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与北方一老同学“煲电话粥”，聊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突然，他说：“嗐！‘只顾聊三国，豆腐坏一锅。’我地铁坐过站了！”闻此我不禁解颐，因为想起了老家一句相似俗语：“听讲《西江月》，豆腐火烧锅。”它也是形容沉迷某事而误了正事的。也许现在的客家后生很少听人这么说了，但我小时候是耳熟能详的。
我出生于“四清”那年，不久碰上“文革”，唐诗宋词基本没机会读，所以并不知道《西江月》是什么。直到有一天，在一场中小学生都参加的批斗大会上，听一个红卫兵姐姐慷慨激昂地朗诵毛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才算启了蒙。当时我被它深深震撼到了：“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气魄何等雄奇，令人过耳不忘！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知道了《西江月》是词牌，也从字面理解了“听讲《西江月》与豆腐火烧锅”的关系，但对为何客家人会以此表示沉迷某事而误了正事仍一头雾水。年少的我也曾求教父老乡亲，但均不甚了了。这便成了我心中一个谜团。当然，这也多少影响了我日后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的选择：从古代文学入手也许能解开它。
然而，因用功不足、学养欠缺，导致无论是早年求学时，还是后来从事文字工作30多年间，我都没找到解开谜团的历史文献记录或其他直接证据。为了不留遗憾，近日我做了些考据工作，有些想法，现写下来求教于方家。
首先我想到了客家人的来源和文化因子的传承方式。学界普遍认同客家先祖不少是宋代官绅或读书人；宋太祖确立文人治国，这些客家先祖自然属于主流社会里的主流人群。而宋朝恰恰是词这一艺术形式最为繁荣的时代。因此，客家先祖对诗词歌赋特别是词大多很拿手是理所应当的；即使是平常人家，耳闻目睹，对词也不陌生。《东京梦华录》《梦梁录》及《宋史》等记载，无论北宋南宋，汴梁、杭州、扬州等都邑无不勾栏瓦舍、青楼酒馆遍地，日夜弦歌不绝，所歌者大多为时人尤其是名人大家作品。著名学者詹安泰在《宋词散论》中说：“词在初期是和音乐密切结合的一种文学体制”“绝大多数是应乐工歌妓们的需要作为‘遣兴娱宾’之用而写的。”可以说，宋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其盛况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丽君、香港“四大天王”等风靡一时无二致。譬如，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经常去妓院玩；他擅长填词，教坊乐工每得到新曲调，必求他来填，然后歌才能传唱开去。叶梦得称，他在丹徒任官时，曾听一从西夏归朝的官员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因此，可以说有宋一代不知词者相当罕见。
而《西江月》又是宋词众多词牌中最为流行之一。它本是唐教坊曲名，后被用为词牌，其出处大概率是李白《苏台览古》中的句子：“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该词牌唐五代开始在民间流行，到宋后形成固定格律、音韵和句式，得到众多词人喜爱。可以说，宋代词人大多写过《西江月》，其中不少作品现在仍广泛传诵，如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苏东坡的“世事一场大梦”、张孝祥的“满载一船秋色”等等。
2023年9月29日在北京拍摄的中秋夜景。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摄
关于《西江月》词，正史和野史上都记载不少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譬如，被视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自号“迂叟”，其人设历来都是“刻板”“守旧”，却想不到“糟老头子”其实也是个风流才子，也写过浓词艳句，如《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由于其所写对象是一名歌妓，因此，司马光被不少人视为伪君子。当然，近千年来一直有人为他喊冤，说他写的不是淫词艳曲，而是他在王安石当政时被贬出京城后写给皇帝的，词里所谓的美人是暗喻君上的，手法与屈原《离骚》“香草美人”一样云云。这当然自成一说，只是不知道司马光自己认不认？
