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直到80年代中吧，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也就是同步看到日本上映的新片，《啊，野麦岭》（1979）就是其中一部。

　　影片描写的是20世纪初，一群年轻姑娘走出家乡，翻越野麦岭到城里缫丝厂做工的故事。在进城的路上，她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全然不知等在前面的是何等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何等超负荷的劳动。工作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阿菊闻到那种气味就想吐，她的女儿还以为那就是妈妈本身的味道。前来视察的太子妃无论怎样矜持，也掩饰不住对那种味道的厌恶感。工作超负荷又到什么程度？主人公“大竹忍”在回家过年时袒露了心声：她累得实在不想再回去了，只是看到能够挣钱给家里买地、能够带给家人幸福才有些许释然。而同厂的女工，有的不堪工作重负、有的不堪工头凌辱而选择自杀。虽然“大竹忍”是那么乐观地面对生活，终于因过度累而罹患了肺结核。哥哥把病重的她背回家乡，途径野麦岭歇息的时候，已经眺望到家乡的她再也无力支撑，含苞待放的生命就凋谢在岭上。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还欣赏了“喜剧之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1936）。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使每个人都在生活中苦苦挣扎。“卓别林”是一个普通工人，工作就是在生产流水线上扭紧六角螺帽。工厂老板千方百计地剥削压榨，甚至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引进全新的吃饭机，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把工人“喂饱”。结果，在“卓别林”的生活中，眼睛里唯一能看到的的东西就是一个个转瞬即过的六角螺帽，乃至对“六角形”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看见就会情不自禁地用扳手去扭，大街上一个裙子上带有六角形纽扣的女子也因此遭殃。

　　《啊，野麦岭》与《摩登时代》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才认知的“血汗工厂”。从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血汗工厂”带来财富的一面，如《啊，野麦岭》中女孩们也享有短暂的快乐时光：第一次吃到白米饭的时候，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时候，与父母团聚、盂兰盆会上游玩的时候。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电影并没有回避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残酷乃至血腥的一面，充斥着满满的“负能量”。早些年，广东出品的电视剧《情满珠江》《外来妹》等名噪一时，表现的是珠三角如何在改革开放中掘得“第一桶金”。当时我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工作，每从政协委员口中听到，珠三角工厂夜晚灯火通明，实际上正是“血汗工厂”的折射。后来，2010年，深圳一家公司连续发生了14起员工跳楼的极端事件，夭折了那么多生命，什么原因，不可以提炼一下吗？工厂工作条件恶劣、工人收入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问题，需要的是诚心面对。然而，我们的影视在这方面无疑缺席了，至少可以说没有精品问世。

　　当“血汗工厂”的一幕翻过，农民工进城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山田洋次的《故乡》（1972），讲的是濑户内海一对以机帆船运石为生的夫妇，在大型船舶、大资本涉足采石业后，不得不去工厂谋生的故事。先期“洗脚上田”的弟弟说哥哥很犟，“他喜欢大海，打算一辈子使船，所以当我不干了的时候，跟我大吵特吵了一通”。但是，哥哥的船“寿数已经到了，那响声就像得了哮喘病似的”，造船厂的木匠认为没有价值再修了。镇上的老人也谆谆告诫：守着祖辈土地的，一生受穷，抱着成败在此一举离开故土的，反倒大获成功。哥哥到造船厂考察一番后，终于作出痛苦抉择。但是最后一次出海时，他对妻子说：“引擎的调子从来没有真么好听过哪！”恋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啊，野麦岭》的片头是姑娘们在大雪中艰难跋涉，预示了前行之路的坎坷。无独有偶，土耳其《远方》（2002）的片头，是一个青年在雪地中艰难行走，他是因失业告别家乡，走向远方、走向他一无所知的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他住在当摄影师的离婚表哥家里，对未来想得非常美妙：要找个船上的工作，挣美元，美元不贬值，还可以周游世界。但是在现实中他处处碰壁，毫无一技之长的人找工作又谈何容易？倒是城里的姑娘对他很有吸引力，盯着看人家，尾随，甚至在地铁上蹭邻座陌生女孩的大腿。渐渐地，因为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迥异，表哥反感了表弟，直接问他：“要是找不到工作你会回家吗？”“不会。”“那你打算怎么办？你坐上长途车时根本没有任何计划，来了只是个累赘。”终于以找不到一只怀表（实际上已经找到）为由，表哥大发雷霆，表弟黯然地、悄悄地离开了他的家。影片并没有交代他的去处，但导演锡兰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不会回到他的村庄的，会想方设法留下来。锡兰还强调，这部电影40%属于传记成分，是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对朋友经历的观察。

　　一项关于住房的统计说，我国的进城农民工已逾3亿，这里面该有多少可发掘的典型故事？殊为可惜的是，我们从事影视的相关人等，在这个充满故事的时代仅仅充当了看客。放眼银屏，尽皆所谓“大片”、所谓“小鲜肉”一类，或许他们也根本不屑于此吧。

　　2017年8月13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一）：坐看流年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