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记载历史，也反映社情民意、人情人性。美国学者史蒂芬·平克在《语言与人性》一书中说：“语言是洞察人类天性之窗。”“仔细观察我们的语言——人们的交谈、玩笑、诅咒、法律纠纷、为婴儿取的名字，能让我们对‘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有更加深刻的感悟。”我认为客家俗语“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很能说明这点：笑贫夸富、趋炎附势虽然人人厌恶，但它又确凿无疑的是人的本性。
那么，“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是啥意思？我以为，只要知道其来源就清楚了。经考证，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民间传说，一度流行于桂、闽、赣、粤等部分客家地区；二是真人真事说，最早出现在梅州，后传播到各客家地区。
先来了解一下传说：清朝末年，某地某村有一老汉家里很穷，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不仅受外村外姓人鄙视、欺负，同村同族人也瞧不起他；因出生时只有三斤重，从小便被人嘲笑为三斤狗，以致其本名无人记得。不过，他人穷志不穷，宁愿讨饭吃也供唯一的儿子去外地读书。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在准备丰盛团圆饭和敬祖宗的“三牲”，但三斤狗家里却无米下锅，只好与老婆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到了半夜，迷迷糊糊间，只听到茅寮外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把他们吓得瑟瑟发抖。直到外边的人等得不耐烦破门而入，连声喊他“三伯公”，并不断恭喜，他才知道原来是儿子高中进士了，这些人是上门报喜的。从此，“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一语便传遍四邻八乡。
这传说我们兄弟小时候听阿婆和阿爸讲过。那时家里穷，家庭成分又不好，受人欺负是司空见惯的事，境况与三斤狗并无大异。长辈讲这传说的目的无非是要我们“增志”，通过奋斗改变现状。当然，这在当时只能是梦想，真正“改变命运”是全国高考恢复以后的事。
梅州“三斤狗故居”指示牌。
据查证，赣、桂、闽等地流传的三斤狗传说大体相同，但有的也有差别。譬如，广西北海合浦客家人讲的是“朝为三斤狗，暮为三伯公”——显然，它套用了古诗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该传说讲的是花名（绰号）“三斤狗”的书生因家贫如洗、经常要讨饭吃而一直被乡亲歧视、欺负，于是拼命读书，最终进士及第，族人立即改口尊称他为“三伯公”。
有论者认为，三斤狗的传说是“客家人历来崇文重教的有力证明”。这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它的“客家特色”不是很足，因为读过高中的人都知道，它是课文《范进中举》的翻版，两者讽刺的社会风气和揭示的人情人性也相同。
下面来看看“真人真事说”：据众专家论证和“当事人后代”自述，三斤狗真有其人——他就是梅县松口镇小黄村李三雄。他生活在清乾隆年间，出生时只有三斤九两。因家境贫穷，身材又瘦小，很多人便叫他三斤九。“九”与“狗”发音相近，有人便给他起花名“三斤狗”。天长日久，这个花名便人尽皆知了。长大后，三斤狗主要靠做泥水活糊口，30多岁才娶了个“二婚亲”，生了个独子，名叫阿发；但几年后，老婆就病饿而亡。好不容易将儿子拉扯大了，三斤狗怕他在家也会饿死，就让他跟着“水客”“过番”讨生活。儿子走后，三斤狗更受人欺负，邻居有鸡鸭、手饰不见了，总是诬赖他偷走了。某年大年三十，三斤狗腆着老脸借到半斤猪肉煲汤，但被上门讨债的债主把肉捞走了。他无奈感叹：“人家有肉肉过年，我家无肉汤过年。”谁知被债主听到了，于是连汤带锅也被端走了。这天晚上，人家热热闹闹迎新年，三斤狗却只能饿着肚子睡觉。但是，半夜刚过，阿发从南洋回来了，不仅自己手提大包小包，后面还跟着四个挑着“番货”的挑夫。大年初一天没亮，村里家家户户都到祠堂祭祖宗，大家见三斤狗竟然把3个装满“花边”（银元）的盘子摆上了祭台；而且，他见桌子不平，又拿了几个“花边”垫桌脚。大家这才知道阿发发财了，于是纷纷上前道贺，并尊敬地喊三斤狗为“三伯公”。从此，“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的故事在客家地区传扬开了，甚至还传到了南洋各国和美国旧金山等地。
梅县松口镇元魁塔旁流过的梅江，是梅州客家人下南洋必经之水路。李程 摄
清末梅州有位知名诗人张芝田，听闻此事后写下一首《梅州竹枝词》：“困极谁怜范叔贫，鄙夷尽唤狗三斤。明朝改口称三伯，为子金多羡煞人。”此后，逐渐有山歌五句板等传唱李三雄的故事，但规模都不大。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不断有山歌、戏剧、视频等以之为题材，生产出一系列作品，使该故事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以致“科举改变命运”的传说基本消失了。当然，后世生产的作品大多进行了艺术加工，不少与原貌距离较大。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各门类作品主旨都没有变，仍以批判人性凉薄、惯于趋炎附势为主。