但我以为宋朝人乃至于后来的客家人所以津津乐道《西江月》，恐怕还是跟“白衣卿相”柳永关系最大。因为《西江月》不仅在他手上成为正体（标准文本），其写的那首“师师生得艳冶”更有故事：“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按。奸字中心著我。”它不仅极大地突破了文人的“底线”，把嫖娼宿妓写得堂而皇之，而且把至尊皇帝也拉扯进来了。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师师”并非普通妓女，她全称李师师，是皇帝宋徽宗的情人。可是柳永却不把皇家体面放在心上，还“无耻”地叫嚣“奸字中心著我”。幸而他是生活在“不以文字杀人”的宋朝，如果碰到朱明皇帝或清朝列位君主，早挫骨扬灰了。不过，当时敢把皇帝隐私公布出来的可不止柳永一个。周邦彦的名作《少年游·并刀如水》也传诵千古。更有趣的是，该词传说是周邦彦躲在师师床底下听了宋家天子与师师对话后写出来的。也正是因为不少宋代词人像柳永、周邦彦那样写了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谈情说爱、旖旎风流这类事情”“反映现实的程度不够深广”，所以，詹安泰先生站在“阶级观点”认为宋词的价值比不上唐诗和元曲。（见《宋词散论》）
抛开詹安泰先生过时的“宋词价值论”，回到宋代词人奇闻轶事。我认为，像柳永、周邦彦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香艳故事在当时肯定是朝野轰传、流播四方的。特别是那些个说书人（恰如今天的自媒体人）又岂会错过这挣大流量的机会？在他们添油加醋地讲述之下，宋徽宗、柳永、李师师自然“有井水的地方”都能听到他们的“传说”了，而《西江月》也因之深入人心。可以想像，无论是酒楼茶馆，还是寻常人家，一旦人群聚集，有人讲起那些“传奇”，正在煮豆腐的厨子厨娘也听入迷了，导致火烧锅事故发生，不也挺正常的吗？而一旦发生这种豆腐火烧锅事件，人们又会把它当作新的趣闻、笑料添油加醋讲述出去，久而久之，它就变成市井流行的口头禅；再后来，人们转而用它来形容因沉迷某事误了大事，最终变成一句俗语代代相传下来了。
2022年7月13日晚，广东鹤山市民在西江河畔观赏“超级月亮”。 新华社发（黄继明 摄）
这种文化因子的传承正是文明传承中最古老也最常见的方式：口口相传。当年孔子站在黄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也是其弟子口口相传，许多年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吗？
据此，我认为，作为宋代汉人后裔的客家人有讲“听讲《西江月》，豆腐火烧锅”的习惯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我想到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客家人世居山区，生存条件恶劣，谋生方式不多，最主要的是读书科考、当官做老爷，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是也。当然，读书主要是男的。宋元以降，客家地区有一种传统：妇女下田耕作。其原因就是男的读书考学或外出谋生去了。因此，客家人引以为傲的所谓“耕读传家”，常常是女耕男读。客家男人从小就会被灌输一种观念：不读书在家耕田，是会被人看衰的。民谚“读书肯用功，茅寮屋里出相公”“想食肉就养猪，想出息就读书”等也印证了这一点。
也正因为读书能求得“出身”，还能光宗耀祖，于是崇文重教便成了普遍追求的风尚。史载，明清时期，客家地区官学、公学、私塾等非常多，历年中举中进士者虽不如江浙地区，但也不在少数。譬如，乾嘉年间，广东曾有接连五科乡试雄踞榜首的解元均为嘉应州生员。到了近现代，客家人更重视教育，法籍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于1901年所著《客法词典》中说：“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看到随处都是学校……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
“不学诗，无以言。”唐宋科举考试，诗词歌赋是必考项目；王安石变法后虽有所改变——注重策论了，特别是明清时均以四书五经为主，但诗词歌赋却是历代学子逃不掉的必修课。唐诗宋词元曲，在学校里教宋词讲《西江月》必不可少。为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老师大多会旁征博引与作品、作者相关的奇闻趣事，或选于正史，或择于《齐东野语》《宋稗类钞》一类野史，当然还有不少是“口述史”。如此，“听讲《西江月》，豆腐火烧锅”相关故事流传下来属正常现象。我早年曾听一位读过私塾的老先生说过，他最先听到该俗语就出自其清末秀才老师之口。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讲唐诗的是黄天骥老师、讲宋词的是吴国钦老师，他们每讲一首唐诗、宋词同样引经据典，借正史野史增强课堂趣味，于是，我们也知道了不少诗人词人的奇闻轶事，譬如司马光与拗相公、苏东坡与朝云、柳永与宋徽宗、陆游与唐婉……可惜两位老师一个是广府人、一个是潮汕人，都没讲过“听讲《西江月》，豆腐火烧锅”的故事，未免有些遗憾。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过：“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听讲《西江月》，豆腐火烧锅”一语出现在客家地区，反映了千百年来客家社会某种真实状况，这对我们理解这一民系的历史与现实是有一定意义的。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