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倬云十日谈》近日在读者群中引起广泛关注。历史学家许倬云忧思于当今世界的疫情，以及瘟疫蔓延下混乱的世道人心，在这本书中围绕时代特色、思想与文化变迁、多元文化的融合、科技智能的进步转变、中外文明的比较互动等一系列主题展开，选择各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节点，以对话的方式，还原鲜活案例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源流，生动展现先生作为史学大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史学观念与关注时下的人文关怀。本书堪称许先生90年人生思想之总结，亦可视为他对这个时代的问题和出路的总体性回应。
作者介绍
许倬云讲授 冯俊文整理
许倬云先生，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于厦门。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
近三十年来，许先生致力于为大众写史，有《万古江河》《说中国》《许倬云说美国》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
冯俊文，湖北黄冈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国学班，资深出版人，现为美国厚仁许倬云工作室主编，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
书籍评价
许倬云先生以博古通今的学问，关切民族与国民的境遇，思考人类文明的命运。他的洞见、忧思与告诫凝结着非凡的智慧和良知，值得我们每个人倾听与思索。
——刘擎 政治学者、华东师大教授
许倬云先生是当世学问大家，治学严谨，而又能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别出一格。老先生饱经忧患，而家国情怀不改，他的话里悲天悯人的胸怀，令人感佩。
——施展 外交学院教授
许倬云先生是当世史学大家，老先生尤其难得有一颗爱普通人、为普通人寻求安顿的心。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许倬云先生以他宏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史学功力，在历史和现实的世界中纵横驰骋。让人感佩他精深的学问、睿智的见识之余，也深深地感动于老人家对中国文化深沉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真切的期待。
——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医学社会史专家
许先生是当代难得一见的大家，有幸聆听过许先生的直播课，受益匪浅。这十堂课横贯古今中西，学识渊博，对当今世界形势判断准确，高屋建瓴，让每一个希望了解国际关系和全球未来的人都有所收获。
——郝景芳 童行学院创始人、科幻作家、第七十四届雨果奖得主
章节试读
第一讲：疫情恐慌下的人类社会
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对于瘟疫的记录是一个常态，地方长官对于战争以及随之发生的大型灾害一定会记下来。可真正大规模爆发的瘟疫，记载比较多的是在公元２世纪后半段—大约公元170年一直到公元220年这半个世纪。这段时期的中国几乎是瘟疫不断。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瘟疫
东汉末年，发生瘟疫的最大的地区是禹州、青州、徐州。这是当年的东汉政权——也就是三国政权所在的区域，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那个地带在东汉时期人口最繁密，农业非常发达，居住的环境相当拥挤。而且有个问题是常常发生水灾。如果黄河、淮河发了水灾，某个地区一年里面就会有半年时间浸泡在水里面。这种浸水的地方，就是培养细菌最好的环境。当地因为潮湿的关系，年年都会发生疾病。
这一段时间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出现了。他是河南南阳人，家里是有两百多人的大族，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结合自己临床治病的经验研究瘟疫，写了本书叫《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是具体地、切实地从自己看病的经验，对疾病做分类、分析，并提出诊疗方案。这一段时间，中原地区死亡率是很高的。当时大概全中国人口有5000万上下，在瘟疫大规模爆发的区域大概有两三千万人口，那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假如按照张仲景家族损失三分之二人口的比例来推算，这就相当可怕了。而且这种瘟疫是连年不断的，来年甚至连续几年都发生。
城市里面发生瘟疫的情况跟农村那边几乎是一样严重。农村可能是因为医药环境差一点，但是面对瘟疫，城市里的人也没有很有效的办法应对。比如说历史上的“建安七子”，是当时有名的七个学问家，里面有五个死于传染病，可以想象其严重了——这是公元217年发生的事情。
这段时间北方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瘟疫，可以说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在中国还是农业国家的时代，精耕细作的农业一方面取决于土地面积，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假如一个家里有三个劳动力，两个大一个小，如果有一两个人在瘟疫中去世，这一家的生产力就等于完了。瘟疫爆发的中原一带财富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上下，这一带整个的农业生产规模不够，那么就一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状态不行。瘟疫爆发影响农业生产的后果就是饥民激增，然后这些饥民投向流寇，投向各地地方武力，正好提供了三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兵员。而且战争本身也会导致瘟疫产生，因为军队伤亡而产生的许多死者堆着没人处理，也导致细菌繁殖。
所以瘟疫的后果，第一是它会使瘟疫集聚发生地的人口快速减少，经济生产力弱了，社会秩序乱了；第二是瘟疫中孳生的细菌会继续繁殖，甚至扩散到各处去。东汉末年的这次灾害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拉垮了。
