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学是一所由基督教人士创办的私立大学，自创立之日起，就未与任何具体的教会产生从属关系，而是依托于独立的基金会的支持。这使岭大缺乏固定的经费来源、稳定的教师队伍及生源，以致于很晚才升格为大学，却也因此拥有极大的办学自由度。岭大企图在其早期阶段即建立起文、理、农、医、神各分科大学，走向综合性大学之路。岭大的这种企图虽因经费支绌、办学理念分歧等各种现实困难而无法实现，但其主观性与所做出的努力却不可忽视。本文以岭大为个案，力图呈现该校从书院到大学及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借此考察中国基督教大学早期发展的具体路径。
岭南大学源于19世纪后期来华外国传教士办学的潮流，但从一开始，就没有依附于具体的教会组织，故其并非通常所称的“教会大学”。但它又的确是由基督教人士创办的私立大学，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故一般被列入“基督教大学”的范畴，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这使岭大在20世纪的本土化进程更为顺利，但在办学条件上处于较为艰难的境地。这所大学早期发展的具体过程有何特点？为其20世纪前期的崛起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对该校的早期发展历程进行考察。
学者苏云峰认为“研究学校教育史，就应该站在教育的观点，把研究之主要范围放在校园以内”。笔者深以为然。这不是说本文只注意岭南大学的内部活动，而忽视外部因素对岭大的影响，毕竟岭大的发展与壮大无法脱离中国的社会背景。本文的重点不在于阐述岭大和当时的政治运动、社会潮流、文化思潮之间的关系，而是着重于考察岭大早期发展的内在轨迹，目的在于对既有研究所忽略的问题给予补充。
海内外学者有多篇研究岭大早期发展历史的著述。这些著述停留在概括性的简单梳理阶段，缺乏对岭大如何从中等教育程度发展到全科大学的规模之过程的细致分析与呈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简称亚联董）岭大专档及岭大的相关出版物，对岭大早期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完整的叙述，补充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从书院到大学
岭大的起点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创办于1888年的格致书院。这所书院开始时的规模很小，条件极为简陋，但它却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结出的一个果实。
1888—1916年，学校的大学班虽有少数学生就读，但流生率严重，未曾有毕业生，处于以中等教育为主的办学水准。
一般认为，大学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乃是中等教育进入深层次的发展阶段，能为其提供稳定的生源。据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所载，至1875年前后，中国约有800所教会学校，其中“教会中学”约占7%。事实上，此一时期所谓“教会中学”的教学品质偏低，毕业生达不到现代大学的入学标准。因此，19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大学常常面临没有合适学生的问题，只能长期从事中等教育，以培养符合要求的生源。概言之，在20世纪前，这些基督教学校以“学院”自称，但并不表示它们已符合大学教学标准与学术水平，它们在校舍、教师队伍与学生规模上的努力只是奠定了大学的基础。学人把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称为“戴帽子”大学。
岭大在正式升格为大学之前，大学与附属中学的学生被安排在一起进行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教师也是同一批人。附中的学生往往占学生总数的大多数。1899—1916年，该校的大、中学生注册人数共有1814人，附中1641人，大学173人。这173名大学生中，主要是大学预科生及一、二年级生，没有一人完成大学课程取得学位。直到1910年，岭大才有第一批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岭大在其早期发展阶段虽有进行高等教育，但很少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基本上以中等教育为主。这样的校园环境是无法对其要求大学的气氛和学术标准的。此外，该校的流生现象十分严重。缘何如此？鲁珍晞指出，影响该校发展的原因是广东人与西方人的长期交往，所以普遍重视英语的价值，以致学校难以留住已具备些许英语知识的学生，许多学生在未完成学业就退学，这是其一。其二，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开始担负起英美留学预备学校的责任。因为良好的英语水准是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先决条件之一，中国基督教大学因重视英语教学，其学生具有相当优势。岭大也不例外。其三，此一阶段的岭大处于起步阶段，学科设置不齐全，学术水准偏低，难以留住学生。
