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刷抖音视频，被其中一个“震撼”到了。有人问一装扮时尚的姑娘：“婚后跟家婆合不来咋办？”姑娘响亮地回答：“干就完了呗！我连我妈都干，何况家婆一天都没养过我！”虽说“今时唔同往日”，“三从四德”早已过时，但此等言论仍令人反胃。我跟一朋友说：“现在讲女权，讲平等，但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的传统还是要的吧？”朋友回应：“那自然！放在明清，视频里那姑娘如真‘干’家婆，属于犯了‘七出’条规之首，重则‘浸猪笼’轻则被赶出家门！”他深深感叹道，“还是你们传统客家妹子好啊，‘四头四尾’的，男人多幸福！”

　　朋友是山东大汉，居然也知道“四头四尾”？！我一边说：“老话说‘娶女要娶客家女’嘛”，一边想：兄弟，传统客家妇女的真实情况你了解得还不够啊！因为，“四头四尾”虽然展示了她们吃苦耐劳、孝顺善良、能干无私的品质，但又有谁知道其蕴含多少苦难和血泪呢？

　　所谓“四头四尾”是指：家头教尾——操持家务、侍奉翁姑、教育子女；灶头镬尾——烧饭煮菜、割草打柴、家计营生；田头地尾——播种插秧、驶牛耕田、锄草施肥；针头线尾——穿针引线、刺红绣青、纺纱织布。（见德国传教士欧德理1870年所著《客家概况》）一句话，该女人干的她们干了，该男人干的也由她们干了！

客家妇女耕田忙。 刘育杰摄

　　客家妇女之勤劳之辛苦真可谓天下无双。这点我打小就清清楚楚：我的阿婆、阿妈、阿姑等亲人哪个不是每日从早忙到晚、一年四季不得闲的？祖籍广东韶关的朱德总司令在《回忆我的母亲》中说：“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在《中国的客家》一文中说：“在客家中，几乎可以说，一切稍微粗重的工作，都是属于妇女们的责任……你将看到市上做买卖的，车站、码头的苦力，在乡村中耕田种地的，上深山去砍柴的，乃至建筑屋宇时的粗工，灰窑瓦窑里做粗重工作的，几乎全都是女人。”

　　晚清爱国诗人、梅州“八大乡贤”之一的黄遵宪写得更细致：客民妇女“大抵曳趿履，戴叉髻，操作等男子。其下焉者，蓬头赤足，帕首裙身，挑者负者，提而挈者，阗溢于闹肆之间，田野之中……其中人之家则耕而织，农而工，豚栅牛宫，鸭栏鸡架，牛牙贯错，与人杂处。而篝灯砧杵，或针线以易屦，抽茧而贸织，幅布而缝衣，日谋百十钱，以佐时需。男女线布，无精粗剧易，即有无赢油，率委之其乎。至于豪家贵族，固稍暇豫矣，然亦井臼无分亲人，针管无不佩也，酒食无不习也。”他感叹：客民“妇女之贤劳，竟为天下各种类之所未有。”（引自《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

　　客家妇女不仅勤劳，还极其孝顺。她们从嫁入夫家之日起便把家公家婆当亲生父母看待。近阅晚清和民国时编撰的粤赣闽客家地区一些州志县志，发现有的所列烈女孝女数量竟与男性英烈贤人相当，而孝女所以入列，主要是因为含辛茹苦养儿育女、伺奉家公家婆。譬如，清乾隆时蕉岭县蓝坊镇有一吴姓女子，未出生便被指腹为婚，老公幼年病夭，但她成年后仍遵从父母之命嫁入男家，终生守节，勤勤恳恳操持家务，全心全意伺候家公家婆……

清末民初客家劳动妇女（驶牛、担柴、割禾）。图片来自网络

　　客家妇女如此勤苦，那么，客家男人都干什么去了？《嘉应州志·礼俗卷》载：“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这“四方之志”包括：一、读书应考。走这条路的人最多。所谓的耕读传家、崇文重教，读书大多是男子的事，女子少有机会参与。清末法籍神父赖里查斯在《客法词典》中不无夸张地说：在嘉应州“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多间中学，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这些学生里也有个别家境好、家长思想又开明的女生，但绝大多数是男生。二是“贸迁远出”（黄遵宪语），即外出做生意。《龙岩县志》曰：“本邑行商几遍全国”；梅州兴宁则有“无兴不城市”说法，意即没有兴宁人做生意的城市不算城市。三是“过番”，即下南洋。史载，自16世纪起，葡西荷英等国殖民者通过地理大发现进入东南亚，为掠夺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他们纷纷从闽、粤沿海地区招募青壮年到殖民地当苦力。特别是十八世纪后期“废奴运动”开始后，西方贩卖黑奴急剧减少，殖民者更是以雇佣（“卖猪仔”）、欺骗、绑架等手段将更多闽、粤壮汉弄到东南亚。据估算，直至1949年，到东南亚卖苦力的华工达四五百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客家人，包括部分太平天国失败后出逃的客家将士和“土客大械斗”后走投无路的“客人”。而梅州人下南洋的出发地主要是梅县松口火船码头，“据不完全统计，从松口火船码头下南洋的华侨有100多万人。”（引自南方日报2023年12月12日报道）四是“饱食逸居无所事”。是指有的客家男人读书不行、做生意不行，又怕当兵或“过番”，更不愿意耕田，于是饱食终日（其实有的也缺衣少食）无所事事。这种人过去有，现在也还有。只不过他们是最被人“看衰”的一类。长期以来，客家女人最怕嫁给这样的男人；万一碰上，那就是“猪胆入黄连——苦上加苦”了！

