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礼还是不拘礼？这是一个问题。
春节将至，许多客家人熟悉的场景又将频繁出现：张大嫂提着“等路”（手信）到李伯姆家拜年，李伯姆一见喜笑颜开，上前接过“等路”同时大声“责怪”：“嗐！来就来哩，还咹（这么）拘礼做脉个（做什么）！”吃茶、聊天、食饭……宾主尽欢；眼看日头偏西，张大嫂起身告辞，李伯姆回馈礼物并送到大门口，此时，张大嫂会边推辞边话：“唔使（不用）拘礼！唔使咹拘礼！”最终，她会收下礼物开开心心转屋下了。
平常时节，客家人出门做客，大体也是这番情形。只不过拘礼一词在春节期间使用频率最高而已。
很明显，客家人口中的拘礼与北方方言的客气相同。只不过拘礼显得古雅些。张维耿著《客方言标准音词典》中说：“拘礼gi1li1，拘守礼仪，引申为客气：老朋友欸，莫咹拘礼（老朋友了，别那么客气）。”温昌衍著《客家方言特征词研究》中亦称：“拘礼，讲客气，拘泥礼节。”翻阅其他方言词典，大多录有拘礼一词，但基本作“拘泥礼节”“固执死板”解。“讲客气”的，大概只有客家方言；而且，在客家话口头语中，指“拘泥礼节”的用法也越来越少了——取以代之的是“古板”“泥团”等。
之所以说拘礼在客家话中显得古雅一些，是因为它亦属“有来有路”的古汉语词汇。史料显示，它滥觞于春秋战国。据说是庄子学生的文子在其著作《文子》中称：“夫制于法者，不可与达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这与晚一两百年的《商君书》所说较接近：“故知（通‘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由于《文子》拘礼之语与《淮南子》所说（“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基本相同，而且还有其他不少语句与《淮南子》等汉代书籍相同或相似，因此，长期以来它被认为是汉朝人伪托之作。直到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定县汉墓发掘出一批先秦残简，其中一些竹简所记与后世流传的《文子》内容相同，专家们才确认《文子》是先秦作品。尽管如此，一些专家认为它确实有不少内容是秦汉以后加进去的，因此，其涉及拘礼之言是否早于商鞅之论尚待考证。
贾母午宴。清 孙温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子》与《商君书》所讲之拘礼，其意均为“拘泥于礼”，一般用于相对负面的语境。拘者，本义“止也”（见《说文解字》），指束缚、限制，如《史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礼者，本指人的行为规范、态度或动作，如《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拘礼，就是被礼所束缚、限制了。可以说，它一出现就略带贬义。后世文献记载大多亦如此，如战国时列御寇撰、东晋张湛注《列子》云：“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遐期，非所贵也。”再如元吴克恭《送牛彦伊湖南宪副》云：“数岁情亲托邻里，饮酒自放宁拘礼。”又如《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便说：‘这都不要拘礼，只听我分派你们就坐才好。’”
也有用作正面的。杜甫《狂歌行赠四兄》一诗中说：“四时八节还拘礼，女拜弟妻男拜弟。”这里指的是在“四时八节”严格按礼行事。宋刘道醇撰《圣朝名画评》道：“高元亨……端愿拘礼法，尝褒衣大带，引奚奴行，人以儒者视之。”说的是高元亨为人思想端正、谨守礼法。不过，历史上把拘礼当褒义词用的不多见。
客家话以拘礼表示客气始于何时，现无文献可征。依理推断，它应当是源于古代拘礼数、守礼制者一般都显得比较节制、客气，譬如，成语“举案齐眉”的主人翁梁鸿夫妇就是拘礼客气的代表——今人看来恐怕不免有过于客气的感觉吧。于是，说着用着，拘礼慢慢便成了客气的代名词了。
礼——包括礼仪、礼法、礼制、礼俗、礼教等等，是国家、社会和个人文明程度的体现。拘守什么样的礼，就有什么样的文明。而礼又随时代而发展。数千年来，它所起作用巨大，既给人间带来堂堂正剧，同时也酿造无数悲剧。
所谓的正剧，指拘礼——严守礼法礼制等是维系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重要精神纽带。考古发现，从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华夏民族先人就制定了初步的明确血缘关系的婚嫁礼仪、区别部族内部尊卑等级的礼制、祭天敬神仪式以及社交礼节。随时序推移，礼仪制度越来越发达健全，华夏民族也越来越文明，最终建立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国家。人们公认：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礼仪制度，中国便不成为中国。（参见汤勤福总主编《中华礼制变迁史》）虽然五四运动时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进步人士提出彻底否定“礼教”，但“礼教”其实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巨大作用，特别是在早期（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和中期（汉唐时期）功不可没。至于因应时代发展要求对已腐朽落后的旧礼教进行改革，建立新的礼制，是新的历史使命——即使如此，新礼制也是建立在对传统礼制去芜存菁基础上的。
