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关键词的今天，如何从地方文化中读懂中华文明的密码？国学泰斗饶宗颐用一生给出了答案。
“我的学问基础在潮州，我始终关注潮州。”饶宗颐深耕潮州文化，提出“潮州学”应成为“国学”的一部分。读懂饶宗颐，或许能让我们在“地域文化热”中，找到真正滋养民族自信的根系。
饶宗颐先生（1917—2018）是出生于潮州、享誉于海内外的学界耆宿，其治学以广博著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难得一见的通儒。饶氏一生笔耕不辍，共出版著作80多种，发表论文950多篇，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学、传统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饶宗颐的百年人生正逢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经历嬗变的时代，而饶氏治学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兼具传统与创新。饶宗颐在中国传统文史之学领域功力深厚，撰有《楚辞地理考》《楚辞书录》和《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等重要著作，并积极推动经学在当代的重建工作。同时，饶氏在治学上也非常重视与时俱进，在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中外交流史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积极将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材料与研究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并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
饶宗颐先生治学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毕生孜孜不倦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念兹在兹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也体现在他对于乡邦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上。潮州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饶宗颐先生对于潮州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在潮州地方文献、历史地理、民族民系、历史人物、思想文化和海外交通史等领域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并取得了卓越成就。饶氏还大力倡导和促成“潮州学”的创立，为潮州地方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推广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潮州学”也成为其整个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饶宗颐的潮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饶宗颐出生于潮州书香门第，其父饶锷是近代粤东地区颇具名望的富商大贾和文化名流，也是饶宗颐的学术启蒙人。饶锷在治学理念上深受乾嘉学派影响，“平生致力考据之学”。著有《王右军年谱》一卷、《〈佛国记〉疏证》八卷和《潮州西湖山志》十卷等。饶宗颐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方面的训练。他曾自述“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饶锷对于乡邦文化感情深厚，因“感乡邦文献之凋残”，又感慨“郡县旧志，于先贤简籍，虽有载述，然多疏漏踳驳，不足以裨考证而资表彰”。于是在孙诒让编纂《温州经籍志》一事的启发下，开始着手编纂《潮州艺文志》，以期能够全面整理和保存潮州地方文献。但遗憾的是，《潮州艺文志》一书尚未正式付梓，饶锷便不幸去世，仅留下“写定者八卷，属草稿未录者又八卷”。饶宗颐继承父亲遗志，在饶锷已有文稿基础上，续修完成《潮州艺文志》，并于1934年分两期公开刊行于《岭南学报》专号之上。《潮州艺文志》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重视“艺文志”编修的优良传统，全书“掇录序跋，间著考证。州人著述，自赵德《昌黎文录》以降，迄于明清，四部之书，灿然毕陈”，对唐以后的潮州古代地方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同时，《潮州艺文志》一书还秉持中国古典文献学主张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念，通过梳理历代文献来展示潮州地方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粤东学界更是赞誉此书为“一郡文献之帜志”。
