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地摊”最近很火。成都率先对占道经营开绿灯、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议给地摊松绑、中央文明办明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不考核占道经营等等，都与之相关。地摊，在街边就地出卖货物的摊子，“占道”是其“经营”方式。

　　不过，所谓开绿灯、松绑，指的是在城市；在乡村，摆地摊从来都是寻常景观，将来恐怕没有限制的理由。北方说的赶集、南方说的趁墟，都是在约定俗成的日子集中摆地摊。我在京郊顺义县生活时，常常跟着家长去赶集；读研时在广东平远田野调查，还专门去了与福建武平交界的下坝墟、与江西寻乌交界的古登墟等。某一带的赶集日期往往交错开来，农历一四七或三六九，想来是给村民、居民多一些买与卖的机会吧。

　　电影对摆地摊更有生动呈现。崔嵬《小兵张嗄》（1963）里，罗金宝和嘎子执行侦察任务，就在路边摆了个西瓜摊。胖翻译路过，二话不说就开了一个，嘴里还嘟囔“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问价”。结果还没吃完，就在二人面前乖乖缴械投降。吴天明《人生》（1984）中的高加林，因为民办教师的位置被村干部的儿子顶了，父母心疼这个独子，妈妈某一天就蒸了一锅白馍让他到县城集市上去卖，“总比在地里劳动轻一点，还能给你买一天纸烟呢”。自卑的高加林只摆了一会儿，就躲进报刊阅览室翻杂志去了。

　　苏联《两个人的车站》（1983）中也有一段摆地摊情节。车站女服务员的相好是列车员，每次途经车站，他都提着两个大箱子的东西交她贩卖。第一次拿来的是甜瓜，让她卖一公斤卖3卢布。由她的道白中，可知利润及分配情况：一公斤半个卢布进货，3卢布中，她拿半个，列车员拿一个半，“还有一个卢布得给集体农庄庄园，只有他们才能去市场上卖”。随后，滞留在车站的钢琴家跟着“投机倒把”了一回，按照操纵市场的“米拉大叔”传授的秘诀：“你跟国营商店的做法相反就可以了，他们蛮横你来点儿笑脸，他们缺斤少两你就高高的，多给个一两半两。”

　　毋庸讳言，“米拉大叔”对国营商店的评价，用在我们这里曾经也比较合适。宋崇《卖大饼的姑娘》（1981）讲的是上海一个主要由姑娘组成的“为民点心店”的故事，那就是个国营店。电影把顾客的抱怨，归结为一男一女两个落后青年所致。男的是“郭凯敏”，经常迟到早退，嘟嘟囔囔“身在大饼摊，红尘早看穿”，总是惦记着捉蟋蟀卖钱；女的是“陈燕华”，出工不出力，一门心思要嫁得好。食品公司派来的新领导“吴海燕”改变了这种状况，她动员大家，早市之后走街串巷去当流动小贩，既便民，又增加收入。于是大家都像高加林赶集那样挎着篮子，白布蒙上，里弄中叫卖大饼油条。

　　当然了，谋生、赚钱以及服务之外，摆地摊还有其他功能。

　　如白沉《大桥下面》（1984），讲的是上海回城知青“龚雪”依靠缝纫机“代客裁剪，来料加工”谋生。她摆的缝纫机摊开始时占据的是里弄出口的一角，一旦有车辆进出，她要搬开摊子让道。因为是典型的占道经营，街道来人收走了她的执照。“张铁林”摆的是修自行车摊，因为在自家门口，虽然也是占道但理所当然。他同情“龚雪”的境遇，让她把摊子摆在他旁边，“可解决她大问题了”。一来二去，情愫萌生，在这个质朴男人的真挚关爱下，“龚雪”重新萌发了对生活的希望。

　　又如苏联《战地浪漫曲》（1983），讲的是士兵萨沙在卫国战争中就暗恋了营长的女朋友柳芭，战后他在电影院当放映员，与当教师的妻子过着和谐温馨的小日子。一天在大街上，萨沙先是听到了熟悉的爽朗笑声，接着听到了叫卖声：“油煎包哩，热乎的，刚出锅的，滋儿滋儿带响。”他惊喜地走过去，叫卖的正是柳芭。冰天雪地里，柳芭穿着臃肿，全无昔日的高贵优雅。虽然他们在战地说过几句话，但是她对他没留下任何印象，一句“盯着我干什么，买吧，要凉了”，他才如梦初醒。原来，营长已在战争中牺牲，柳芭生下女儿后没有再嫁，就靠在街头摆地摊为生。她住着简陋的房子，每因拖欠房租而被房东欺负。艰苦生活让柳芭变得泼辣甚至粗俗，只是笑声依然。为了帮助柳芭，萨沙还客串了一回摆摊，却不巧被上司发现。

　　流动小贩违法摆卖，在广东白话中叫做“走鬼”，原本那是小贩相互招呼走脱的暗语，后来变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港产片中多有这种场景。如陈勋奇《伊人再见》（1984）开篇，警察“王家卫”隐蔽在拐角处，看到小贩们摆好摊子，便用步话机集结人马。甫一冲出，小贩们便大叫“走鬼啦”，四散逃去。王家卫后来无论何种场合一概戴副墨镜，客串那会儿则还完全是“庐山真面目”。

　　许多后来功成名就的商业巨子，往往都有过一段摆地摊的经历。如香港水饺知名品牌“湾仔码头”创始人臧建和，从“走鬼”到享誉“水饺皇后”。对摆地摊的人，切不可蔑视之，那可能是其彼时生活的迫不得已。

　　2020年6月7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三）：欲待曲终寻问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