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林密，鸟鸣兽啼。艰难行走在通往河头乡寨颈铺崎岖茶盐古道上，我很快便失去了出门时的兴奋劲，扯着阿姆的衣角问：“阿姆，几时能到姑姑家啊？”阿姆伸出衣袖替我擦了擦额上汗珠，轻声说：“坚持！还有‘一铺路’就到了。”咬牙又翻过两座山，前面依然是小路弯弯，没个尽头。于是，我一屁股坐在路边石头上抱怨：“阿姆，‘一步路’怎么那么长啊？”阿姆停下脚步，笑着说：“‘一铺路’就是那么长的啊！”
这是50多年前发生在老家平远县很平常的一幕。长大后我才明白，阿姆所说的是“一铺路”，而非我以为的“一步路”。其实不仅小时候的我如此，很多在粤东梅州、潮汕和闽西、闽南等地长大的后生，都曾把当地流行过很长时间的“一铺路”误会成“一步路”。所以如此，主要是客家话中“铺”“步”同音（读pu4）；而且，人人都知道“一步”有多长，而“一铺”表示什么很多人不清楚。
这或许是因为“一铺路”中的“铺”实在太过古老，其所关联的历史现象虽然宏阔甚至事关家国存亡，但其实体已消失上百年。因此，除在一些方言符号中还存留着些许“历史印记”，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对它逐渐从隔膜到陌生，再从陌生到一无所知。事实上，它漫长、复杂又辉煌的历史，以及它所见证过的许多人和事，是值得“唤醒”并细细品味的。
铺字出现很早。金文中便有了。许慎《说文解字》说，铺的本义是衔门环的底座，又称铺首。同时，它又指一种铜器，“豆”属，其上部是一个平的直壁浅盘；专家称“铺与豆的区别在于它没有细长的把柄，在盘下连铸一较宽的高圈足。”显然，铺一开始是用来称呼人造物件的。但从春秋战国时起，其含义便不断增加，发展到后来既可当名词（如商店、床铺等），又可当动词（如把东西展开或摊平、安排、摆设、设置、布置、铺叙等），还可当量词（如一铺炕、三铺画等）。其中，铺当名词时还有一个重要意义：驿站——古代传递公文和投递信件的地方。只不过它出现较晚：“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元史·兵志四》”以上见《汉语词典》；其他词典如《汉典》等对铺字的解释也大体相同。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葬中出土的驿使砖画。
其实，诸词典这么写是不精准的。因为：一、铺不等同于驿站；二、铺作为邮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非元朝才出现。为何这样说？我认为，只要梳理一下中国古代邮驿史便可明了——
我国邮驿机构出现很早。商朝便有“堞”“次”“羁”等用于传递信息和方便旅人暂居的建筑。西周则已设立专管庐舍候馆的官职，称为“野庐氏”，主要负责往来官员、使者的接待（见《周礼》）；同时，周朝文书传递方式更为多样，包括“传”“驲”“邮”等。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各显神通，除“驲”外，还建立了“遽”“置”等邮驿机构。秦并天下后，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进一步完善邮驿体系，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统称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讯系统的专有名词。秦朝还改进了文书传送方式，把单人专送改为站站接力，大大提高了效率；邮路上信使食宿之处，有的称“邮”有的称“亭”；现代考古工作者曾在始皇陵西侧发现一块刻有“平阳驿”字样的瓦片，他们推测，“驿”在秦时也是邮路上的居停点；另外，秦时还设有“传舍”，《史记·郦生列传》说，刘邦初见说客郦食其便在“高阳传舍”。关于秦时“亭”的功能，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有明确记载：主要负责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及酱菜、韭、葱等的供应，连供应数目都很明确。由此可见，秦朝时驿邮大体合一。
