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书我用得最多的，是罗竹风先生主编的《汉语大词典》，精装的封壳都用透明封箱纸缠过几次了，否则有散架之虞，国产出版物的质量因素自然也在其内。记得还是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工作时在大沙头批发市场买的，缩印本，3大册，定价600元，8折拿下。较之正正规规的13册本，字号小了许多，但那个时候图的是便宜，收入太低，且看起来还谈不上吃力。

　　使用的时候，每每惊讶于释文中征引古籍的宏博，进而想到这类的大部头辞书该是如何编纂的呢？是谁为看上去十分冷僻的词语找到了源头和实例呢？韩国《词典》（2019）、英国《教授与疯子》（2019）和日本《编舟记》（2013），倒是多少填补了空缺。前两部还开宗明义，取材于真实事件。电影表现的当然是编纂他们自己的词典。

　　《词典》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日本投降前，其所统治的朝鲜半岛强制普及日语，废除朝鲜语教育。在片中可以看到，朝鲜语学会代表“尹启相”留学刚回来的时候，车站广场上撞了他的小孩子用日语道歉，他告诉他“应该说朝鲜语”，小孩说不会。在校学生一旦漏出一句朝鲜语，马上会被教师一顿抽打。为了保留本民族文化灵魂，“尹启相”乃邀集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开书店为掩护，秘密搜集各地朝鲜语，包括釜山、木浦、全罗道等地方言，在前人基础上历时13年编成《朝鲜语大词典》。电影设置的另一主要角色“柳海真”，十足败笔。那是个痞气十足的文盲，只因他对编辑部一个成员有救命之恩，便被招来打杂，却变得如果没有他，词典的问世不可想象。是他，把来自各地的狱友召集在一起，提供一个单词在不同地区的发音；是他，在词典听证会上帮助“尹启相”，向来自各地的语文老师示范“屁股”与“尻”的区别；是他，在遭到敌人追击时把词典定稿扔进一个被他打烂窗户的所在，战后才得以出版。所谓取材真实事件，恐怕只有《词典》问世本身为真，其余情节经不住半点儿推敲。我也非常不喜欢柳海真的表演，插科打诨，龇牙咧嘴。

　　《教授与疯子》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虽出身寒微，但靠自学成才且懂得数十种语言的“梅尔·吉布森”教授，自荐接手领导编纂时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牛津英语字典》。他开创性地采用了全民参与收集词条定义的方式，那封广而告之的信写得十分动情：“我们生活在今天，知道地球人类和动物的起源，知道沸水有多热，一码有多长，船长知道如何精确测量纬度和经度，然而既没有图表，也没有指南针能指引我们穿过广阔的文字海洋。现在是时候赋予我们伟大的语言与其他科学标准以同样的尊严和尊重了。”有封来信一下子就附上了1000多个词条，随后也解决了不少其他难题。教授惊讶地了解到，来信人是曾经的美国军医“西恩·潘”，他因为精神分裂犯下杀人罪正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里。清醒时，他全然是一名学者，那句“站在书脊之上，我可以飞跃眼前的围墙，借文字之翼，我可以抵达世界之巅”，荡气回肠。历史上最早的英语大词典，就这样在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物手中诞生。

　　不过，《词典》偏重的是爱国主义教育，《教授与疯子》突出了两人凭借各自在语言方面的深厚造诣产生交集所引发出的动人故事。而未必出自真实事件的《编舟记》，让我们见识了编纂词典的这项恢宏工程中的热血沸腾和艰难跋涉。

　　玄武书房以“加藤刚”为首的辞书编辑部准备出版一部面向当代人的中型辞典《大渡海》，力求随时收录新生的略语、俗语、潮语，使之成为一本“活在当下的词典”。为什么叫大渡海？“加藤刚”这样阐述：词语的海洋浩瀚无边，词典是那片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人们依靠这叶扁舟找寻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语言。因而他竭力主张词典与人发生关系。木讷宅男“松田龙平”情窦初开，“加藤刚”便让他写“恋”的释义，果然他写的像诗一样：恋，喜欢一人，寤寐求之，辗转反侧，除此之外，万事皆空之态，两情相悦，何须羡仙。《大渡海》耗时15年而成就，“加藤刚”没有等到这一天，他的遗信中写道：“若真有天堂，我准备在那里采集用例。”新书发布会上，“松田龙平”和荒木各自从口袋里掏出厚厚的一沓采集卡相视一笑，“我们马上准备修订本吧”。辞书的编纂永无止境。

　　“为了栩栩如生地标会每一个词，我们必须从他的诞生开始记录，从它第一次被写出来时。从那时起，文字在千古的岁月中斗折蛇行，它们的意思历经沧海桑田，但在浩瀚的英语文学中，它们留下了车辙马迹。我们将对这些单词穷追猛赶，力求追本溯源。”《教授与疯子》中，教授这封深情的广告信道出了所有词典编纂的本质所在。有报道说，《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即将编纂，预计2020年出新版。5000万字、30多万词条、全国1000余名专家参与，这里面该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宝藏。我们为什么不能拍成电影，使后人在横渡语言之海的同时，遐想人生之海？

　　2020年5月3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三）：欲待曲终寻问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