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冤枉”，真是有些冤枉——要把这个客家人普遍使用的词语“写好”并不容易！

　　到过粤、赣、闽等省客家地区的外地人难免不时犯迷糊：当地人总是口称冤枉，而他们究竟有何冤枉又确实弄不清，譬如，下车伊始，接待者可能会说：“唉呀，冤枉！坐了那么久的车，屁股都坐肿了吧？快点饮杯热茶先！”又如，天下大雨，你不小心被淋湿了，当地人也会说：“冤枉！这么大雨还出门，淋感冒了怎么办？”

　　其他地区的客家人也有冤枉不离口的。譬如，2019年，我和几个同事出差去台湾，在台南某县一小镇竟也听当地客家人一个冤枉接一个冤枉。同事知道我也是客家人就问：“他们这些个冤枉是几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要解释清楚却不易，因为在客家地区，它可以是语气词，但经常有明确、具体含义。

　　先说后者。总的说来，如今普通话词典中冤枉一词三个方面的意义客家人都还在用，包括：1. 受到不公平待遇，被加上不应有的罪名；2. 使无罪者有罪，没有事实根据，给人加上恶名；3. 不值得，吃亏。譬如，某人受到莫名的指责或打击，他人或他自己说冤枉，那就是真的在讲其受冤枉了。又如，花钱买了不该买的东西或价值不对等的货物，也可以说是“冤枉了”。不过，客家人用它来表达的却不止这些。譬如，它可以形容一个人很可怜很值得同情：“阿二妹真冤枉，出嫁时连件像样的衫都没得穿！”又如，它可以表示很累很辛苦很难忍：“耙了一日水田，冤枉腰骨都要断了！”再如，它可用于劝说某人不要太执着太硬颈：“唉呀，三叔婆，唔好咁冤枉哩，让他走吧！”总之，意义很多用得很广泛。

　　再说前者。可以肯定的是，客家人口中的冤枉更多的是一种语气词，跟广府话的“阴公”、河南话的“逑”、东北话的“咋”相同或相近，属于冤枉一词的“泛用”。不过，仔细品味，客家人口中的冤枉往往与灰色或负面情绪联结，很少用于欢乐、欢快场景。譬如，古代人生“四大喜事”就不会说：“冤枉，他儿子金榜题名了！”或“冤枉，张生洞房花烛了！”否则，主人家肯定会拿扫把赶人。但是，如果讲：“冤枉，大桥都被洪水冲走了！”用词就没毛病。对此，你如果认为它不算是完全的语气词，也对。

　　客家人几乎人人会讲冤枉。小时候，总听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讲，我就以为喊冤枉的只有客家女人；长大后才发现其实男女老少都一样。而且，有单纯说冤枉的，也有搭配其他词语的，如“冤枉死哩”“真系冤枉”等等，还有人讲“冤哉枉哉”的——这大概是真正的读书人了。

　　那么，客家人为何会讲冤枉？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据查，普通话冤枉一词源流很清晰。它最早出现于汉王符《潜夫论·爱日》：“郡县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远诣公府。”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中云：“叩头流血，申诉冤枉。”及宋陆游《谢梁右相启》中称：“务尽心於折狱，庶无冤枉失职之嗟。”其词义都与当代普通话基本相同。我想，由于自汉至宋，客家先祖都属于汉族主流人群之一部分，说的都是官话，其使用冤枉一词亦应与王、颜、陆相同。这在学界大概不会有异议。

　　但我苦翻资料，却找不到客家人何时、因何“泛用”冤枉一词的直接证据。不过，结合民间传说和宋末史实，我作出了个人判断——当然，未必正确。

　　先讲一个上世纪60年代末听村中“硕果仅存”的讲古佬唾沫横飞演绎的传说——

　　话说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准备起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军师刘伯温出了个妙计，将写有“定于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于饼中，分送到各村寨参与起事的穷苦兄弟手中。军师特别交代，万一信未送到就被元兵发现，送信人就自己喊冤枉；如果信送到了才被发现，就让义军兄弟和村民们一起喊冤枉，说饼中有啥物什谁都不知道，以求逃过一劫。后来，果然有一些送信人或接信人被抓了，但由于他们口喊冤枉，都把元兵骗过了，从而保证了中秋夜起义一举成功。据说，也就是从那时起，民间便开始广泛流行吃月饼和喊冤枉。

　　此传说真与否，我一直不得而知（正史没有相关记录）。不过，近日查中秋节和月饼的由来，发现江淮不少地区确实流传有朱元璋月饼藏起义纸条的故事；不过，却都没有喊冤枉的细节。或许这是地域和族群不同产生的差异？