尽管岭大当局着重开展中等教育，每年逐步扩大招生规模，但附中初期的毕业生寥寥无几。至1915年，附中共招收1470名学生，毕业生却只有106名，流生率高达92.8%。附中流生现象严重，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教学的高标准导致淘汰率高；另一方面需考虑到格致书院时期办学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学生流失。附中不仅流生率高，且毕业生多数不是步入社会工作就是自费或考取公费赴美留学，真正留校升学者少之又少。
1901—1915年，岭大的106名附中毕业生中只有55人选择升学（占比51.9%），其余则在商业、教育等领域谋职。而55名升入大学的毕业生中，有45人是赴美留学，其余10人则在国内读大学。清末民初，广东省政府曾一度考选学生，由官费派遣赴美留学。岭大附中毕业生因扎实的基础及良好的英语水准有多人入选。在1910年的广州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中，有260名学生报考，争夺6个奖学金名额，其中5个名额被岭大学生获取。基于上述缘由，为支撑一所大学的学生规模，岭大寻求广州市内乃至广东省内、外其他公、私立中学的合作以拓展生源势在必行。
中学教学品质的悬殊是制约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913年，广州有公、私立普通中学11所，在校生927人。事实上，这些公、私立中学普遍教学品质不高，所授英文、数学、科学各科程度较低，毕业生达不到现代大学的入学标准。这也是为什么从清末的癸卯学制到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均有大学预科3年之设，其目的即让大学负担起普通教育的责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2年壬子学制的颁行。而中国基督教大学精心发展的附属学校及大学预备学校则能为大学提供优质生源。这也导致基督教教育形成一套封闭式学制，游离于中国政府教育制度之外。为拓展大学生源，岭大积极与基督教各教会合作。1909年，托事部明确表示对华南地区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完善乐见其成，希望能有更多的基督教中、小学建立起来，学校间互相合作与协调，为岭大输送优质生源。对此，托事部愿意无偿提供康乐校园的土地使用权给需要土地建筑校址的基督教中、小学。
岭大很早便与由美国长老会广州传道会主理的基督教学校进行联络与协作。1912年，岭大与培英学校签订合作协定，要求培英学校修改课程设置，以便在学制上能衔接该校。1918年，学校当局决定附中不再招收女生，亦不另外开办女子中学，国民小学及大学则男女同学，高等小学及中学一二三年级均不收女生。岭大与真光女中签订合作协定，使真光女中的学科程度与该校衔接，以便毕业生可直接升入该校。之后，岭大还与培正、培道、协和、华英等教会中学进行合作，使各校课程配合它的标准，互相衔接，其毕业生可直接升入该校。这种合作模式即岭大文献中所谓的“联校”。联校过硬的教学品质，使得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可免试直升岭大。
华南地区虽开教时间早，但基督教教育却不如华东地区发达。民国初年，广东省内的基督教中学发展规模只能维持岭大的生源。除附中、联校外，托事部还决定在其他地区设立自给自足的分校，推广附校的教育模式。1919年，岭大与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中华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合作，在广州西关宾盛沙地街创办通志学校。此校于1928年将管理权完全移交给岭大，改名为“岭南大学西关分校”。1922年，香港分校成立。岭大归华人自办后，不仅在广州、上海建立分校，还在华侨众多的越南、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校。