两汉至隋唐，中国的邮驿系统不断完善，构建起当时全世界最为发达的邮驿网络，助推封建王朝不断走向巅峰。其中，汉代最大的进步是将驿和邮相对分开：《风俗通》载，汉初，朝廷“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因此，“置”成了邮传信使的中途休息站。同时，汉朝还设立众多“邮”和“亭”，主要管理短途步行投递，被称为“邮亭”，《汉旧仪》载：“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两里半。”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而“驿”更多用于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等，类似后来的政府招待所。这类驿所也延续了秦时“传舍”之名。不过，汉时邮驿区分并不严格，两者合一或名称混用的情况依然不少。隋唐邮驿体系在两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不仅形成了覆盖全域的庞大网络，而且其管理体制、考核制度等也更为健全周密。据《通典》载，唐时甚至连县以下的乡一级都任命了“驿长”主管邮务。为了保证邮驿机构正常运转，政府给予不同等次的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日常办公用品及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譬如，《册府元龟》载，盛唐时国力强劲，政府划拨的驿田相当多，“上等驿拥田可达2400亩，下等的也有720亩”。又如，《唐六典》说，政府给驿馆拨付经费，每个每年平均约1100贯。同时，唐朝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定邮驿的服务范围、不同级别的官员驿送待遇以及驿传时效、里程等等，并配套出台了系列处罚措施。显然，隋唐时期实行比较严格的“邮驿合一”体制，改变了两汉以来的混乱状况，使帝国邮驿服务通达顺畅。（参见臧嵘著《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明代官员出差入住驿站凭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大唐才首次出现与邮驿相关的铺。中唐诗人王建在《送裴相公上太原》一诗中云：“遥知塞雁从今好，直得渔阳已北愁。边铺警巡旗尽换，山城候馆壁重修。”这里的“边铺”被认为是传递军情信息的“邮置”。不过，唐朝这种性质的铺数量不多，规模也很小——像小商铺。
直到宋朝，邮铺和递铺才全面开花，且功能与驿站完全分开。众多史料显示：从北宋初年起，朝廷出于传递紧急军情的需要，设立了系列专业化、军事化递铺。宋罗愿撰《新安志》说：“五代以来，天下邮传皆役平民。建隆二年（宋太祖登基次年），始命以军人代之。”递铺是邮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紧急程度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种。其中，急脚递速度要求最高，明确规定中途人马不入铺、日行400里；到南宋时，如果是挂着金牌的，甚至要日行500里——宋高宗就是用十二套金牌“500里加急”把岳飞从前线招回来的。与急脚递相应的是急脚铺。后者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三月的一份圣旨中：“诏西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真定总管司及雄州文书外，它处不得承受。”（《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四）据统计，到北宋末年，全国共设递铺7000余个，按主要道路每铺配兵10-12名、僻路4-5名计，全国铺兵至少四五万人。而在建立递铺同时，全国各地的驿馆也以接待人为主了。不过，铺驿虽然分开，但驿站可调用铺马。
元朝急递铺令牌。
元朝的邮驿体系是仿照宋朝建立的。其急递铺的前身是宋朝的急脚铺。《元史·兵志四》载：“站赤，译言驿传也，立于太宗元年。”中统元年，诏“设传递铺驿”；“三年，定中书省文字转递外，其余官府文字不得由急递铺转送。”“至元八年，令各处成造军器由急递铺转送。”至元九年，左补阙（官名）祖立福合上书称急递铺之名“不吉祥”，“遂更为通远铺”。但是，民间已习惯称急递铺，因此，通远铺之名几乎无人知晓。而急递铺之间的距离，同样延续宋朝根据地理远近、人数多寡，“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的传统。不过，元朝取消了宋朝铺兵由厢军等充任制度，改由世袭“站户”担当。明清两朝承继元代邮驿制度：“一铺”大多为十里；同时，所谓的铺兵也不再由军人充任，而是通过官府“签派”民户充当——这与元朝的世袭制不同。
中国传统铺递是在清末消失的。主要是相对于西方近代邮政而言，其效率太低，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且易滋生腐败等问题。于是，1896年大清邮政官局成立并逐步接管国家通讯业务后，传统邮驿体系便渐渐瓦解了。
由上可知：一、铺是邮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将之简单解释为驿站。二、铺特别是递铺并非元朝才出现，其历史更为久远。三、“一铺”的长度大多为十里，这是宋元之后形成的惯例。粤东客家话和闽南话“一铺路”即来源于此。
