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间，自家入读中山大学整整35周年了。记得到广州的那天，是1985年9月3日早晨，坐的是从北京开来的47次特快列车。说是特快，实际上坐了一天两夜，36个小时。还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脸懵然，概内文有“你光荣地录取到我校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学习”的字样。

　　人类学是干什么的？七年后毕业找工作时，被用人单位开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表情是有些不屑的。读书的时候有位老师说过，人类学是小康以后的学科，我印象尤深。的确，人类学现在已经从超冷变成了热门，许多人再一听到，表情同样是惊讶，却有了羡慕的色彩。即便到现在，我对人类学研究除了“文化”之外也不能给出自己满意的答案。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是田野调查，那是为研究工作开展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前置步骤：通过参与观察，体验并记录研究对象的物质和精神层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该一群体的基本需求及其社会运作。那么，从电影中或许能够获得相应的感性认识吧。

　　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享有“纪录片之父”的美誉，他的第一部纪录片电影《北方的纳努克》（1922），诠释了什么是参与观察法：导演自身体验并记录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北极圈内因纽特人首领纳努克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看到，纳努克如何划着独木舟去与白人做毛皮生意、如何用两颗海豹牙钓上肥大的大马哈鱼、如何半个身子钻进雪洞活捉一只北极狐、如何透过冰面雪豹的呼吸孔能捕捉到其踪迹，以及如何利用苔藓生火、建筑冰屋、闲暇时教幼小的儿子射箭等。识者指出，这部电影标志着人类学社会影像记录的起点。

　　法国等合作拍摄的《喜马拉雅》（1999）半纪录、半剧情，场景切换到了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一个藏族村寨。人们以牦牛与雪山为伴，以占卜为神意。开篇是一场大丰收，却只能维持三个月的口粮，因而生活还要依赖贩盐。老首领天尼的儿子本应是下一任头人，却在贩盐路上因为抄近道而意外身亡，卡玛是众望所归的继任者却不被天尼认可，甚至天尼认为卡玛为上位而害死了儿子。在又一次贩盐之旅开始前，村里分出了天尼和卡玛两派。天尼坚持用占卜确定日期，“要遵从神的旨意”；卡玛则认为“暴风雪可不等人”，主张命运应该由自己掌握，“我们存活至今，要感谢的是我们自己”。电影体现了坚强、执着、虔诚、征服的生命精神，也明确了传统信仰的动摇。

　　黑泽明《德尔苏·乌扎拉》（1975）也可以归为人类学电影。20世纪初，沙俄军官阿尔谢尼耶夫两次率领队伍在乌苏里一带勘测、绘制地图，都是由果尔特人即赫哲族老猎手德尔苏·乌扎拉充当向导。透过徐徐展开的故事我们看到，生活在森林中的德尔苏怎样遵循原始的自然法则，爱护、尊敬并且畏惧大自然。他认为太阳“是最主要的人”，月亮“是另一个主要的人”，风、水、火“是最强的三个人，它们生气时，是很可怕的”。他与火焰谈话，相信梦境的昭示，因射伤老虎而落下心病，因为老虎“是山神派来的，伤害不得”。凡此种种，不难窥见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踪影。在郑有杰、勒嘎·舒米《太阳的孩子》（2015）中，我们则看到了祖灵崇拜。因为缺水，部落的稻田早已抛荒。爷爷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土地恢复生命”，便打算自己引水。开工之前，爷爷带来龙虾、猪肉、酒和槟榔，在田间先祭祖灵，“今天我要整理水圳，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水了，谨在此祈求祖灵的庇佑”云云。

　　读书那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设有两个专业：民族学和考古学。我读的是民族学。民族学又是什么？狭义地看，前面几部电影关联的实际上都是民族学。法国《夏天的故事》（1996）就更直接了。男女主人公邂逅于布列塔尼亚半岛，其中在婶婶餐馆打工的女主便是“民族学预科博士”，搭讪的男主听到后吓了一跳：“民族学？”他是来此度假，等着和女友汇合。她则是要“做布列塔尼亚居民的论文，特别是纽芬兰岛后代移民”。第二天，她还约他一起去纽芬兰老水手的家里做访谈。老水手谈的主要是水手歌谣，说他们“很多人在船上唱歌，这些算消遣歌不是工作歌”，腌鳕鱼片的时候，边配合在铺满盐粒的舱底挖盐节奏，边唱歌。聊得兴起，老水手还即兴演唱了“最有名的是一首讽刺歌”，讽刺一个外号叫“拖脚仙”的跛脚船长的：“拖脚仙，你太过分，水手全跑光……”

　　《北方的纳努克》导演在片头阐述：和爱斯基摩人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学派正是这样认为：尽管各民族文化特征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是共同的，价值是相同的，对内能团结本民族﹐对外能表现为一个整体。文化的相对一面，亦如罗伯特·洛威在《文明与野蛮》中的著名观点：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倒很文明。

　　2020年9月3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四）：忍凝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