　　再讲一段与文天祥相关的历史：公元1276年（宋景炎元年）起，文天祥为抗击元军、保护年仅七八岁的皇帝赵昰奔走于闽粤赣地区。史载，他曾多次入潮梅地区组织义军，西晋“八王之乱”后和唐末“黄巢之乱”后两批次由北往南大移民中先行到达梅州的客家人群起响应：“男执干攻，女贯甲裳，举旗起义，倾邑勤王”；《福建通志》载，1277年3月，闽粤赣三省边区60余姓7万余人在梅州集中，4月北上江西抗击元朝南进大军。但是，1278年12月，文丞相在潮州五坡岭被捕（后坚不投降被杀）；次年，10万宋军败于崖山，左丞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赵昺（赵昰已于1278年4月病薨）“堕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望梅亭。刘育杰摄

　　这段历史现在客家地区仍有迹可循。今年五一期间，我到梅州平远县梅畲（又称梅子畲）村参观，见该村保存一座纪念文天祥的清代建筑望梅亭，旁边有梅树生意盎然。村干部称，故老相传文丞相曾于此处摘梅咏诗：“梅花耐寒白如玉，干涉春风红更黄。”但当地更有名的是“相国卦竹”。《平远县志》载：“相国卦竹，在梅子畲。有竹成丛，叶上有红点如血。相传宋文信国公过此，摘竹叶啮血点卦，至今血痕犹存。俗称为‘满山红’云。”文信国公即文天祥，1278年为宋末小朝廷所封。据查，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也有诗云：“乡乡都建相公祠，犹见遗民故国思。欲向梅畲寻卦竹，满山红处立诗碑。”可见客家人对文天祥何等崇敬！

　　而响应文丞相抗元结果之一可能就是导致客家人普遍喊冤枉。众所周知，元军历来有屠城恶习：大军所到之处，只要遭遇抵抗必屠其城，譬如，1275年元军打下常州，全城官民被杀得只剩下7人；又如，1276年“元将易正大入陷梅州时，‘居民遭屠戮最惨，有梅以来，所未有也’”“整个梅州地区的客家先民，几乎被杀戮殆尽……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引自郭真义主编《梅州文化通史》）。元军不仅屠城，众多村寨也未能幸免，被杀光烧光者不计其数。于是，有人推测：当百姓见元兵汹汹袭来，四处搜寻抗元义士，无奈只好下跪喊冤枉，以免遭连累屠戮；而宋末闽粤赣地区抗元斗争持续数年，宋军（包括义军）元兵反复往来，于是，民众喊冤枉就成了习惯；广而化之，“冤枉”便成了客家人的口头语。

　　这一“推测”明显比月饼藏纸条的传说可信。传说虽然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但它虚构、演绎的成分太多，不如史实那样可信。还有一则史料可佐证“推测”的真实性：《宋史·地理志》载：“梅州元丰（1078年-1085年）户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但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梅州户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五”，户数只有200年前的五分之一；其中，人口减少最多的是宋朝灭亡前后。可见国破时多少家也亡了！面对凛凛铁骑、如林屠刀、尸山血海，客家人谁个不喊冤枉呢？！

　　不过，也有人考证，客家人讲冤枉与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息息相关。在关汉卿笔下，美丽、善良、孝顺的少妇窦娥先是被恶汉欺负陷害，后被贪婪昏官屈打成招而送上断头台。面对无妄之灾，窦娥边痛骂“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边发下毒咒：她冤死后必将“血染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后来，这三件奇事一一实现，窦娥的千古奇冤才获人们认可。尽管后来窦娥以鬼魂托梦给父亲的方式报了血海深仇，但人们一直为其惨死而悲叹。关汉卿这部戏剧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深远。自明代起，各种改编上演的“窦娥冤”戏剧难以胜数，当代学者统计至少有86种地方戏作过改编，其中包括汉剧、粤剧等等；著名的折子戏如《六月雪》《斩窦娥》等层出不穷、长演不衰。该剧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欧洲，成为世界著名悲剧作品之一。旧时代老百姓休闲娱乐项目极少，戏剧是大众喜爱、为数不多的一种，因此，当《窦娥冤》一类的优秀剧作上演时，岂不万巷皆空？其在民间的影响力自然是“人皆通杀”。因此，有人说，历来重情义重孝道恨贪官的客家人把窦娥的冤枉挂在嘴上，成为口头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此说有些牵强。因为语言是历史的记录，《窦娥冤》在北方地区影响更大，其民间却没有出现“冤枉”这种口头语，反而在影响相对较小的客家地区出现，实在有违常理。因此，我更倾向于上述“推测”：元军的血腥屠杀才是客家人讲冤枉的真正由来。

——姚燕永@粤东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