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闲翻方言工具书，偶然在谢栋元著《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看到一则小时候就听说过的“黄豆雕”故事，瞬间把我探索语言“复杂记忆功能”的兴趣“勾引”出来了。

　　“黄豆雕”的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后娘，欲害死前妻之子，令亲生子与前妻之子持干粮前往山地种黄豆，谁的先发芽，谁先回家。但她给前妻之子的豆种是煮过的，给亲生儿子的是生的。这秘密被亲生儿子发现了，他便和哥哥换了豆种。结果，哥哥下的种子按时发芽了，他自己的却一直没有动静。哥哥见状，不忍心弟弟一人留下。最终兄弟俩一块饿死在山沟。后娘后悔莫及，悬梁自尽，死后变成一只鸟，到处呼唤：“子归来！子归来！”

　　前人编此故事的目的可能比较单纯：解释“黄豆雕”这种鸟的由来或宣扬后娘即继母很可怕。但是，流传到后来人们更重视的却是另外两层意思：一是这对异母兄弟很可怜，但他们身上体现的“弟悌兄友”的精神很感人；二是警告当继母的，恶有恶报，后悔也没有用。显然，语言“复杂记忆功能”（指：单一词语往往承载着多向度文化内涵）体现出来了——“弟悌兄友”是儒家的伦理观念，因果报应则是“佛教伦理与实践的基石”。

　　“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黄豆雕”故事所包涵的意义却远不止这些。下面我们作进一步探究——

　　首先，“黄豆雕”的词义较为复杂。《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说：“黄豆雕  布谷鸟，子规。即大杜鹃，鸟纲，杜鹃科。《诗经·曹风》写作‘尸鸠’，播种季节昼夜鸣叫，故称布谷。客家（地区）则在黄豆下种时鸣叫，故称黄豆雕。”也就是说，“黄豆雕”说的是同一种鸟，但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布谷和杜鹃。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并不常见。此外，需补充说明的是：在客家话中，“黄豆”常用于泛指大豆；“雕”有时指鹰，但也统称所有鸟类。这种用法正如古代诗词中以帆、楫代指船一样（如：沉舟侧畔千帆过），属修辞中的借代法，以部分代指整体。

黄豆雕。学名杜鹃，又名布谷、子规等。

　　其次，“黄豆雕”的故事极易让人联想起系列历史事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脑中第一时间浮现的当是三国“七步诗”故事：曹操死曹丕立，曹丕忌惮弟弟曹植的才华和势力，多次加以迫害。一日，曹丕叫来曹植，令他“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曹植“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见《世说新语·文学》）据说，当时曹丕听了心里有所触动，便放了曹植一马；后来，终究放心不下，将曹植贬为安乡侯并囚禁起来（一年后恢复为陈王），导致一代文豪郁郁而终。这无疑是一出兄弟相残的人伦悲剧。而人们之所以会从“黄豆雕”立即联想到它，最重要的诱因是“七步诗”中之豆为大豆、萁是豆茎。

　　说起来，历史上兄弟相残的事件代不绝书。譬如，比“七步诗”更著名的是“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杀兄戮弟逼父”。史载，为防日后报复，李世民连十个亲侄子（哥哥李建民和弟弟李元吉各5个儿子）也没放过。后人都称赞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将中国封建王朝推到了历史最高点，让所有中国人都为自己是“唐人”自豪。但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否定不了的！李世民的功劳再伟大，也掩盖不了飞溅在玄武门上的斑斑血迹——尽管他那么做有多么充足而无奈的理由！

　　但“玄武门之变”还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人伦惨剧。与南朝刘宋数代帝王持续屠杀亲人比起来，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可算“小儿科”！《宋书》载，先是刘宋第三代皇帝刘义隆被亲生儿子、时为太子的刘劭联合弟弟刘濬“弑”了。刘劭称帝仅三个月，被其弟刘骏（刘义隆第三子）击败处死，刘濬也被斩首。刘骏继位后，也忌惮其他兄弟势力，先后诛杀、逼死了弟弟刘诞、刘浑等。刘骏病死后，其年仅16岁的儿子刘子业继位，别看他年纪小，其残暴程度丝毫不逊其父、祖，连年仅10岁的异母弟弟刘子鸾也不放过！刘子鸾临死前哀叹：“愿来世不复生于帝王家。”这成为千古名言。更为不堪的是，刘子业不仅与姐姐山阴公主通奸，还把姑父灭掉将姑母新蔡公主接入宫中……结果，他执政仅一年就死在叔父刘彧发动的政变中。而刘彧上位后，同样心狠手辣，先后把弟弟刘休仁、刘休祐、刘休若及一众侄子等屠戮殆尽。刘彧死后，其子刘昱继位，谁也没想到这个年仅10岁的小皇帝也残暴异常，竟以杀人为乐，甚至亲自用骨锯肢解侍卫；5年后，刘昱在一场政变中被侍卫所杀。不久，刘宋灭亡……这一通材料抄下来，我内心是绝望的：人性之恶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吗？如果不是正史所载，谁敢相信它是真的！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黄豆雕”还蕴含着众多文学意境和厚重历史内涵。这主要体现在它“一鸟两名”即既指布谷鸟又代称杜鹃鸟上——因为名字不同，描述的意象、所表达的情感便各不相同。