大的瘟疫以后，尤其是连续多年的瘟疫以后，会形成一个混乱不安的局面：瘟疫、疾病、死亡。瘟疫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死亡产生的尸首不能处理，病情没法处理，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恶性循环。这会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它可以造成五六十年甚至一两百年的长期影响。
东汉结束以后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等到南北朝以后，中国国内族群的分布已经跟汉朝的不一样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大熔炉之中。他们慢慢汉化，在中国落户生根。隋朝的人口，以他们的本质基因而论，已经和汉晋时的人口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的瘟疫。
除了这一次导致东汉帝国解体的大瘟疫，中国历史上还爆发过另外两次很严重的瘟疫。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元朝。成吉思汗从东北进攻金国，一路向西打，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领土最广阔的蒙古大帝国。从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蒙古人的海上力量也延伸得很远，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和印度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到海上的活动里，港口之间船只来往不断。
这些来往不断的船只、商旅，使得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变成全球性的瘟疫，从欧洲一直影响到中国。这次黑死病影响之大，甚至使欧洲的地图都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瘟疫导致的欧洲人力不足，逐渐形成以机器生产来代替人力劳动的趋势。
这场蒙古时代的大瘟疫，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6世纪。因为蒙古大帝国的存在，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这个时候的黑死病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在每个地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中国就有黑死病的出现。一直到明朝初年，蒙古帝国时期黑死病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明末，海上的往来贸易又把西方的黑死病带到中国的东南和华南，尤其是华南地区。
上面讲的是几次重大的灾害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对全世界而言，大的瘟疫或大的流行病传播简直可以排起队来—黑死病、疟疾、天花、伤寒等一大堆。到最近这些年，禽流感、新冠病毒，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在国际贸易流通的背景下发生，使全球蒙受其害。
就黑死病而言，沙漠里面的老鼠携带病菌，沙漠商队走过，老鼠就将其传播到人身上。商队随着贸易往来把黑死病的病菌传到各处，海路上的情况亦复如此。黑死病若是在船上爆发，一条船进入欧洲港口时可能已经空空如也—船员都已经死光了，成了鬼船。
黑死病以及其他类似疾病在近世以来造成的影响，不仅塑造了欧洲的面貌，也塑造了全球的面貌。假如没有海道上那么多的来往，那么多人携带的传染病，美洲不会被白人全面占领。白人进入美洲以后带来的天花以及性病—尤其是天花（天花在别处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可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天花没有免疫力，于是印第安人口从三五千万减少到现在的三四百万。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死于战争，更多的还是白人带来的病菌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死亡。这是一个改造世界面貌的大事件，对此后的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海路上受影响的不仅是美洲，许多岛国和沿海的口岸都感染了病毒，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几乎灭种。比如西班牙人进入了美洲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当地的原住民就几乎全死光了，这个也是全球性的影响。我有一个老师叫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他专门研究疾病，到后来也研究海陆交通上的疾病。火药、商品构成的近代世界，就是因为在海上通道上这些事情发生了。
对中国来说，明末的瘟疫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黑死病，从南部的港口进来了。这次瘟疫发生的时候，欧洲的思想经过葡萄牙的传教士也被带进了中国。但中国没有真正领受、欣赏到西方新的思想的好处，也没有意识到西方人对自己的挑战也可以是好的事情。这些人离开了，明朝政府就忘了他们所传播过来的知识、思想。面对外来思想和文明，明朝为何没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这里面缘故很多，大家知道明朝的独占性跟专制独裁，使他们不主张、不喜欢臣下挑战国家权威与对皇权进行批判。这种独裁统治使得新的思想无法进入，这是缘故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沿海地带黑死病闹得很凶，有很多人还感染疟疾、血吸虫病等等。等于说，政府没有办法使全国人民安定。政府控制瘟疫的方法是烧掉因病毒致死者的尸体，结果在国内造成了大规模的内乱。最后导致李自成从陕北带着部队一路打到北京城，明政府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力。这一时期的中国遭受了极大的瘟疫，经济和生产力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后面入关的满族人，他们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他们驱使着中国北方的老百姓以及明政府投降的军队南下，大批的南方军队无力抵抗。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