　　旧时客家妇女除了“四头四尾”的劳苦，还有封建礼教无情压迫。清末至今，不少学者根据客家女子不缠足就认定她们几乎不受封建礼教束缚。譬如，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就说客家妇女“是不受压迫的”（见《中国的客家》）。事实如何呢？确实，北宋起缠足逐渐流行，客家妇女却大多赤脚走天下（据查，宋以后客家地区也有个别大户人家的女子是缠足的）。所以如此，是残酷的生存条件决定的。因为宋明时期广东仍是流放犯人之地，以穷荒“天下所闻”，粤东更是“天无百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家亲”的“瘠苦悭啬之区”，客家妇女要耕田种地、砍柴挑担维持生计，凭连站都站不稳的“三寸金莲”如何做得到？不过，客家妇女成为主要劳动力并不表明其家庭和社会地位高。因为只有男权极度强大才可能迫使她们从事如此繁重的劳作。换句话说，“四头四尾”是男权压制的结果。只不过所谓“习惯成自然”，时间长了，连妇女们也觉得那是其应尽的天职了！有一个细节很典型：我小时候，老家村里但凡有红白喜事，蒸酒做饭者尽是女人，但吃饭时昂昂然坐正厅主桌的只有男人，女人则窝在偏间或厨房吃。如果有人喊她们出来坐主桌，她们还会觉得“不自在”！伏波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毋宁说是逐渐形成的。”客家妇女的这种“自觉”无疑是被封建男权思想长期“教育”出来的。

　　更大的压迫是婚姻不自主。尽管不少客家山歌是情歌，有的甚至是表现客家女子“赤裸裸”追求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有人据此认为客家妇女恋爱婚姻是多么幸福；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客家女子都是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亲出嫁的。最惨的是万一丈夫死了或长期外出不归家，她们就必须按“从一而终”的规定守死寡或活寡。特别是程朱理学盛行后，一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不知残害了多少客家妇女！譬如，《龙岩州志》记载，明成化七年（1471年）到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364年间，仅漳平县妇女载入《烈女传》的就有157人，几乎都是终身不改嫁的寡妇，而且，绝大多数只写姓氏，连名字也没留下。

　　守活寡的更难以胜数。譬如，丈夫外出做生意或下南洋闯世界，往往“青丝出门，皓首方归”，众多的甚至客死他乡，而家中妻子日日翘首以盼、夜夜独守空房；有书信银钱寄回来的还知道生死，没有音信的只能“望天打卦”。此外，还有大量“等郎妹”“童养媳”……最为可怜的是那些只跟公鸡拜过堂的女子，她们连男人（在南洋）的脸都没有见过，却要担起妻子、儿媳重责，累死方休。而且，即使这样，她们还被教育要守妇道，不允许有任何偷情或改嫁等“不端行为”，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教育的手段包括“劝”，如客家山歌《十嘱妹》中唱道：“九嘱妹子你爱听，嫁过两次骨头轻。子孙诰封封不到，姑嫂相骂骂唔赢。”惩罚最重的是“浸猪笼”，这在明清时期广府地区和客家地区都很流行。2011年，有人在梅县隆文镇绿窟潭水下40多米处，意外发现十几具绑着铁链的尸骸。调查发现，它们是清末民初被丢进水潭的，其中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因所谓“不守妇道”而被家族私刑处死的！（中新网2012年11月17日报道）

　　写到这里，耳边响起小时候听过的一首山歌：“想起当日妇人家，真正做牛又做马。受尽几多冤枉气，千重锁链万重枷。”这是旧时代客家妇女人生的真实写照。现在情况有了根本性变化，但一些地区仍存在女人不能上族谱（即使上了也记姓不记名），给过世父母立碑只列男丁，以及只有生男孩才能在正月十五举办“添丁”仪式等现象。

　　维特根斯坦说：“词语标记事物的本质。”“关键不在于词语，而在于词语的意义。”（见《哲学研究》）透过“四头四尾”这组词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客家妇女极其伟大的一面，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她们极其悲惨的一面！

　　传统客家妇女是真的好！但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说她们的爱情婚姻是多么美好、家庭和社会地位是多么的高了！

——姚燕永@粤东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