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发现，明确“南海Ⅰ号”沉船部分陶瓷器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并确认“南海Ⅰ号”曾经到过广州。

　　多年来，围绕“南海Ⅰ号”身世及航线的各种推测论断众说纷纭。直到这一重磅研究发现公布，才揭开了围绕“南海Ⅰ号”航线的重要历史信息：它并未偏离广州，而是最后从广州离岸出海，向西经过川岛海域时不幸沉没于此。

　　30年多来，从“南海Ⅰ号”被打捞到沿岸大量明代外销瓷遗存被发掘，川岛海域水下考古屡有重磅发现，一个个未解之谜陆续浮出水面。众多的物证线索，勾勒出这里曾作为海丝必经之路的繁盛图景。今年4月，台山大洲湾遗址入选“广东省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

　　凝聚了中国水下考古人诸多心血和期盼的川岛海域，淹没了哪些海丝遗珍？揭示了哪些重要历史信息？南方日报记者跟随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肖达顺等考古学者，揭开这片神秘海域的考古地图。

川岛海域考古地图。南方+制图

　　寻找证据链

　　隐秘的古代航线“浮出水面”

　　随着“南海Ⅰ号”船舱内文物发掘接近尾声，学界关于古船身世的研究推断不断展开：它到底有没有来过广州？它从何处始发？驶向何处？

　　此前，“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大量器物，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广州相关。其中大量陶瓷器普遍被认为来自福建的闽清义窑、德化窑、磁灶窑，江西景德镇湖田窑、浙江龙泉窑等窑口，唯独没见广东相关产品。尤其是带有鲜明“身份标记”的酱釉大罐，更认为是来自福建磁灶窑。

　　一直参与“南海Ⅰ号”考古项目的肖达顺，在一次与同行讨论交流时获取了一个信息，“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酱釉大罐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酱釉罐极为相似，它有没有可能经停过广州？

△“南海Ｉ号”印花陶罐。

　　为明确出土陶罐标本的“血缘关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这些标本送往北京大学进行化学成分产地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崔剑锋介绍，考古工作人员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部分酱釉大罐的化学成分，结果证实“南海Ⅰ号”有相当一部分酱釉大罐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类似产品都产自南海区奇石窑或文头岭窑。

　　带着这一重要发现，肖达顺等考古专家开始寻找“证据链”，破解“南海Ⅰ号”与南越国宫署遗址之间隐秘的历史联系。

　　随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佛山市博物馆、佛山祖庙博物馆和南海博物馆，对南海区狮山镇奇石窑和里水镇文头岭窑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通过抢救性发掘，考古队清理了两座龙窑和一处作坊遗址。从调查采集的遗物发现，奇石窑和文头岭窑都盛烧于两宋，而且两者都兼烧内销外贸产品，都生产“南海Ⅰ号”同类酱釉大罐。

　　这一考古新发现，为“南海Ⅰ号”到过广州、最后从广州港离岸的历史推断，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

　　“南海Ⅰ号”这批产自南海窑址的陶罐不是纯粹的货物，而是盛储酒水食物的生活用器，以自铭“酒墱”最为突出。“这些陶瓷器质地粗糙较为低廉，其用途可能为当时的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容器，又通过地方官府馈赠或贸易上船出洋。”崔剑锋介绍。

△ “南海Ⅰ号”出土“酒墱”款标本。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表示，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曾发掘出一组宋代的大型建筑院落，并从中出土大量与酿酒有关的遗物。《元大德南海志》关于“（经略司）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的记载，更加佐证这组建筑应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

　　宋代广州首设市舶司来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宋史》记载，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朝廷要求市舶司及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对到来的蕃汉商人热情迎送。为招徕蕃汉海商举行宴会所需的招待用酒，就是地方官府所设的公使酒库所酿造的“公使酒”。李灶新推断，“南海Ⅰ号”在广州期间，也受到广州市舶司和广州地方官员设宴招待，并获得广州“公使酒”的馈赠。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酒墱”款标本。

　　以这批酱釉大罐为线索，一条沉没海底多年的航路正在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陶瓷器从南海窑口出发，通过珠三角水道交通到达广州官方或个别宗族大姓酒坊，再到海外贸易补给或者官方宴请馈赠，最后随船出洋遇难于下川岛海域……

　　“由此可知，当时的贸易路线就是从南海产地通过广州及其相关海域装货上船。”肖达顺分析，这次考古发现间接说明广东南宋时期外销陶瓷生产依然保持不小的规模，也反映出广州在南宋中晚期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势的海洋贸易地位，对我国海丝申遗或有巨大推动作用。

