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霎时间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斜阳满地铺。回首生烟雾，兀的不山无数水无数情无数。”这是元人创作的一首曲子，名为《塞鸿秋·山行警》，作者已不可考。初读它，稍觉平淡，吟诵再三则滋味渐浓：人生何处不是一个行字？那怕“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只要“一铺路”“一铺路”走下去，总能越过“山无数水无数”收获“情无数”。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日前，《“一铺路”》刊播后，在南方+上收到一些评论：“从一个词读懂一段历史，真棒！”“文化传承十分需要这样的解读。”云云；也有朋友发来短信：不知不觉间“粤东野语”已出到五十五篇了，为老兄的静心恒心点赞！感谢读者和朋友的鼓励！可以说，这一年多来，我围绕语言人类学系列话题做了些探索，恰如行过“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回首看看，成果虽嫌单薄，但得到读者、朋友之“情无数”。这将激励我在柳暗花明的学术路上继续攀登！
反刍《“一铺路”》一文，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它更多的在“说事”而非“说人”。而事实上，在数千年浩瀚历史长河中，那一个个在驿站、邮铺中进进出出的人，或伟大或渺小，或英雄或狗熊，或欢乐或悲戚……在他们风尘仆仆的身上，蕴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下面，我们挑选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来絮叨絮叨——
一、白起之死
我眼前首先浮现的是一位白发萧疏的老人。他正踉踉跄跄行走在坎坷不平的驿道上。这时，天将黄昏，风雪交加。老人冻得瑟瑟发抖，但不得不咬牙前行。不久，他来到离咸阳西门十里处的杜邮亭，摇摇晃晃踏进亭中坐在石板上喘息。
老人叫白起，曾被封武安君，秦国乃至于天下无人不知的战神。他在长平之战一次性坑杀四十万赵卒的记录至今无人能破。但就是这么个战功赫赫的人，却因违抗秦昭襄王的命令被逼上了绝路——前来索命的使者不久便快马追上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公元前259年9月，秦王请白起带兵再征赵国，他因病“不任行”。秦王只好请王陵率军前往。然而，王陵接连败北。次年正月，白起病愈，秦王再请他取代王陵统军，但白起说了一堆此时不宜攻赵的理由，拒绝前往；秦王不悦，强命他赴赵，白起坚持“不行”；秦王又派相国应侯上门劝说，白起以病推托；秦王气不打一处来，把白起“贬为士伍，迁之阴密”，同时“使王龁代陵将”。但王龁带兵围攻邯郸“不能拔”，反被赵国请来的楚魏联军打得大败。消息传回咸阳，白起说：“秦（王）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言暴怒，斥令白起去赵国统军，但白起“病，未能行”。这时，前方战事更加狼狈，秦王气极，派人将一直待在咸阳城的白起赶出去。白起只得仓促上路。当他走到杜邮时，秦王与应侯等商议后觉得仅将他流放不解恨，“使使者赐之剑，自裁”。白起接剑时尚忿忿不平：“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但沉思良久，他想起了被坑杀的数十万赵卒，长叹一声：“我固当死！”然后挥剑自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十一月，称“（白起）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白起被逐出咸阳城，冒着风雪来到杜邮。豆包AI生成
对白起之死，历来众说纷纭。太史公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其意为：白起之死与应侯有关；白起自身有不足：打仗特牛，但面对应侯陷害束手无策。而且，《史记》对白起的记述暗含同情。对此，后人唐太宗、白居易等赞同，唐太宗还把白起供奉于武庙之中。但扬雄不以为然：“秦将白起不仁，奚用为也？长平之战，四十万人死，蚩尤之乱，不过于此矣！”（见《扬子法言·渊骞》）。与扬雄持相同看法的有宋太祖、司马光等，宋太祖甚至把白起逐出了武庙。
站在当代立场该如何评价白起之死？我认为，故且不论他一生杀过多少人，是否“不仁”，仅就他生命最后两年的表现来说实在死罪难逃：一是对君王的再三请求或命令，他要么直接拒绝，要么找借口不受。这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在专制秦国，换谁当君王都不会手下留情——那怕白起曾立过多少战功。否则，君王权威何在？二是当国家军队打了大败仗时，即使正如其预言，也不能冷嘲热讽。这是将帅必备之基本素质。三是“贬为士伍，迁之阴密”了，却不按规定到贬所去，这在专制君王看来也是不可饶恕的。令不行禁不止，他不死谁死？如此说来白起是否完全不值得同情了？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对再次征赵的见解是正确的，但不被秦王接纳，确实辜负了他这个军事天才的一片用心；最为关键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觉醒了，明白自己光是诈杀数十万赵卒就“足以死”了。可见，即使是“人屠”“杀神”，其人性亦未彻底泯灭。
二、贵妃之殇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天宝十五年（公元757年）六月十三日凌晨，大唐国都长安北边禁苑的西门突然洞开，一大队车马冲了出来仓皇向西狂奔，激起的尘土遮蔽了小半片天空。这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安䘵山、史思明的叛军狂飙猛进，已把哥舒翰率领20万唐军镇守的潼关攻陷；惊慌之下，唐玄宗带着贵妃杨玉环、太子李亨和宰相杨国忠等一干人打开城门逃往西蜀。次日，当大队人马跑到离长安120里的马嵬驿时，护军因饥饿激发事端，先宰了杨国忠及其儿子，再砍了杨国忠的两个姐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御史大夫魏方进等；接着，卫队长陈玄礼带兵围困马嵬驿逼迫唐玄宗交出杨贵妃；唐玄宗颇不情愿，但在高力士等人劝说下同意了；于是，杨贵妃被缢死在佛堂。众将士确认无误后，“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见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对于杨贵妃之殇，当时和后世有许多不同看法。主要包括：1.“红颜祸水”论。如杜甫把杨玉环比作导致西周灭亡的褒姒：“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他还表扬杀死杨贵妃的陈玄礼：“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北征》）2.谴责唐玄宗薄情并认为杨贵妃乃代人受过。