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国遭到绑架一案，从曝光之时起就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令国人所无法理解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涉嫌绑架罪逮捕并起诉了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之后，章莹颖的下落却依然成谜，而他们竟然束手无策。因为按照他们的法律规定，执法人员不能强迫嫌疑人交代章莹颖的下落和作案细节，所谓“有权保持沉默”。

　　不要说我们的人对这种司法制度匪夷所思，便是不少美国人自己明显也不认同。很多美国电影对此都直言不讳。西部片就不用说了，如《杀无赦》（1992），醉酒的牛仔殴打妓女并将其中一人毁容，妓女们状告，警长却只让牛仔赔偿7匹马给妓院老板就草草了事，妓女们愤怒之余纷纷捐钱悬赏惩罚牛仔。于是，已经退出江湖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重操杀手旧业，“完成任务”之余也惩罚了警长以“伸张正义”。但西部开发的时代毕竟“丛林法则”的色彩更浓，在法律制度已然健全了的现代社会，“恶有恶报”的问题似乎也并没有得到解决。

　　奥斯卡最佳影片《教父》（1972）的开头，是一个意裔美国商人向教父“马龙·白兰度”哭诉，他那个漂亮的被自己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被两个男青年施暴不成而打成重伤，“下巴要用铁丝连着才不会掉下来”。但是法庭只判了两人三年，还是缓刑，商人悲愤莫名，哭诉“我像傻瓜一样站在法庭上，他们两个居然冲着我笑”。他来找教父，就是请他出面来出这口恶气。而在此前，他是不屑与教父往来的，虽然教父的妻子正是他女儿的教母，因而如教父所挖苦，“你在美国过得很好，有警察和法律保护你，不需要我这种朋友”。但是，在女儿的现实遭遇面前，显见了他对司法的绝望，低下了原本高昂着的头，愿意今后唯教父马首是瞻。

　　《不伦之恋》（2001）也是这样。一个原本幸福和谐的三口之家，因为未婚的儿子爱上了一个女人而打破了宁静。父亲默认，而母亲激烈阻止，因为那个女人不仅比儿子年长许多，还带着两个孩子；更糟糕的是，女人并没有同丈夫离婚，两人只是分居，她的丈夫是镇上臭名昭著的无赖加恶棍。有一天，悲剧发生了，无赖丈夫枪杀了三口之家的儿子。但是，枪击案虽然发生在那女人的家里，但是因为那女人并没有目击枪击过程，凶手被假释。悲痛万分的父母自此凄然相处，他们没有以泪洗面，没有相互安慰，除了客气的问候便是终日沉默，以及因为压抑偶尔说些刺激对方的气话，如妻子责怪丈夫佯装平静、是他对儿子女友的性幻才对儿子的行为纵容进而造成儿子的死亡。终于，父亲设计了一个方案，亲手开枪打死了无赖。与《教父》的那个情节一样，被法律“纵容”了的“坏蛋”，只有通过受害人自身去法外“执法”。

　　不过，《十二怒汉》（1957）展现的则是美国司法制度“正能量”的一面。一个在贫民窟长大的18岁少年因为涉嫌杀害自己的父亲被告上法庭，证人言之凿凿，各方面的证据都对他极为不利。但是裁定少年是否有罪，要由12个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他们的意见必须达成一致。如果罪名成立，少年将会被判处死刑。一开始，12人中只有“亨利·方达”认为少年无罪，随着他的条分缕析，三个关键证据渐渐站不住脚，否有罪的表决也逐渐出现戏剧性的转变，陪审团最后达成一致：无罪。在这里，在决定一个人生命存亡的问题上，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有“我们必须达成一致”。这部电影先后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金熊、金球奖最佳影片，不仅在于将一个深入探讨评审团制度利弊的故事拍出了浓厚的戏剧性，而且在于向观众深层次地展现了他们的司法实践，他们人对司法制度的看法和态度。

　　如何评价美国的司法制度，诚如旅美学者林达所言，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其以著名的辛普森案为例指出，他们的司法制度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便“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无论什么案件，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这就要求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那么显而易见，在“放掉一千”的同时，就不得不面对许许多多哭泣的冤魂，就不得不面对受害者家属对法律的失望至极。

　　可以这样认为吧，他们的司法制度保护了不少坏人，但也庇护了一定的无辜者。做个假设，倘若其中的积极做法为我们所借鉴，则佘祥林、聂树斌、张氏叔侄、呼格吉勒图冤案等，庶几便不会发生。种种表明，如何在有效打击犯罪和有效保护人民自由权利之间维持适度平衡，对法律体系已经相当成熟的国家也还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2017年7月31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一）：坐看流年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