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甘肃天水某幼儿园血铅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其诡谲案情引得世人议论纷纷——当然也不乏蹭流量的自媒体捕风捉影造谣生事。一日，与几位老乡聊及此事，有人说：“这事搞到‘七国咁乱’（粤语，乱七八糟之意），当地政府部门自然脱不了干系，也与所谓权威媒体‘落托’有关！”我问何出此言？他气冲冲道：“事情发生多少天了，你看到有一篇像样的披露真相的报道吗？如果所谓的权威媒体够‘硬枨’，何至于小道消息满天飞！”
我很认同这位老乡的看法。但我深知如今“权威媒体”之难，于是权且放下该话题，琢磨起他提到的“落托”一词来——
“落托”仍活在客家方言和北方方言中。不过，其意思却天差地别。客家方言中，“落托”又称“落落托托”，主要指物件结合不紧密，快散架了。譬如，小明的单车骑了十几年了，周身“落托”，除了铃不响其他都响。又如，围龙屋大木门经数百年风霜，早已“落落托托”，再不修就要坍塌了。由此引申出两种意义：一是形容关系松散。譬如，老话说：“相认驳脚，落落托托。”意思是“世间凡认亲的都不容易长久来往。”另一是指靠不住。譬如，小明做人十分“落托”，正经事都指望不上。上面那位老乡说的“权威媒体‘落托’”即此意。（参见张维耿著《客方言标准音词典》、刘锦堂著《有来有路客家话》等）。
北方方言中，“落托”没有这些含义。《汉语词典》说：“‘落托’ 见‘落拓’：1.亦作‘落托’。2.贫困失意，景况凄凉。3.冷落，寂寞。4.放浪不羁。”就是说，“落托”和“落拓”是词义相同的异形词。“落托”最先出现于西晋学者晋灼集解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里。司马迁原文为：“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对此，东汉学者应劭曰：“落魄，志行衰恶之貌也。”晋灼曰：“落薄，落托，义同也。”案：郑氏（东汉学者郑玄）云“魄音薄”。这话有点绕，理直了就是：“落魄”“落薄”“落托”三词同义，形容郦食其潦倒失意、景况凄凉。当然，“落薄”也不仅是“落魄”之注音，它也常被单独使用，如唐萧颖士著《萧茂挺文集·赠韦司业书》说：“仆从来宦情，素自落薄，抚躬量力，栖心有限。”“落拓”则最迟在东晋葛洪著《抱朴子·外篇》“疾谬”中便有了：“然落拓之子，无骨骾而好随俗者……”其意亦是“贫困失意、景况凄凉”。显然，在古代汉语中，“落托”“落魄”“落拓”“落薄”都是相互异形词或说是同义词。它们之所以有不同写法，当是记音用字不同造成的。
有趣的是，近日看到有文章称：汉语之所以出现“落托”“落魄”“落拓”“落薄”（还有“落泊”）这些“相似词”，是因为它们“分别借自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其中，“lob是古希腊语、弗里斯兰语词……我们的先人译作‘落泊’。而它们的变体[希]loppe、[英] loppe（今作lop）、[拉]lapsus、[法]luppe（今作loup）……古汉语译成‘落魄’。此词进入汉语的相对语言史年代约为汉～唐时期。”“而‘落托（拓）’两词来源于古拉丁语lautus；古英语lothario；法语loterice……进入汉语的相对语言史年代至迟为东罗马帝国初期（A•C3～5世纪）。”（见龙小同《古老语言的研究之二：落泊与落拓》）此说无疑打开了人们的脑洞。只是它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古代欧洲这些词语是怎样传到中国的？作者并没有举证说明。而以现代人的认知，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凿空西域”，方才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西方（主要是西域——中亚地区）才有了较深入接触，欧洲那些词语怎么可能这么早就传入了中国？毕竟比张骞小19岁、同样生活在武帝朝的司马迁已在《史记》中使用“落魄”等词。
“落托”“落魄”“落拓”“落薄”（还有“落泊”）等除了在表示“贫困失意，景况凄凉”时可相互替换外，在表示某人性情“豪放、放浪不羁”或其生存状态“冷落、寂寞”等意思上也基本一致。以形容某人性情“豪放、放浪不羁”为例：有人用“落拓”，如白居易有诗云：“白首余杭白太守，落拓抛名来已久。”有人用“落托”，如杜牧的名作：“落托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有人用“落薄”，如钱谦益有借物咏怀诗曰：“差池梁燕恒辞社，落薄巢鸠不置家。”也有人用“落魄”，如欧阳修曾自述其少年时“颠狂无所阂，落魄云羁牵”。不过，千百年流传下来，这些词也产生了细微差别。譬如，“落薄”用于表示放浪不羁的相对较少；而“落魄”则还有不受拘束之意，如北宋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云：“道士张素卿，简州人。少孤，贪落魄……”所谓“贪落魄”乃指贪恋无拘无束生活。不受拘束与放浪不羁意思相近，但程度不一。
与客家方言一样，北方方言也从“落托”衍生出成语“落落托托”——当然，意思与客家方言还是不同；同时，北方方言还诞生了“落落魄魄”等词。至于客家方言“落托”（“落落托托”）或“落拓”（“落落拓拓”）从何发展而来，为何表达的意思与北方方言不同，则有待进一步探究了。
史蒂芬·平克说：“人们对语言尤为好奇，而且充满热情，原因很简单：语言是心智中最容易被触摸到的部分。人们想要了解语言，因为他们希望由此洞悉人类的本性。”（见《思想本质》）那么，透过“落托”等词，我们可以洞悉古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哪些本性呢？我想，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进取与不甘。汉代以后，文人士大夫大多奉行儒家入世思想，总想“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到宋代，范仲淹还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儒家心怀天下、造福苍生的进取精神推到极致。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历来能实现人生理想的甚少，绝大多数难免遭受各种挫磨，有人甚至“落托”终生。于是，在古代诗文中总弥漫一股不甘不平之气。譬如被后世称为“诗圣”的杜甫，青壮年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宏愿，然而，奔走一生，却从未有实现抱负机会，甚至连日常生活都没有保障，因此，抑郁不平之气时时萦绕心间，所写诗歌便形成“沉郁顿挫”风格。与他境遇相同的还有孟郊、李贺、蒲松林等一大批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纷繁复杂，有社会客观的，也有文人自身的。