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冤枉”,真是有些冤枉——要把这个客家人普遍使用的词语“写好”并不容易!
到过粤、赣、闽等省客家地区的外地人难免不时犯迷糊:当地人总是口称冤枉,而他们究竟有何冤枉又确实弄不清,譬如,下车伊始,接待者可能会说:“唉呀,冤枉!坐了那么久的车,屁股都坐肿了吧?快点饮杯热茶先!”又如,天下大雨,你不小心被淋湿了,当地人也会说:“冤枉!这么大雨还出门,淋感冒了怎么办?”
其他地区的客家人也有冤枉不离口的。譬如,2019年,我和几个同事出差去台湾,在台南某县一小镇竟也听当地客家人一个冤枉接一个冤枉。同事知道我也是客家人就问:“他们这些个冤枉是几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要解释清楚却不易,因为在客家地区,它可以是语气词,但经常有明确、具体含义。
先说后者。总的说来,如今普通话词典中冤枉一词三个方面的意义客家人都还在用,包括:1. 受到不公平待遇,被加上不应有的罪名;2. 使无罪者有罪,没有事实根据,给人加上恶名;3. 不值得,吃亏。譬如,某人受到莫名的指责或打击,他人或他自己说冤枉,那就是真的在讲其受冤枉了。又如,花钱买了不该买的东西或价值不对等的货物,也可以说是“冤枉了”。不过,客家人用它来表达的却不止这些。譬如,它可以形容一个人很可怜很值得同情:“阿二妹真冤枉,出嫁时连件像样的衫都没得穿!”又如,它可以表示很累很辛苦很难忍:“耙了一日水田,冤枉腰骨都要断了!”再如,它可用于劝说某人不要太执着太硬颈:“唉呀,三叔婆,唔好咁冤枉哩,让他走吧!”总之,意义很多用得很广泛。
再说前者。可以肯定的是,客家人口中的冤枉更多的是一种语气词,跟广府话的“阴公”、河南话的“逑”、东北话的“咋”相同或相近,属于冤枉一词的“泛用”。不过,仔细品味,客家人口中的冤枉往往与灰色或负面情绪联结,很少用于欢乐、欢快场景。譬如,古代人生“四大喜事”就不会说:“冤枉,他儿子金榜题名了!”或“冤枉,张生洞房花烛了!”否则,主人家肯定会拿扫把赶人。但是,如果讲:“冤枉,大桥都被洪水冲走了!”用词就没毛病。对此,你如果认为它不算是完全的语气词,也对。
客家人几乎人人会讲冤枉。小时候,总听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讲,我就以为喊冤枉的只有客家女人;长大后才发现其实男女老少都一样。而且,有单纯说冤枉的,也有搭配其他词语的,如“冤枉死哩”“真系冤枉”等等,还有人讲“冤哉枉哉”的——这大概是真正的读书人了。
那么,客家人为何会讲冤枉?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据查,普通话冤枉一词源流很清晰。它最早出现于汉王符《潜夫论·爱日》:“郡县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远诣公府。”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中云:“叩头流血,申诉冤枉。”及宋陆游《谢梁右相启》中称:“务尽心於折狱,庶无冤枉失职之嗟。”其词义都与当代普通话基本相同。我想,由于自汉至宋,客家先祖都属于汉族主流人群之一部分,说的都是官话,其使用冤枉一词亦应与王、颜、陆相同。这在学界大概不会有异议。
但我苦翻资料,却找不到客家人何时、因何“泛用”冤枉一词的直接证据。不过,结合民间传说和宋末史实,我作出了个人判断——当然,未必正确。
先讲一个上世纪60年代末听村中“硕果仅存”的讲古佬唾沫横飞演绎的传说——
话说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准备起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军师刘伯温出了个妙计,将写有“定于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于饼中,分送到各村寨参与起事的穷苦兄弟手中。军师特别交代,万一信未送到就被元兵发现,送信人就自己喊冤枉;如果信送到了才被发现,就让义军兄弟和村民们一起喊冤枉,说饼中有啥物什谁都不知道,以求逃过一劫。后来,果然有一些送信人或接信人被抓了,但由于他们口喊冤枉,都把元兵骗过了,从而保证了中秋夜起义一举成功。据说,也就是从那时起,民间便开始广泛流行吃月饼和喊冤枉。
此传说真与否,我一直不得而知(正史没有相关记录)。不过,近日查中秋节和月饼的由来,发现江淮不少地区确实流传有朱元璋月饼藏起义纸条的故事;不过,却都没有喊冤枉的细节。或许这是地域和族群不同产生的差异?