　　复原历史图景

　　上川岛是古代中欧贸易据点

　　明代郭棐《广东通志》中记载：“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门海，右曰小金门海，诸夷入贡，风逆则从此进，其西南曰寨门海，而番船舶往来之冲。”

　　历史学者汤开建研究指出，明代上、下川岛与今广海湾、镇海湾形成一个大湾，包围寨门、金门、望峒诸澳，与番船、番货诸澳相连，成为一片船舶避风的港湾区，是当时外国商船在中国沿海最主要的贸易区。

　　川岛海域作为古代海上丝路必经地的历史记载，随近年来考古调查研究的深入，被不断印证。肖达顺分析，按照历史文献记载，船只从广州出来，经上川广海一带就可以直接下南洋。“‘南海Ⅰ号’从广州驶出，却往西经过川岛，说明是有意往这边走，是一条必经之路，我们也在为此继续搜寻物证史料。”

△参与“南海Ⅰ号”打捞的潜水员正在进行水下切割作业。南方日报资料图

　　事实上，“南海Ⅰ号”并不是川岛海域唯一的古沉船。

　　上世纪80年代，湛江渔民在这一海域打捞起3门铜炮，其中一门炮身上有1642年的明确纪年，还有清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徽章标志，这是17世纪的铜炮，后来被鉴定为一级文物入藏湛江市博物馆。

　　而在台山市博物馆，也收藏着3件台山渔民打捞出水的沉船木锚，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发现，其中一件木锚的位置距离“南海Ⅰ号”沉船地点仅5海里。经过专家鉴定，3件木锚为宋元时期货船使用，其中有件双爪锚，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

　　2016年，“南海Ⅰ号”所在川岛海域被列入第一批广东省水下文物保护区，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调查随之铺开。

△乌猪洲沉船遗址发现的其中一枚铁炮。

　　“可以说，这里是水下考古的富矿区。”肖达顺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他在上川岛乌猪洲水下拍摄的铁炮影像图，长条形铁炮外形清晰可见。在这一沉船遗址附近，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2年起更名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15年至2018年间先后发现了6枚铁炮。

　　2016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公布，位于上川岛的大洲湾遗址和方济各•沙勿略墓园入选“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首批申遗遗产点名单。同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洲湾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为了防止瓷器碎片及考古区域被海水侵蚀，沙滩边上搭建起了一座两层高的防护建筑，像一个巨型保护罩一样将近百平方米的海滩围住，顶部是海景观光台。

△位于上川岛的大洲湾遗址。南方日报资料图

　　上川中学退休教师关容佳回忆：“小时候我们把这片海滩叫花碗片，后来叫‘花碗坪’，因为海边厚厚一层都是青花瓷片，有的渔民在附近潜水打捞青口螺，也常常捞起一样的陶瓷片。”

△川岛发现的部分宋代青瓷。

　　“大洲湾遗址出土的瓷器碎片基本来自景德镇窑口。”肖达顺告诉记者，学界认为这批瓷器被运至粤闽浙沿海港口，再辗转到上川岛交易，转运至东南亚、印度、西亚甚至非洲和欧洲地区等，这种贸易兴盛一时，以至上川岛成为西方人熟知的航标。

　　记者在遗址现场看到，馆内的玻璃地面下陈列着从大洲湾发掘出的瓷器碎片；而从另一侧海边断面上可以发现，从下往上分别是巨大且不规律的基岩、填充缝隙的碎石头、细小的砂石层。断面上面巨大的镜面玻璃则将顶部的清代石墙墙基、散落瓷片等痕迹展现在观众面前。

　　专家判断，其中的碎石层都是人工构筑的，铺成的平台就是明代中葡进行瓷器交易的场所，这一碎石层堆积上的活动面也与历史文献中关于早期中葡海洋贸易的内容相吻合。

　　据记载，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登陆上川岛，他在岛上写了一系列信札，其中也写道：“上川港距广州30里格，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

　　“宋元的海外贸易很兴盛，但是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外来船只不能靠岸，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来的葡萄牙人只能在离岸9海里的上川岛登陆，建立贸易基地。因此上川岛是比澳门更早的中葡贸易据点，是中欧贸易的起点，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肖达顺说。

　　发现先秦遗迹

　　揭示史前人类海洋活动印记

　　近年来，“南海Ⅰ号”考古领队崔勇与肖达顺等考古专家，对整个水下文物保护区展开细致调查，寻觅海丝踪迹。

　　上下川岛海域很大，水下考古有如大海捞针，队员们一边收集史料，一边寻访岛上的渔民。渔民出海都是拖网作业，水下有障碍物就会把渔网挂住，许多渔民就会标注好位置避免下次再重蹈覆辙。

