌，皮黑色，有皱纹，内部白色或粉红色，包含松根的叫茯神，都可入药。”这显然与“百合科植物干燥根茎”的土茯苓不是同一种生物。作为中药，两者主治疾病更不同：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等，可用于水肿胀满、痰饮咳喘、脾虚食少、腹泻、小便不利、心悸失眠、遗精带下病等。”而土茯苓则对“梅毒、骨挛痈漏（骨疼痛、痈溃烂）”有显效。（见李时珍《本草纲目》）
它们被发现的时间也有先后。茯苓在我国首部中药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而土茯苓则较晚——虽然南北朝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已出现“禹余粮”内容，但正式名称在明代药书《滇南本草》中才亮相。不过，从出现茯苓记载到明朝一千多年里，有些诗文中的茯苓其实是土茯苓。譬如，上述唐代薛能《华岳》一诗中所写的就是土茯苓。因为作为植物的土茯苓才有苗，而属于真菌类的茯苓是不可能长苗的。又如，南宋方岳《李监饷四物各以一绝答之·土瓜》中云：“蹲鸱不紫茯苓黄，初斸春烟带土香。”因茯苓是皮黑里白或皮黑里粉红的，而土茯苓才是黄色的，因此，此诗中之茯苓亦为土茯苓无疑。当然，这类诗句在古代众多写茯苓的诗文中只是九牛一毛——历朝历代诗人均将它作为寄寓高洁或出世情怀之物而吟咏之，如杜甫曰：“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严氏溪放歌行》）再如苏轼云：“我来徙倚长松下，欲掘茯苓亲洗晒。”（《又次前韵赠贾耕老》）又如元末明初杨基称：“可是山中朝洗药，一渠春水茯苓香。”（《赤山漫兴》）等等。其数量之多不说汗牛充栋，至少也是车载斗量。当然，如果站在“集体记忆”的角度看，茯苓多少与秦关汉月等等词语相似，也属于汉民族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只是与代表饥荒的符号土茯苓比，它多少有点“吃饱了撑着”而无病呻吟的味道！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这算不算是一种苛求古人呢？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