非宗派办学性质致使岭大缺乏像其他中国基督教大学那样来自教会的稳定的经济支持，稳定的教师队伍，以及一系列的教会中学提供生源。面对前述困难，托事部仍汲汲营营，表示会尽快建立起设备齐全的文理科大学。该校在还未升格为正式大学之前，就已规划好大学的发展方向，即并不满足于只提供文理课程的博雅教育，力图将学校发展成一所综合性大学。1913年，托事部对外宣扬岭大的发展规划时，表示学校以发展成完备大学为目标，拟设立文理、教育、医、农、商、神、工等分科大学。1916年，岭大将中学第四年级改称为“大学预科”（sub-freshman），第五年级则改为大学一年级。此后，该校定学制为大学预科1年，本科4年。
医学院的短折与医学预科教育
岭大秉承创始人哈巴安德的志愿，在进入20世纪后不久便着手实施开办医学堂的计划。是时，校医林安德（A. H. Woods）参照美国医学院的办学模式，拟定“医学堂简法”，拟4年之内，年招生20名，“以十年为期，始终均用英文教授”。此计划虽很快中断，但岭大创办医学教育的努力并未终止。
一、中外合办医学校的努力与挫折
1907年，岭大托事部把拟建中的医学校筹建权移交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基督教协会，因该团体决定在中国创办医学校，并筹有款项。1909年，嘉惠霖（W. W. Cadbury）作为筹办中的医学校教员来到广州。次年3月11日，由宾大基督教协会资助及控制、但附属于岭大的大学医学校（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正式成立。根据合作章程第七条规定：大学医学校接受岭大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的领导，但行政委员会如有窒碍大学医学校发展的举措，则须经宾大基督教协会审查。同时，根据合作章程，尽管此时岭大还不是正式的大学，但在声明大学医学校作为宾大基督教协会在外国延伸工作的前提下，可对外将大学医学校宣传为该校的分科大学。大学医学校的入学标准要求为中学毕业。1910年，大学医学校教职员有莫约西（J. C. McCracken）、嘉惠霖及苏马利（M. C. Soles），是时有学生5人。
宾大基督教协会与岭大在合作中多有矛盾，最大的分歧在于该会坚持要求岭大也采取宾大学生的宣誓办法，否则不予合作。如果按宾大基督教协会所要求的宣誓方式，则有违岭大的非宗派办学原则。岭大的非宗派办学原则体现在：校内无自设的教会与牧师，教职员的聘任与学生的招收，不以信教为条件；西籍教职员来自英、美各宗派；所授的圣经与所传的教理，不注重仪式、教条、宗派，只注重基督精神、人格、道德、伦理，尤其爱人与服务的精神。因双方分歧无法调和，合作宣告破裂。1914年，宾大基督教协会大学医学校撤出岭大，之后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合作设立医学院。
二、与博济医院合作办学的尝试与曲折
内科医生林安德于1900年3月受聘担任格致书院的校医，同年开始与博济医院的内、外科工作建立联系。1913年1月，林安德出任博济医院及广州医务传道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管理委员会主席。是年，他邀请大学医学校的内科医师嘉惠霖、眼耳鼻喉科医师侯士（H. J. Howard）作为访问医生为博济医院服务。
而机构之间的正式合作，则始于1915年。当年2月16日，岭大与广州医务传道会拟定双方合作的协定，内容包括该会继续保有对博济医院的管理权，岭大派人到博济医院担任访问医生进行医疗服务；该校的各科医生须为博济医院各科的主任医生；协议的有效期为10年；如果合约期间成立了一所联合医科大学，且其作为参与机构，则联合医科大学将享受与承担协议的所有特权和义务。6月11日，托事部批准与广州医务传道会的合作协议。当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派考察团到中国调查、拟于适宜地点设立一所医学院之际，该校与博济当局商议联合向该基金请求捐款开办医科大学，惜未得到该基金的回应。
博济医院的财政运转时常发生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广州以医传道联合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Union）便在1917年4月应运而生。岭大因指派嘉惠霖为博济医院的内科主任，得选派一名代表作为该会的董事会成员。