再讲一段与文天祥相关的历史:公元1276年(宋景炎元年)起,文天祥为抗击元军、保护年仅七八岁的皇帝赵昰奔走于闽粤赣地区。史载,他曾多次入潮梅地区组织义军,西晋“八王之乱”后和唐末“黄巢之乱”后两批次由北往南大移民中先行到达梅州的客家人群起响应:“男执干攻,女贯甲裳,举旗起义,倾邑勤王”;《福建通志》载,1277年3月,闽粤赣三省边区60余姓7万余人在梅州集中,4月北上江西抗击元朝南进大军。但是,1278年12月,文丞相在潮州五坡岭被捕(后坚不投降被杀);次年,10万宋军败于崖山,左丞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赵昺(赵昰已于1278年4月病薨)“堕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望梅亭。刘育杰摄
这段历史现在客家地区仍有迹可循。今年五一期间,我到梅州平远县梅畲(又称梅子畲)村参观,见该村保存一座纪念文天祥的清代建筑望梅亭,旁边有梅树生意盎然。村干部称,故老相传文丞相曾于此处摘梅咏诗:“梅花耐寒白如玉,干涉春风红更黄。”但当地更有名的是“相国卦竹”。《平远县志》载:“相国卦竹,在梅子畲。有竹成丛,叶上有红点如血。相传宋文信国公过此,摘竹叶啮血点卦,至今血痕犹存。俗称为‘满山红’云。”文信国公即文天祥,1278年为宋末小朝廷所封。据查,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也有诗云:“乡乡都建相公祠,犹见遗民故国思。欲向梅畲寻卦竹,满山红处立诗碑。”可见客家人对文天祥何等崇敬!
而响应文丞相抗元结果之一可能就是导致客家人普遍喊冤枉。众所周知,元军历来有屠城恶习:大军所到之处,只要遭遇抵抗必屠其城,譬如,1275年元军打下常州,全城官民被杀得只剩下7人;又如,1276年“元将易正大入陷梅州时,‘居民遭屠戮最惨,有梅以来,所未有也’”“整个梅州地区的客家先民,几乎被杀戮殆尽……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引自郭真义主编《梅州文化通史》)。元军不仅屠城,众多村寨也未能幸免,被杀光烧光者不计其数。于是,有人推测:当百姓见元兵汹汹袭来,四处搜寻抗元义士,无奈只好下跪喊冤枉,以免遭连累屠戮;而宋末闽粤赣地区抗元斗争持续数年,宋军(包括义军)元兵反复往来,于是,民众喊冤枉就成了习惯;广而化之,“冤枉”便成了客家人的口头语。
这一“推测”明显比月饼藏纸条的传说可信。传说虽然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但它虚构、演绎的成分太多,不如史实那样可信。还有一则史料可佐证“推测”的真实性:《宋史·地理志》载:“梅州元丰(1078年-1085年)户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但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梅州户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五”,户数只有200年前的五分之一;其中,人口减少最多的是宋朝灭亡前后。可见国破时多少家也亡了!面对凛凛铁骑、如林屠刀、尸山血海,客家人谁个不喊冤枉呢?!
不过,也有人考证,客家人讲冤枉与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息息相关。在关汉卿笔下,美丽、善良、孝顺的少妇窦娥先是被恶汉欺负陷害,后被贪婪昏官屈打成招而送上断头台。面对无妄之灾,窦娥边痛骂“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边发下毒咒:她冤死后必将“血染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后来,这三件奇事一一实现,窦娥的千古奇冤才获人们认可。尽管后来窦娥以鬼魂托梦给父亲的方式报了血海深仇,但人们一直为其惨死而悲叹。关汉卿这部戏剧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深远。自明代起,各种改编上演的“窦娥冤”戏剧难以胜数,当代学者统计至少有86种地方戏作过改编,其中包括汉剧、粤剧等等;著名的折子戏如《六月雪》《斩窦娥》等层出不穷、长演不衰。该剧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欧洲,成为世界著名悲剧作品之一。旧时代老百姓休闲娱乐项目极少,戏剧是大众喜爱、为数不多的一种,因此,当《窦娥冤》一类的优秀剧作上演时,岂不万巷皆空?其在民间的影响力自然是“人皆通杀”。因此,有人说,历来重情义重孝道恨贪官的客家人把窦娥的冤枉挂在嘴上,成为口头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此说有些牵强。因为语言是历史的记录,《窦娥冤》在北方地区影响更大,其民间却没有出现“冤枉”这种口头语,反而在影响相对较小的客家地区出现,实在有违常理。因此,我更倾向于上述“推测”:元军的血腥屠杀才是客家人讲冤枉的真正由来。
——姚燕永@粤东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