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曾经是国人最熟悉不过的代步工具，我们中国一度被称为“自行车王国”，说的就是自行车数量之多。不过，这个称号尽管没有任何不好的含义，现在也要被抛去太平洋了。至少在广州，随着大量自行车道让位于机动车道，自行车的生存空间早已捉襟见肘。比较遗憾的是，自行车并不是我们的发明。

　　在各国电影中，以自行车作为“灵魂”道具来铺陈情节的，不可胜数。法国《单车少年》（2011）、波兰《我父亲的自行车》（2012）、我国台湾《练习曲》（2007）和《转山》（2011），等等。《单车少年》讲的是一名被父亲遗弃了的少年，踩着被父亲卖掉又被好心理发师买回的自行车，执着地四处寻找父亲。《我父亲的自行车》虽然“开宗明义”，但自行车在中段才开始出现，起兴的则是钢琴家的母亲晚年私奔，远在柏林的钢琴家带着儿子匆匆赶来以与父亲一起寻找母亲的下落。这对“老”父子的关系显然不那么融洽，那辆自行车带给钢琴家的就是童年不快记忆。钢琴家对儿子说，那时他只有四岁，“你爷爷把我放在自行车上一推”，就走了，好多小朋友都在看，他摔倒了。爷爷说：“再摔一次，你这个猪脑子，我就拆了这辆车。”这段回忆令父亲始终耿耿于怀，但接下来他也终于明白，爷爷用的是激将法。最后，孙子又接过了这辆自行车。

　　《练习曲》讲的是一个患有听障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背着吉他展开七天六夜的环台湾全岛旅行的励志故事。透过主人公本身及旅途中所遇到人与点点滴滴的故事，传达出导演及每个生长在这片土地的居民对家园的热爱。《转山》的情节与之大同小异，骑行地点换成了云南，一名24岁的台湾年轻人从丽江出发，独自骑行穿越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落差起伏多次大于1000米的“高原之路”，目的是为了帮助哥哥完成遗愿。

　　在上面这些影片中，自行车都作为一种“灵魂”道具出现，或萦怀、或教育、或励志、或偿愿。而当自行车成为不可或缺的谋生工具，其情节显见就将趋于悲情乃至惨烈的一面。产生极强影响力的此类电影至少有两部，一部是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1948），一部是我们的《十七岁的单车》（2000）。

　　改革开放之初，《偷自行车的人》在我们这里放映过，现在想来，应该有暴露资本主义制度如何不堪的用意。1978年，我在读技工学校，学校里只有一部黑白电视机。僧多粥少，全校两个年级的9个班级于是轮流观看，比如今天轮到了铸造班，你可以不看，但原则上也谢绝其他班级的同学。有一天轮到我们，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演《偷自行车的人》，失望至极，觉得运气好差。那个时候喜欢看打仗或破案的。直到这两年重温，才知道那是一部多么经典的电影，难怪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二战后的罗马，百业凋敝，“游手好闲”了两年的安东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贴广告的工作，前提是他必须得有自行车。妻子当掉家里所有的床单赎回先前当掉的那辆，一家人沉浸在对新生活的美好想往中。但是，上班第一天，自行车就被偷掉了。没有自行车，意味着贴海报的工作告吹。万般无奈之下，安东也试图去偷一辆，却被人发现和痛打，要将他送往警察局……

　　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讲的是从农村来到北京打工的小贵，找到了一份快递公司的职业，自然也是必须要自行车，但公司可以提供，那是一辆银色山地车，小贵非常喜欢。快递每单收费10元，如果挣够了600块钱，小贵还可以买下它。为了这一天，小贵每天快乐地工作着。就在他快要攒够钱的时候，自行车丢了。为此，他发疯似地在北京城中执着地到处寻找，终于看见一个学生骑着它。但新的车主小健说，这是他在旧货市场上花了不少钱买的——的确如此，小健也是来自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僵持之后，两人订了个君子协定：一人一天，共用这辆自行车，每天到一个约定地点去交接……

　　《偷自行车的人》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于《罗马假日》（1953）里的罗马，在露天茶座和衣香鬓影之外，与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建筑并存的，还有无序规划的大片荒草滩涂、以白色油漆涂抹出来的简易楼房，还有旧城区里的坍圮巷道。同样，《十七岁的单车》让我们看到了建外SOHO、金融街背后的外来务工人员如何生存的首都。当自行车成为谋生工具，小贵被偷走的，是他对未来的憧憬，所以，他生怕自行车得而复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而安东被偷走的，更是全家生活的希望，影片最后，父子俩拉着手徘徊在罗马街头，无语凝噎，那种无助与绝望真的是令人痛彻心扉。

　　就在不太遥远的过去，自行车还跻身我国家庭的“三大件”之一，弹指间我们就进入了汽车社会。但是，作为谋生工具的“自行车”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以“升级换代”——电动——的形式依然存在，比如在都市相对僻静的所在做些并不被许可的搭客生意。平心而论，它们的横冲直撞的确令人厌恶，但每当看到它们被城管无情地扔上卡车的刹那，至少在我，却本能地想到了安东和小贵。

2015年6月10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一）：坐看流年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