△肖达顺正在进行水下考古作业。

　　“往往渔民提到的这些地方就是重要的线索，有时障碍物是礁石，有的可能就是沉船。”肖达顺说，考古队员会把每年调查过的区域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比如上川岛南部围夹洲水道上、沙堤港口的墨斗洲北岸礁石、打铁湾沙滩上都发现了一些清代瓷片。

△围夹洲水道出水瓷碗。

　　2015年前后，崔勇在一次避风上岸时，在沙堤港的打铁湾海岸线旁意外发现了一处先秦遗址，不仅发掘了一些夹砂陶片，还有少量的石吊坠、石锛等石器。随后，关容佳也在这里捡到了一片夔纹陶片。2018年，考古队对打铁湾遗址进一步试掘，出土器物中又有一件不太寻常的夔纹陶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关容佳采集到的夔纹陶片。

　　“我们比对了惠州博罗横岭山遗址出土的同类纹饰，确认它应该属于西周晚期。”肖达顺由此推断，至少在距今3000年前，上川岛就有古代人类的海洋活动了，这对研究先秦时期人类海洋活动和交流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

　　肖达顺推断，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珠三角人类活动已有一定发展，比如清远的青塘遗址就入选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外，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量发现并扩散到现代海岸线一带，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沙丘遗址或贝丘遗址，甚至还呈现大陆人口向太平洋岛屿及东南亚地区岛屿扩散的迹象，这些岛屿的人都被认为是操着同源语言的“南岛语族”。

　　当时上下川岛海域是否有路桥？岛上的人是如何漂洋过海的？一系列的谜题还有待考古学者的深入研究。随着考古工作及相关研究取得进展，川岛海域从先秦到宋元明清等的海丝遗迹“串珠成链”、脉络逐渐清晰，印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

　　专家明确

　　“南海Ⅰ号”出航时间为1183年

　　1986年，英国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与广州救捞局签订调查协议，希望在中国南海海域寻找一艘名为“莱茵堡号”的沉船。在历史记载中，这艘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于1772年受到台风袭击，沉没在台山上下川岛海域。

　　经过近一年的搜索，在声呐技术的探测下，搜寻人员在下川岛西南海域一抓斗捞起了247件器物，其中甚至有条1.72米长的金腰带。

　　“这肯定不是英国人要找的莱茵堡号，这是一条我们中国的沉船。”当时中方的负责人尹干洪立刻制止对方继续用抓斗捞取物件。

　　这艘被意外发现的南宋沉船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此时距离它沉没已经过去了800多年。也正是为了独立发掘“南海Ⅰ号”，中国开始组建培养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直到2007年将其整体打捞出水。

△2007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出水。南方日报资料图

　　数十年来，关于这艘沉船的年份断代引发了学界的研究讨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南海Ⅰ号”考古领队崔勇告诉记者，考古发掘团队目前已经明确了“南海Ⅰ号”的断代问题，将这艘船出航的年代范围逐步缩小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年号——公元1183年。“这是我国水下考古中唯一一个把没有航海记录的沉船精确到年份的项目。”崔勇说。

　　最初，考古发掘团队对船上发现的人骨遗骸进行了碳14的鉴定，将范围从宋代缩小到其中的200年间。之后，通过对沉船发现的大量铜钱进行分析，考古发掘团队找到了一枚最晚年号的铜钱——南宋孝宗时期（1174—1189）的“淳熙元宝”款，再次将范围缩小至15年间。

△“南海Ⅰ号”上发现的“淳熙元宝”铜钱。

　　其后又发现一件德化瓷罐上有“癸卯”年墨书，南宋淳熙癸卯年为1183年，此后至下一个癸卯年前的六十年间，南宋王朝还有十个年号，皆未发现相关铜钱或纪年文书，崔勇由此推测，该沉船出航应在1183年。

　　“南海Ⅰ号”发掘记

　　1987年

　　广州救捞局与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在南海上下川岛海域发现宋元时期沉船

　　1989年

　　“中日联合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对广东省台山县以南海域的宋元时期沉船进行了综合性的实地调查，并将沉船定名为“南海Ⅰ号”

　　2000年

　　“香港中国水下考古研究探索协会”对广东“南海Ⅰ号”沉船重新调查出资赞助

　　2001年

　　在香港同胞支持下“南海Ⅰ号”水下考古调查队探摸到船体，并进行了精确定位

　　2004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了位于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项目

　　2007年

　　“南海Ⅰ号”整体打捞成功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

　　2013年

　　“南海Ⅰ号”沉船全面保护发掘启动

　　2019年

　　“南海Ⅰ号”船舱内共发掘文物近18万件套

　　2020年  

　　开始船体支护与保护

　　【记者】黄堃媛

　　【统筹】李培 毕嘉琪

　　【摄影】仇敏业 姚志豪（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设计】张昶 刘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