　　先来看看布谷鸟。一提起它，你耳边可能会响起低沉而略带苍凉的“布谷～布谷～”鸣叫声，眼前则会浮现出春风拂柳、农人耙田播种的景象。是的，“布谷鸣，农人惊。”（见西汉《氾胜之书》）在古人心目中，布谷鸟就是催耕鸟。也正因此，历代诗人们都不惜笔墨将之写入诗句。如唐杜甫《洗兵马》曰：“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再如李白《赠从弟冽》云：“日出布谷鸣，田家拥锄犁。”又如北宋蔡襄《稼村诗帖  其二》道：“布谷声中雨满篱，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耘早，正是披蓑叱犊时。”就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清朝乾隆皇帝也写下数十首与布谷有关的诗，其中一首还有点俏皮：“布谷，布谷。风和日暖春水绿，趁时耕作应须速。汝莫学，富家翁，晏起早眠食肥肉。”（《戏拟禽言 其六》）显然，这些诗句吟咏的是时令农事、田园生活，暗含着对时光的珍惜。

　　除催耕外，也有人以布谷抒写春来了的欢快之情。如李公麟《四时乐·其一 春》即如此：“桃李花开春雨晴。声声布谷迎村鸣。家家场头酹酒觥。为告庄主东作兴。黄犊先破东南村。”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农耕图。

　　“有人欢喜有人愁。”同样是布谷鸟，还有人借以讥刺时事。大名鼎鼎的苏轼便是其中一员，其《五禽言五首 其二》云：“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此诗写于1080年，是“乌台诗案”后第二年，当时苏轼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按说刚经历生死大难，苏轼须谨言慎行才是，但当看到王安石新法带给农民的苦难后又忍不住“开口”了。诗中，“脱破袴”是当地农民模拟布谷鸟叫声“脱却破袴”的简写，隐喻农民连像样的衣裤都穿不上；而“催租瘢”更是直接描写执行新法的官吏为催租毒打农民致其腿上伤瘢累累。（注：也有诗评家说苏轼在这首诗中借农人之口写自己在黄州贬所的困苦生活。）与此同时，与苏轼“同声相应”者不少，苏门中人张耒是比较知名的一个。他在《福昌官舍后绝句十首》之一写道：“卧听堂南布谷鸣，陇头细麦已青盈。殷勤谢汝催春种，我为无田岂懒耕。”它明面上说自己并非偷懒不耕田，而是无田可耕；实则是说作者不断贬官，政治上被严重边缘化，空有抱负却无施展平台。

　　可见，布谷在文人笔下是生活化的，是催人努力的，是平和欢乐的——即使被借以表达批评、愤怒与无奈仍不算很张扬激烈。

四川三星堆“杜宇”形象。姚燕永 摄

　　再来看看杜鹃鸟。从很早的时候起，它就与悲情挂上了钩。据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梁朝李膺著《蜀志》等记载，杜宇又称望帝，是古蜀国之王，因其用的国相鳖灵治理江水祸患有大功，于是“禅位于鳖灵，号曰开明氏。”而望帝自己则“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但比这两书更早的著作，如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和许慎的《说文解字》，却称望帝在鳖灵外出治水期间与其妻私通，心中羞愧才让位的。不过，后世学者认为上述两说均不可信，历史事实更可能是望帝被逼让位或被推翻才远走他乡的，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何会化为杜鹃不断悲啼直至口中流血仍不停歇。（参见黄剑华著《神话传说里的古蜀迷踪》）

　　而正是杜鹃啼血的意象，成为历代文人伤时感怀，借以抒写身世之悲、家国之痛的“文化符号”。譬如，李白《子规》诗曰：“蜀地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有专家说，此诗是李白因涉永王璘案被流放夜郞获赦归来时所作，它借子规哀鸣抒发的是“功业无成、有家难归的悲愤”。再如，李贺在《老夫采玉歌》中说：“夜雨岗头食蓁子，杜鹃口血老夫泪。”所表现的是采玉老人内心深处的悲痛和绝望——不仅吃的是野果，还有家归不得（杜鹃啼声恰似“不如归去”）。又如，李商隐在《锦瑟》中唱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历来许多诗评家称“殊不晓其意”，但宋代学者黄朝英一针见血地说：“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见《靖康缃素杂记》）其所谓的“怨也”，即借杜鹃啼血传说寄托李商隐的幽恨与悲怨之情。

　　杜鹃或子规蕴含的意义当然不止这些。譬如，还有用于写比较纯粹的风景的，王维的“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送梓州李使君》）便是。

　　布谷鸣春，杜鹃啼血。它们虽为同一种鸟，但因在不同时期被注入不同的历史内涵，于是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颇值得玩味的事儿！

　　那么，布谷与杜鹃表现的意象有没有重合之处呢？仔细分析，答案是肯定的。譬如，它们鸣啼的季节和可感的声音都极易唤起人们伤春感世情绪，白居易的“布谷鸟啼桃李院，络丝虫怨凤凰楼。”（《同诸客题于家公主旧宅》）与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抒发的情感就相当一致。

　　统一的生命，分裂的符号。可以这么说，布谷与杜鹃在文学里的分化与重合，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文化对自然生物的多重赋义，以及对生命复杂性的深刻认知。

　　史蒂芬·平克说：“语言的魅力无限。我从未见过对语言不感兴趣之人。”（见《语言本能》）客家一则“黄豆雕”故事，竟引导出如此丰富的文化记忆和厚重的历史感，我深深为汉语的博大精深折服了！

——姚燕永@粤东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