饶宗颐在续修完成《潮州艺文志》后，又陆续编纂了《韩山志》和《广济桥志》。饶氏本人对于《广济桥志》颇为满意，认为“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遘”。抗战胜利后，饶宗颐被当时的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延聘为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兼任《潮州志》总纂，实际主持全书的整体纂修工作。《潮州志》一书初版于1949年正式付梓，但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仅刊行20分册，原拟订的部分内容未能出版；2005年，补编重印版《潮州志》正式面世；2011年，经饶宗颐亲自审定的《潮州志补编》刊印，标志着这部潮州历史上篇幅规模最大的志书经过近六十五年的时间，最终完成。除亲自编纂潮州地方志书外，饶氏还在潮州旧方志整理领域贡献良多，撰写了《广东潮州旧志考》《清以前潮志纂修始末》和《〈三阳志〉小考》等一系列考证潮州旧志的文章，指出“潮州之有志乘，实肇于唐宋之世”，并在文中对潮州旧志的编修和存世情况进行详细梳理。
饶宗颐在整理和编纂潮州地方文献的过程中，还对潮州历史地理进行考辨，并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海阳山辨》《古海阳考》《恶溪考》和《韩山名称辨异》等一系列文章。饶氏在《海阳山辨》一文中指出，秦始皇时期，史禄为保障南征百越地区的秦军的后勤供应而开凿的灵渠位于桂林阳海山，部分史籍误将“阳海山”记为“海阳山”，而潮州旧志的编修者对此未加辨察，以讹传讹将其附会为西晋时期才设置于粤东地区的海阳县境内的海阳山。《古海阳考》一文则对“海阳”这一古地名进行详细考辨，提出《逸周书》《史记》《吴越春秋》等古籍中出现的“海阳”，其地望乃是“今常熟东南滨海之地”，与西晋时期的海阳县并无瓜葛。而在《恶溪考》一文中，饶氏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指出“恶溪为韩江旧称。所指地域，叠有变迁”，而“今所称之‘恶溪’或‘鳄溪’皆古时恶溪之一段。古之恶溪为总名，今则变为分名。作总名用者，其地域广，其所指泛，为一水之通称，不得专指某某处也。用为分名，则其地有限矣，其所指有定矣”。《韩山名称辨异》一文则专门对潮州地方文献中频繁出现但又混淆不清的韩山、东山、金城山和金山等地名进行辨析。同时，针对潮州民间广为流传的广济桥乃仙人韩湘子所建这一传说，饶氏在《广济桥志》的附录部分收录“韩湘异闻录五则”和“韩湘子辨四篇”，对相关说法进行考辨，“以正传说之妄”。
潮州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传承塑就了当地特色鲜明的社会民俗和族群民系。饶宗颐认为，潮州方言在潮州地方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纽带联结作用，并催生出自成体系的戏剧、音乐，而饶本《潮州志》原本也拟设立《方言志》，但遗憾的是受限于各方面因素，相关内容最终未能如愿刊印。而在潮州戏剧、音乐这一研究领域，饶氏撰有《潮剧溯源》《〈明本潮州戏文〉说略》等文，就潮剧的戏本、和声相关问题多有探讨。同时，饶宗颐亦十分重视历史上潮州境内各族群民系的深化研究，撰有《福老》《潮州畲民之历史及其传说》和《说蜑》等一系列文章。他在《福老》一文中指出，“福老初非潮州土著，大率来自福建，而间接徙自晋豫，与客家同为中原遗族，惟客家播迁于山岳地带，而福老则循海岸线由闽迁粤”。而《潮州畲民之历史及其传说》一文，则对潮州境内畲族的历史和现实分布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介绍。他在对畲族部分民间传说进行分析后指出，畲族文化在历史上与道教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并对各自发展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将泰国新发现的汉文史料《徭人文书》中的《游梅山书》与中国古籍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研究，撰写了《畲瑶关系新证》一文，提出“广东北江东江的畲民和湖南梅山的‘徭’‘蛮’存在着某种关系”。至于《说蜑》一文，则利用古籍中有关蜑民的记载，对历史上生活于韩江流域的蜑民情况进行了专门梳理和介绍。
饶宗颐对于潮州的地方物产亦多有留意，其中又以对潮瓷的研究最为深入。饶氏认为，潮瓷是“古代潮州历史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并在相关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潮州宋瓷小记》一文，指出“唐代潮州瓷器与外地最少已有相当交往，瓷业发轫甚早”，并提出“潮窑盛于宋”“潮州之白瓷，在北宋时已有极高之成就”，但“入元以后颇衰落，制作亦大不如前”。
饶宗颐还非常注重表彰乡邦先贤人物。他于1948年编纂《潮州先贤像传》一书，此书按照年代先后顺序收录唐代大颠禅师至近代诗人曾习经共三十位潮州地方先贤的肖像图，并作小传介绍各人物之事迹。饶氏希望藉此书之刊行，起到“申仰止之诚，偿尚友之志，启爱乡之心，长思齐之念”的作用。另外，饶宗颐还亲自为生活于明代中期的王学门人薛侃和明末抗清志士郭之奇这两位潮州先贤人物编订了年谱。饶氏在《薛中离年谱》中指出“王学盛行于岭南，论者咸推功于先生焉”，认为薛侃是明代王学在广东传播的关键人物，并对潮州的地方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在《郭之奇年谱》中，饶氏重点表彰郭之奇身上所体现的士人坚贞气节，并表示探讨郭之奇的个人事迹对于南明史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饶宗颐对潮州地方文献、历史地理、社会人文和风俗物产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而潮州地方文化研究对于饶氏治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饶宗颐在研究潮州地方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乡邦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熏陶，对于潮州文化与中华文化、地方史研究与国史研究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并将家国情怀融入自身的学术实践之中。