行文至此，本可搁笔。但在查阅古代邮驿资料时，我发现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值得认真探讨——它就是：李自成是否因为驿卒工作被汰撤导致生活无着而走上造反之路的？
引发我对此问题关注的主要有两本书：一是小说《李自成》（姚雪垠著），另一是史学著作《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它们均称：李自成曾在银川驿当驿卒。崇祯元年，给事中刘懋上书“请裁减驿站”。第二年，银川驿被撤，李自成失业，在家生活无着；经一番折腾后，他带着一帮人投奔农民起义军去了。两书写法不太一致，细节有所不同，但所说基本事实一样。由于它们影响巨大，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其所写即是真的。但是，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我之所以心生疑问，是因为看了《明史·列传·李自成》中的记载。原文曰：“李自成，米脂人……幼牧羊於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狠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也就是说，李自成离开银川驿并不是因为饭碗被朝廷端了，而是他多次犯法被追捕才逃跑的。当然，正史是统治者写的，他们对造反者不可能持客观公正态度，编造事实也不是不可能——一部《二十四史》造假的地方岂可胜数？或许，李自成就是被《明史》作者“黑”了！为一探究竟，我转而查找李自成被裁的最早记载。重点自然是明末清初系列或“正”或“野”的著作，如张岱《石匮书后集》、谈迁《国榷》、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计六奇《明季北略》、郑廉《豫变纪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等，均未发现有李自成因驿卒工作被裁而走上造反之路的记录。不过，它们大多写李自成当过驿卒。至于其离开驿站的具体原因则有多种说法，包括与同里人有矛盾吃了官司、捉奸杀淫妻等等，概括来说就是犯了事或受了迫害。如此，姚雪垠、当年明月他们写作“所本”又何在呢？经更深入查找，我终于在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一书附录的《嘉兴弹言丛延妹镇志李自成传》中找到一段相关文字：“十月，王嘉胤破黄甫川堡、清水营，据府谷、三作；自成尚为驿卒。给事中刘懋请裁驿站银，驿卒窘。二年正月，自成始为狗盗，里人苦之，乃推为里长。”不过，它虽然把李自成“为狗盗”与“刘懋请裁驿站”挂上了钩，但仍存在很大问题：一、它说刘懋请裁的是驿站银，而非驿站。二、说裁减驿银的后果是“驿卒窘”，而非让他们（包括李自成）下岗走人。当然，其间接影响也很大：“自成始为狗盗”并当上了里长。至于李自成为何当了里长仍“投寇”？该传后文称是因为受不了上级“催科急”。显然，这与当代人的叙写有极大差别。还有一个更有力证据：明末写《豫变纪略》的郑廉，15岁时曾被李自成农民军抓走并在军营中呆了数年；晚年在写早年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时，他也只字未提李自成造反与驿站工作被裁有关。在他笔下，李自成是因为借了邑官艾氏的贷子钱，逾期不能偿，被邑令鞭打并戴枷在烈日下示众，他的朋友们看不下去了出手将他救出，再经一番争斗后才率众起义的。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当代人写书不会胡编乱造，只不过我未能找到其“所本”罢了。
最后，我有一个猜测：姚雪垠他们也许是看了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五“中原群盗”和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的叙述，把两部分内容结合起来，再展开联想，最后才形成“个人叙事”的吧？因为该书“中原群盗”重点写了刘懋请“裁定驿站”对“河北”（指黄河以北）流民的影响：“河北游民向籍食驿糈，用是益无赖；岁不登，无所得食；所在溃兵煽之，而全陕无宁土矣。”在“李自成之乱”中又说：“怀宗崇祯元年，延安大饥，不沾泥、杨六郎、王嘉运等率众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为盗。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骑射，家贫为驿书，往投焉。”确实，如果把两者连起来读，很可能会“推导”出李自成投寇与崇祯“裁定驿站”有关。
然而，“推导”与史实之间的距离又何止“一铺路”呢？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