1920年2月，博济医院几位医务人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会议，并按照会议的决议，敦促成立包括广州医务传道会代表及其他在穗差会代表在内的、以岭大托事部为核心的博济医院新董事会，负责医院的重组、人员及设备的配备和发展。5月29日，博医会华南分会（South China Branch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与广州传教大会（Canton Missionary Conference）同期举行会议，再次肯定关于以岭大托事部为核心的重振博济医院计划。9月17日，岭大行政委员会与广州以医传道联合会联名致函托事部秘书格兰，要求托事部与各差会合作，承担起维护博济医院运转及设立医科大学的责任，由郭守道（John Kirk）代表广州以医传道联合会、小谭约瑟（J. O. Thomson）代表博济医院，组成代表团前往纽约，与其商谈相关事宜。结果，托事部愿意与各差会及中华医学基金会合作，承担起管理和支持博济医院的责任。根据提议，博济医院的物业转让给托事部，以获得15万墨西哥银元的医院基金。然而，广州以医传道联合会中有部分人对此态度比较冷淡，决议最终未能达成。至此，岭大建立医科大学的愿景再次受到打击。
1922年，巴敦调查团（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在其调查报告《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1921-1922）中认为：博济医院虽长期以来有设立医学校之议，而未能偿愿，“再行设办此医学校之时机已过”，且广州已有几所医学院，不远的香港大学亦设有医科，所以建议博济医院放弃开办医学院，而“成一模范之医学机关”。直至1930年博济医院才正式归并岭大。
三、医学预科教育初具规模
1915年夏，中华医学基金会再次派遣医学考察团来华，对中国的医学与医学教育作进一步调查。11月，考察团成员韦尔奇（W. H. Welch）、弗莱克斯纳（S. Flexner）等人访问广州。岭大校长晏文士事先与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成员取得联系，并借机敦促托事部采取行动向基金会寻求资助。1916年2月18日，托事部通过向中华医学基金请求援助的动议，请求基金会向岭大提供6万美元的科学馆建筑费与设备费，并希望基金会能派遣4名医生及提供其薪资，为该校服务。然而，这一资助提案并未得到批准。此后，托事部一直与中华基金会保持联系，并持续向其请求援助。1919年，岭大开设医学预科课程。次年，晏文士向托事部报告中华医学基金会对学校开展医学预科工作的援助前景。医学预科的重点在于理科教育，理科馆舍、设备与师资的配置非常重要，中华医学基金在后续几年中为岭大提供各种援助，包括负担理科教席的薪资与馆舍建筑费。
岭大长期从事医学预科教育，直到1936年才利用已有的基础争取到国民政府的资助建立起医学院。
农学教育的开启
岭大周围皆是村落，“日与农家接近，责任所在，故自立校之始，即注意农科”。1907年，托事部秘书格兰认为在岭大开设农科刻不容缓。翌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学院中国传教会（Pennsylvania state College Mission in China）派高鲁甫（George W. Groff）到岭大任教，开启了该校的农学教育。根据合作协定，该传教会向岭大派遣教员，承担其薪资，以建立并维持农学部园艺专业；托事部每年向传教会提供园艺专业所开展工作及资金账目的报告，而该传教会则有权提名新成员加入托事部。
起初，岭大的农学教育只以附中及附小的学生为对象。1916年春，格兰到堪萨斯州立农学院（Kansas State Agricultural College）访问，与该校商洽支援岭大事宜。同年，该校中国宣教团（The Kansas State Agricultural College Mission to China）派毕业生罗云飞（C. O. Levine）到岭大任教。同年，岭大正式升格为大学，开设农科课程，有5名学生以此为主修科。
20世纪初期，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蚕丝进口国，占有世界上至少85%的蚕丝进口量。而粤丝大部分都出口到美国。是时，价格较高的日丝占据美国市场，美国丝商为改变这一情况，希望中国能改善蚕丝技术。1918年，美国丝业协会（American Silk Association）提出与岭大合作，以改进中国生丝品质并使之标准化，因此鼓励其设计一项关于养蚕的研究与教学的庞大计划。因此，岭大成立蚕丝科，由生物学教师考活（C. W. Howard）负责，以改良粤丝品质。
1915年，在美国读农科的岭大校友谭锡鸿致信时任中国副监督的钟荣光，建议开设农科并开办农牧场。钟荣光赞为“百年大计”，献议于托事部将农学部扩充为农科大学，为社会培养农业人才，以改良中国农业，但因经费问题未获托事部支持。为实现农科大学计划，钟荣光四处筹募经费。是时，陈炯明掌粤，倡办广东大学，钟荣光向其建议“将高师、法政两校，抬高程度，并将广东公医院及岭南农科，收归政府监督，另立董事主管，合并为一大学”。但此议为教育委员会长陈独秀所阻。由于岭大在华南地区高等教育领域拥有特殊地位，1921年，陈炯明以岭大农科作为广东大学之一部分为条件，同意由省政府拨款30万元作为开办费，并从这一年起每年补助经常费10万元；又由钜贾李煜堂、马应彪、陈廉伯及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陈宗嶽、岭大校友代表钱树芬等人组成华人董事会，负责筹募办学经费。岭南农科大学正式成立，成为岭大的分科大学之一，首任校长为高鲁甫。该校的办学目标为：（1）造就高等农业人才；（2）养成中小学农业教员；（3）对乡村农人传播农业知识；（4）与世界各国交换研究成果。