饶宗颐与“潮州学”的创立
“潮州学”在当前的地域文化研究领域中声势颇盛。潮州历史文化之成为“学”，乃是历经岁月酝酿、积渐而逐步形成，包含历代先贤的辛勤努力和积累。但在现当代“潮州学”的创立过程中，饶宗颐所起的推动作用无人能出其右。
饶宗颐对于“潮州学”创立的最初贡献乃是从历史沿革和社会文化角度对“潮州”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饶氏青年时期，曾长期从事潮州地方旧志的整理与编纂，他本人自述“余自三十以前，颇留心地志之学，既于中山大学参与粤志之修纂，复于新修潮志，忝董其役”。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珍贵的潮州地方史料，并对潮州地方文化有了深层次的思考。1946年4月，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时驻地在潮安县城）决定组织开展本地志书的纂修工作；同年7月，修志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任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郑绍玄和原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先后担任主任委员之职，并积极延聘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志书纂修工作，曾担任刘侯武私人秘书的饶宗颐作为地方学界翘楚，被修志委员会聘为副主任委员，并兼任总纂一职。饶氏在确定全书内容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和书名时，并未局限于当时专署的行政建制，而是选择以明清时期的潮州府辖境为界限，并冠以“潮州”之名。在饶氏看来，民国时期的广东省各区县在名称和建置区划上变动频繁，始设于明代的潮州府，其名称和辖境则保持了五百多年的相对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原潮州府境内的民众“以语言之故，风俗、饮食、戏剧、音乐，皆别具特征”，有着较为明晰的地域文化特征，可以视为一个整体。饶本《潮州志》对“潮州”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使其从一个单纯的行政区划概念转变为一个社会文化概念，这也为“潮州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饶宗颐在移居香港后，虽将大量精力投入于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研究之中，但依然关注潮州地方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弘扬，对于“潮州学”的构想也日趋完善。20世纪80年代起，饶氏开始在公开场合积极宣传和推动创立“潮州学”。1989年11月，饶氏在澳门举办的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作了“潮人文化的传统和发扬”的专题演讲，阐述了潮州历史文化的源流和演变，呼吁“潮团在联谊之外，应该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例如设置某种有计划有意义的学术性基金和奖金，来鼓励人们去寻求新的知识”，推动“潮人文化有更加灿烂的成果”，并提议成立“中华潮州文化研究基金”。1990年11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举行，饶宗颐出席此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希望各界能够“为整理和提高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水平而共同努力”。1991年9月，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巴黎举办，饶氏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再次呼吁“海外潮人创业有成，财力雄厚，如果能重视智力的开发，以财力去培养智力，那么对乡邦民族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1992年11月，饶宗颐应邀参加在汕头举行的“潮汕历史文化座谈会”和“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对进一步开展潮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1993年12月，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饶宗颐在会上作《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的主题演讲，系统阐发研究潮州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详细说明潮州学的研究内涵，指出潮州学研究应当重点关注潮州人的内地移民与海外移民史、潮州境内的民族民系、潮州地方考古、潮州戏剧、潮州方言与音乐、潮州地方文献、潮州陶瓷产业、潮州海疆史与南明史等领域，这一演讲标志着“潮州学”正式建立，并为其开展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饶氏又亲自策划创办了《潮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而《潮学研究》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成为海内外“潮州学”研究者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主要阵地和潮州文化爱好者了解潮州的橱窗。