这主题并不新颖。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中云：“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民间则有俗谚：“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人发出过同类感叹。三斤狗的故事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其原因当然在于其典型性：穷时被人欺负是何等凄凉，富时笑傲众生又是何等舒畅！这确实戳中了古今无数人的痛处——插句题外话：当下众多畅销的“霸道总裁”类短剧，走的不也是同一路数么？
不过，对这个“真人真事说”，我略有怀疑。主要是故事的主角姓李，而张芝田《梅州竹枝词》中称“范叔”，两者对不上。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是张芝田搞错了。但作为本地人，张芝田生活的光绪年间与乾隆朝相隔不过百来年，说他会“李冠范戴”，委实不太能令人信服。当然，如果据此就断定“真人真事说”是编造的，未免也太过武断。在此记下，权当存疑吧。
都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其实历史的密码也往往隐匿在语言细微处——从三斤狗故事的细节中，我品出了特别“味道”：客家人下南洋的悲苦喜乐。故事中说，阿发是跟着“水客”“过番”的。其中，“水客”在当时是指长年奔走于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之间，负责为海外侨胞与内地侨眷递带“人、信、财、物”的人；“过番”则是离开故土到“番邦”（主要指东南亚诸国）谋生。阿发“过番”能发大财回来，如果真有其事，那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历史上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一样，是极其悲壮也极其悲惨的。
梅州松口火船码头。黎远鸿摄
梅州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较早。有资料显示，从明末清初开始，便不断有人从梅县松口码头上船，到汕头转船去东南亚打工。这些人基本上是穷苦农民。“汕头出海七洋洲，七日七夜渺茫茫。行船三日吾食饭，记妹言语当干粮。”这首客家山歌唱出了漂洋过海人的心酸。不过所谓的“吾食饭”更多的是没饭吃。史载，如果是通过德记洋行等机构签订契约被雇佣到东南亚殖民者手下当苦力的华工，洋行以3到10元就可买一个，转手卖给殖民者至少100元；过海时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吃喝拉撒睡全在里头；因为船上吃饭不是每个人都有碗，常常是众人围着一口大锅蹲着一起吃，就跟猪吃食一样，所以华工们被叫做“猪仔”；一路上还会被“猪仔头”虐待，稍不听话就不准吃饭，严重点的会被木棍打、木板夹，甚至被带刺的皮鞭抽，导致“过番”华工死亡率往往高达50%；而人死了直接扔海里就完事！没死的到地方后，被迫干种烟、种甘蔗、割橡胶、开矿、烧炭等活，劳动量大、时间长，又吃不饱，生病了也得不到医治，无数人因此魂断他乡。非契约工稍好一点，但他们大多既无资金也无技术，只能靠“三刀”即剪刀、剃刀、菜刀谋生，能吃饱肚子并攒点钱寄回家乡就很不错了。当时华侨中流传的一首山歌唱出了他们的悲凄：“千辛万苦出南洋，一片大海水茫茫。敲锡屎（指开锡矿）来割橡胶，积存些钱寄家乡。”光绪《嘉应州志》更是说：由于很多人下南洋挣不到钱，“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参见汤锦台著《千年客家》一书）
梅州客家人下南洋出发地——松口火船码头。
当然，在东南亚站稳脚跟并发了大财的也有，如张弼士等，但寥寥无几。而且，真正能富起来甚至富且贵的，大多不是第一代华人，而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如李光耀家族等等。这类发了财的人回到故乡，人们都会尊称他们为“南洋伯”，与广府人称从美国旧金山回来的人为“金山伯”一样。这些人是幸运的！他们在东南亚创造的辉煌业绩不仅是其家族的光荣，也是全体客家人甚至所有华人的光荣！讲到这里，我想，如果谁在现场看到三斤狗拿“花边”垫桌脚，谁还会想什么趋炎附势之类的人情人性之恶，而不上前热情地喊他“三伯公”并使出吃奶的劲道贺呢？！
碰巧的是，近日看到一篇网文，说三斤狗后人在松口小黄村曾建起一座颇具规模的“广德楼”，遗址尚存。当地政府也把它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不时有游人前往。我决定，下次回乡，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一看……
——姚燕永@粤东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