论述前者的甚多，我重点说说文人个性悲剧问题——以“诗仙”李白为例：导致他“人生在世不称意”的，自然与当时李唐王朝的政治生态有关，但我认为问题更多的出在李白自身。《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其实只有诗文之才而无治世之能，“非廊庙器”（唐玄宗语）。这体现在他不仅没有提出过任何匡时救世或治国理政的思想方略，甚至缺少基本规则意识。典型的例证是：玄宗已擢拔他为翰林学士，他却经常酗酒误事。一日，“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授笔成文……”你看，他甚至因贪杯差点误了皇帝的事！对此，他并无任何“政治觉醒”，相反，也许正因为他向朋友吹嘘了此事，才使杜甫写下著名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后来，李白更加肆无忌惮，在某次“侍帝”时，“醉，使高力士脱靴”。高力士何许人也？皇帝身边最得宠太监！于是，高力士“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最终借杨贵妃之手将他赶出了朝廷。至于后来参加永王部队导致被流放夜郞，更说明他缺少大局意识和识人之明：堂堂正正的太子你不去投靠，却加入到欲争天下的野心家队列里！是的，李白是空前绝后的诗文天才，是想有大作为的，但终究只是个政治白丁，其“落托”命运是“木匠㧡枷——自造的”！历史上，与李白相同者岂在少数？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雕像。
二、洒脱与退隐。仕途坎坷，文人士大夫常呈现两种心态：一是洒脱——至少表现出洒脱的样子。苏轼是其中代表。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激政策，苏轼不断遭人暗害：“乌台诗案”时一度入狱，差点丢了性命；出狱后不断被贬，先是黄州、惠州，最后到了儋州，其间，他有苦闷、愤慨，但渐渐看开了随遇而安起来。在黄州，他写下“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等词句。在惠州，则称：“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到处遣人安。”甚至表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日子更是“落托”得一塌糊涂，但他仿佛甘之如饴：“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甚至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正因如此，后世有人评苏轼乃“天下第一豁达之人”。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他为了对付政敌装出来的，“其人生底色仍是悲苦愤懑”。我倒是觉得，这只是苏轼的一种人生态度：不管内心如何煎熬，都以豁达对待面临的一切！
二是退隐。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陶渊明是其中典型。甚至连苏轼也曾动过彻底退隐念头，说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过，其入世精神终究让他苟活于官场，直至在常州病逝。由于历来论述退隐的著作汗牛充栋，在此不再展开。
三、求真与无畏。古代文人士大夫还有一个难得的品性：求真，讲真话，即使刀斧加身也在所不惜。“太史简，董狐笔”开启秉笔直书传统，其后代有传人。而在众多优秀人物中，我认为明朝思想家李贽尤为值得评说。概括而言，李贽终生“落落托托”：嘉靖六年（1527）生于福建，自小跟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识字读书；中过举人，做过几任小官；因为人正直，清廉自守，以致郁郁不得志，一家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下，曾有两个女儿被饿死；晚年削发为僧，授徒讲学；万历三十年（1602），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入狱；当听说要押解回原籍时，他说：“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夺过理发师的剃刀割喉而死，终年76岁。他下场之所以如此悲惨，是因为一直以“异端”自居，反对思想禁锢，批判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官僚腐败，特别是猛烈抨击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斥之为“伪道学”，从而“为世所不容”。同时，他倡导“童心说”，主张为文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头可断，面身不可辱”。其所谓的“童心”即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而要保持“童心”，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
学界普遍认为，李贽是“一代思想文化巨人”。其思想不仅对后世文学创作如公安派“性灵说”有直接影响，还成为“晚明思想旗帜”，“开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先河”，甚至“对于晚清思想解放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影响深刻。”
人们对李贽的评价无疑是恰当的。结合现实，我感到弥足珍贵的是他倡导并践行“绝假还真”理论。“文革”结束后，巴金先生鉴于“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提出要吸取惨痛教训，呼吁人人说真话。为此，他一共写下五篇专论，在当时激起强烈反响。巴老说：“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我讲不了真话，就不如索性闭口！”（见《随想录》）显然，这与李贽思想一脉相承。如今，经改革开放几十年“改造”，特别是新时代大力推行“讲真话，办实事”，社会风气已“旧貌换新颜”。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一些地方仍存在搞形式主义、不讲真话等问题。
马克思曾说：“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这提醒我们：又到必须正视说真话问题的时候了！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