潮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两者之间密不可分。饶宗颐先生在进行潮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时，亦非常重视探寻其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联系。饶氏在《潮州历代移民史》一文中，对秦至两宋时期中原人民南迁至潮州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自宋迄明，南来者多，日臻繁盛”，表明潮州民众与中原民众之间血脉相连。韩愈是潮州地方文化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被贬谪潮州一事被后世视为中原主流文化启迪教化岭南地区的象征。韩愈在潮州享有崇高地位，潮州境内的韩江、韩山皆得名于韩愈。饶宗颐也极为推崇韩愈，他编纂《韩山志》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后之游览乎是山者，欲考韩公之遗事，征前代之耆献，其于吾书，或有取焉”。之后，他又撰写了《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赵德及其〈昌黎文录〉——韩文编选溯原》《宋代潮州之韩学》《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韩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等一系列文章，考证韩愈在潮州的文化影响力，并借此表明潮州地方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同时，饶氏还非常注重利用考古学成果来论述潮州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指出：“粤东或潮汕地区可能更早一些已经与中原文明有交流，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长期的深入研究”。
饶宗颐还从学术研究角度对地方史研究和国史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论述，提出“地方史足为国史之辅车，由于记载较为翔实，又富有亲切感，大有助于史学，自未容忽视”；认为地方史研究可以补充完善国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同时，他还指出：“方志，地方史也，亦国史之要删也。从事方志者，非从国史入，则所见也隘；治国史者，非自方志出，则所得也肤。良以桑梓之邦，耳目观记，以参为验，于所接最亲切者尽心焉；庶乎着手之非难，而持论斯较可信。”在饶氏看来，探讨地方史事时，需要将其置于时代大环境之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提升地方史研究的高度与广度；熟稔地方史事，见微知著则可以帮助国史研究者从身边细小之处真切体会整个时代的变化，从而使其能够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趋势。饶宗颐本人在进行“潮州学”研究时，亦十分注重将潮州地方文化的发展演变融入中国历史宏观进程之中进行考察，指出“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是分不开的”，并特别强调在进行“潮州学”研究时，“其与国史有关涉需要突出作专题讨论”。
饶宗颐重视全球华人群体的“华学”观
潮州与祖国宝岛台湾一衣带水，潮州民众移居台湾岛的时间甚早。饶宗颐在《潮民移台小史》一文中，详细梳理了潮州人移居台湾岛的历史。他指出，潮州人开始大规模移入台湾岛始于郑成功复台之后，清代康雍乾时期又陆续有潮州人移居台湾，为开发祖国宝岛做出了贡献。同时，饶氏在《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一文中，通过对返回南澳岛寻根祭祖的台湾民众进行考察后指出，移居台湾岛的潮州人族群与大陆乡邦之间的关系并未切断，宗族伦理观念之深入人心，正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潮州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当地民众出海者数量众多，并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海外潮州人群体，饶宗颐对此现象亦多有留意。他在《潮州历代移民史》一文中指出：“潮人之移殖南洋群岛者，为移民史一大事”。而“侨况”也是饶本《潮州志》最初拟设立的三十个专志之一。在海外潮州人群体与家乡亲朋交往联系的过程中，有大量侨批留存于世，饶氏很早就注意到侨批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研究价值。他在《潮州志》的《实业志》中专门设立“侨批业”这一条目，详细介绍潮州侨批和侨批业的起源和沿革，晚年更是进一步阐述了侨批的价值及侨批研究的意义，并明确侨批研究的基本内容、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为侨批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饶氏还撰有《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论〈明史·外国传〉记张琏逃亡三佛齐之讹误——华侨史辩证之一则》《龙飞与张琏问题辨正》和《潮州居民及其早期海外移植》等一系列考证潮州在中外交通史中的地位以及潮州人群体在海外活动史事的文章，并积极参与海外潮人社团的各项活动，推动潮州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和弘扬。