如李益《过马嵬二首》其二云：“君恩不及东流水，西出都门更不归。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3.同情悲剧并将君王与贵妃的所谓爱情极端浪漫化。代表作便是白居易的《长恨歌》。本节开头引的是该诗一部分，它已把杨贵妃死状的悲惨及唐玄宗的痛惜生动呈现出来。该诗后半段写唐玄宗日日思念杨贵妃并派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以及成仙后的杨贵妃如何怀念君王恩情，约定来生再见。可谓缠绵悱恻、动人心魄。特别是最后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叹萦绕世间千载不息。4.君王主责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即将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源，与唐玄宗中晚年沉溺享乐、任用奸相杨国忠等直接挂钩，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其一系列错误言行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此等等。
那么，此事怎么看才最恰当？窃认为：红颜祸水论无疑太过偏激，其实也是对广大女性的不公平；一味谴责唐玄宗自私薄情，或只同情杨贵妃遭遇凄惨而忽视其罪孽，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毕竟，作为事实上的皇后，她至少犯有三宗罪：一是宠信安䘵山，直接影响到唐玄宗及周围人对安䘵山及国家大势的判断。也许有人会说，她之所以对安䘵山那么好是为了迎合唐玄宗。就算有这么个因素，至少表明她与唐玄宗是互相影响的。其直接结果是导致安䘵山权势迅速扩大、野心极度膨胀，为造反创造了必要且充分条件。二是她不能约束亲戚，甚至鼓励或替他们要权要财要势，不仅3个姐姐分封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而且让无德无才的弟弟杨国忠当上宰相，专权霸道，为害全国，并直接逼反安䘵山。三是骄奢淫逸，极大地败坏了大唐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如此评说是否“以现代人的标准苛求古人”？当然不是。上述乃客观叙述。如果真以现代法律论处，那杨玉环至少是引发安史之乱的一大帮凶。
三、阳明之光
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贵州群山巍巍、瘴烟四起、兽走蛇横。一天下午，离贵阳城80多里的修文县龙场驿迎来一主三仆四个人。经数月长途跋涉，他们早已疲惫不堪。但是，眼前的情景更让他们心里洼凉洼凉的：堂堂的国家驿站，居然只有一间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孤立在凄凄草木中，别说遮风挡雨，随时都可能坍塌。唯一的驿吏垂垂老矣，他推开残破大门，颤声道：存粮将罄……
来者是王阳明及其父亲专门安排的3个护卫。王阳明之所以“驾临”这穷山恶水之地，是因为前年——正德元年（1056年）冬，南京给事中戴铣弹劾权宦刘瑾入狱，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仗义上疏救之，被刘瑾下令廷杖四十并关入大牢；半年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前往贬所途中，他听说刘瑾派人前来截杀，先是装死，然后跑到父亲当官之地南京躲藏起来，等风声过了才赴贵州上任。因此，到达龙场已是正德三年仲春。而龙场驿是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奢香夫人在洪武年间所建。据载，奢香夫人为报效朝廷，打开贵州西北到四川通道，率领族人开山劈路500多里，沿途设立九个驿站，其中之一便是龙场驿。一百多年过去，当王阳明来到这里时，驿站几近荒废；当地少数民族仍过着打猎为主的原始生活。
面对如此环境，王阳明没有放弃。他在附近山中找到一个人称“东洞”的天然洞穴，带领仆从收拾好后住进去，开始了三年苦难却辉煌的生活。他自己种地，同时把汉人耕作技术授予当地百姓；他读书不绝，还教附近青壮年识文断字——后来，在村民帮助下，他办起了修文县第一座书院传播思想知识；最为难得的是，他在这里艰难探索（一说他每天躺在自制的石棺里冥思苦想），终于悟出“心学”基本原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并由此出发构建起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在内的一整套“心学”理论。由于后来“心学”影响深广，特别是他通过践行“知行合一”思想破了无数“山中贼”、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以致后世有人称他“功不在禹下”（曾国藩），有人说他“道德、功业、文章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钱穆）……
王阳明“心学”无疑非常重要。但也应看到：一、“心学”是继承“孔孟之道”发展出来的，并非如当今某些学者所说的是“横空出世”。譬如，“心”的概念孔子就已提出，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孟子阐述更深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甚至明确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同时，孟子还首先提出了“良知”的概念及“人皆可以为圣贤”。这些都是“心学”理论“吾性自足”“心即理”“致良知”和“个个人心中有仲尼”（《传习录》）的源头活水。当然，“心学”对儒学有重大发展，如“知行合一”论开了新天地。二、“心学”与西方唯心主义有近似之处，但与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悖。譬如，“心学”强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而唯物主义则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另外，站在人民立场看，当年被王阳明镇压的“山中贼”绝大多数是被官府逼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这在他给朝廷的奏书中也曾多次阐明。因此，评价王阳明及其“心学”须更实事求是才行。
千百年来，有谁知道每天有多少人从驿站或邮铺停驻？又有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旦说出来或许都能感天动地——至少别有意味？苏东坡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这滚滚红尘中，谁个不是行人？今天我们的故事当比古人更精彩……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