所谓的悲剧，是因为拘礼或不拘礼都导致了无数鲜活生命的毁灭。大家读过长诗《孔雀东南飞》：焦仲卿与妻子刘兰芝恩恩爱爱，但刘兰芝却得不到婆婆欢心，被以“此妇无礼节，举动专自由”之名逐回娘家。结果，刘兰芝在家兄逼迫下再嫁人，于迎亲路上“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讯也“自挂东南枝”。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陆游与唐婉，最终唐婉写下一首悲凄的《钗头凤》后郁郁而终，那三声“难！难！难！”现在读来仍让人潸然泪下。可以说，焦刘与陆唐两对夫妇都是守礼或说是拘礼的，但正是如此，才导致了千古悲剧。当然，封建礼教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有的教条为适应统治者需要而变得越来越不合理甚至没有人性，譬如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曾残害多少女性？至今仍在中国一些地方耸立着的贞节牌坊就是历史上无数冤魂的无声控诉！
赵孟頫书法《与山巨源绝交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打着礼法或礼教的名义治天下，因此，死于“不拘礼”者亦不知凡几。著名的例子包括：汉末孔子二十世孙孔融恃才自傲，看不惯曹操专权，曾多次与之发生冲突；“他身为九卿，却不遵守朝廷礼仪，秃巾私行；更‘叛逆’的是他曾对白衣祢衡说：‘父亲对于儿子没有什么亲不亲的，讨论本意，不过就是父亲泄欲的结果罢了；儿子对于母亲也没有什么恩情，就如同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最终曹操觉得孔融对其执政威胁太大，便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之名把他和家人都杀掉了。”与孔融遭遇相同的还有“魏晋风度”代表人物之一嵇康：由于他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陈述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这等于是与当局公开决裂。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于是在钟会等人挑唆下借吕安案将他杀了。（参见易中天著《魏晋风度》一书）
从古至今，守礼拘礼难，不守不拘也难。那么，怎样才是对礼的正确态度呢？我觉得《淮南子·汜论训》中的论述很有启发：它先列举了舜帝、文王等“非礼”“非制”之言行，得出“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的结论。接着它又提出：“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就是说当世之人要择善而行，根据时势变化制定新的礼乐，而不要被旧的礼乐所束缚；而基于“利民为本”和“令行为上”原则，只要有利于民、能够将事办好，就不必仿效古时的制度、遵循原来的规定。《淮南子》这段论述，我认为给执政者提供了一种对待包括礼在内的重大制度的思路：只要有利于民，就要根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不必法古”“不必循旧”，要勇开新局，制订新的制度规则。只要这样做了，就不存在什么拘不拘礼的问题了。《淮南子》问世千年之后，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思想，就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论述精神。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其实，政治制度、礼乐制度等等也一样，都是必须“因时变”而不断改革制新的。如果因循守旧，必然导致制度落后，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世界，我们必须主动求变，绝对不能拘礼“客气”，否则民族复兴的脚步就有可能被迟滞！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