饶宗颐在构思和阐释“潮州学”这一概念时，一直将“潮州人的内地移民与海外移民史”视为“潮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指出：“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学术问题，我认为海外与内地一样，都要进行研究”。而在《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这一主题演讲中，饶氏专门指出：“中国文化史上，内地移民史和海外拓殖史，潮人在这两方面的活动的记录一向占极重要的篇幅”“潮人若干年来在海外拓殖成果和丰厚的经济高度发展的各种表现，在中国以外各个地区孕育出无数繁荣美丽的奇葩，为中外经济史写下新页，久已引起专家们的重视而且成为近代史家崭新的研究对象”。因此他在确定“潮州学的内涵”时，明确认定“潮人在经济活动之成就与侨团在海外多年拓展的过程，为当然主要研究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饶宗颐先生重视海外华人群体的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他的中华文化研究与传播实践中。相比于“国学”，饶氏更为推崇“华学”这一概念。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学”，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并非人为的疆界所能限定，海外华人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而种族、语言不同的他国学者亦可参与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这不是“国学”所能涵括。同时，他还身体力行，创办了《华学》集刊，以期“为华夏深厚的文化根苗做一点灌溉的栽培工作”。饶宗颐先生非常强调国人应当具有文化自信。他在《华学》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屹立于大地上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尽管历尽沧桑，经过无数纷扰、割据、分与合相寻的历史波折，却始终保持她的连续性，像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滚滚奔流。至于今日，和早已沉淀在历史断层中的巴比伦、埃及、希腊等古老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何以能够维持七八千年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光这一点，已是耐人寻味和不容易解答的课题”。但是“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久已深深摇动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另外，饶宗颐对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艺术也同样十分尊重。他认为“能够流传至今、被发扬光大成伟大文艺的，必然是能兼收并蓄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艺术之优秀组成部分，而不是排斥他人，自高自大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华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强调“种族、语言不同的他国学者亦可参与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潮州海外侨民众多的地方特色和长期接触海外学界、侨界的个人经历，使得饶宗颐的治学具有开阔的世界性意识与世界性视野，他本人也非常关注乡邦文化在海外的发展情况，并能在汲取各国学术文化精粹的同时，不忘在国际范围内大力弘扬和传播中华学术文化。
潮州地方文化研究是饶宗颐学术之路的起点，而积极倡导和推动“潮州学”的创立既是饶氏对其本人在潮州地方文化研究领域学术实践的升华和总结，也是他在乡邦文化传承领域最为重要的贡献。饶宗颐的“潮州学”研究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却有一条主线索贯穿始终，那便是中华文化在潮州的传播与发展。饶氏通过考察历史上中原移民进入潮州的情况以及梳理韩愈文化、朱子学和阳明学在潮州传播发展的轨迹，表明潮州地方文化深受中华主流文化影响，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重要支脉。饶氏晚年针对“潮州学”与国史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过专门论述，并指出“地方史是国史的基础，‘潮学’实也是‘国学’的一部分”。
饶宗颐先生积极主张“华学”，即“知己功夫、反求诸己”的传统中华文化之学。他认为，现今国人应找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义，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心。可以说，秉持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以求中华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兴，是饶宗颐民族文化史观的基本理念。饶氏积极倡导的“潮州学”和“华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其家国情怀最为鲜明的特征。
原标题：饶宗颐与“潮州学”
作者：王强，系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