神学教育的初探
钟荣光认为：“以我国民族性多自私自利，欲革此等劣，必须有基督之牺牲精神与牺牲主义。而神学之道，最要者为启发天良，能助法律不到不尽之处”，故有必要开设神学院。这种想法或许可代表岭大发展神科教育的一般态度。
1913年2月，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海外干事穆德（J. R. Mott）到广州召开华南各差会和教会机构代表大会，岭大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强调联合办理高等神学教育事业的必要，决议神学科应由各差会联合办理。10月，当岭大托事部被问及对广州神学工作联合计划的态度时，其表示同意在大学基础上发展神学教育，但认为有必要事先对神学院的组织、任务以及与大学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1914年，广州协和神学院正式成立。彼时，岭大并未参与该神学院的一切工作。
岭大与广州协和神学院的前身颇有渊源。1893年，在时任校长香便文建议下，格致书院与美国长老会在花棣（地）所设的寄宿学校（培英）合并。是年大学部开设两类课程，一类为神学课程，一类为普通大学课程。因合并后的发展偏离格致书院的立校初旨，1899年两校终止合并。1912年，美国长老会将曾依附于格致书院与培英学校的神学科作为独立部分加以扩展，这一举措得到新西兰长老会（New Zealand Presbyterian Mission）与加拿大长老会（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支持，各派麦沾恩（G. H. Mcneur）、祁威林（W. R. Mokay）担任教职。
岭大托事部一直积极推进与广州协和神学院的合作。1918年10月25日，托事部批准于8月29日所提议的关于岭大与协和神学院的附属计划，并率先建立起合作关系，包括两校互相承认课程内容及成绩标准等。至1920年4月，两校正式通过附属关系计划，规定：待事实证明岭大已是成熟的基督教大学时，广州协和神学院应被视为该校的一个附属机构，用该校的名义进行。是年，岭大增设两年制神学预科，完成神学预科课程的学生可获得两年制神学预科初级证书，无需考试即可进入广州协和神学院继续学习。
1921年4月15日，托事部会议报告表示，岭大与广州协和神学院的附属问题，还在等待广州协和神学院方面作出更明确的指示。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附属关系未能达成。同年，来华调查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巴敦调查团建议广州协和神学院移至岭大校园内。这种附属计划的讨论一直持续多年，讨论的要点包括广州协和神学院的设立地点是否应以邻近岭大为宜，虽未得到各差会的一致赞同，但双方的联络并未中断，直至1947年广州协和神学院正式成为岭大的一部分。
中国基督教大学在创办初期普遍面临着生源缺乏的问题。当时这些基督教大学虽自诩为大学，但很少甚至没有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没有大学的氛围和学术标准。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只能长期从事中等教育，为培养符合现代大学标准的生源做预备。岭大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亦面临前述难题。学校当局也决定先集中力量办好中等教育，以定大学生源标准。该校在重点发展中等教育的同时，依然以成立完备大学为目的，为大学各学科的发展积极筹谋，期望在文、理、农、医、神等学科有所作为。
从格致书院到岭南大学，这所私立高等学校在最初几十年里经历了不凡的历程，从最初的中等教育程度，发展到全科大学的规模，显示出锐意进取的气势。当然，直至1920年代，岭大还只能说初具规模，在大学发展道路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岭南大学在20世纪前期崭露头角，成为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影响的著名学府，得益于其早期发展所奠定的基础。
原标题：岭南大学早期发展历程考（1888—1921）
作者：叶丹丹，系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永春
来源：《岭南文史》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