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下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华裔物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先生在香港离世，享年84岁。高锟先生享有“光纤之父”的美誉，其一生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发明光纤通讯。遗憾的是，高琨先生2009年因之获得诺奖，而2003年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这个“迟来的奖项”只好由夫人代领，他自己知道得奖与否还是个未知数。

　　老年痴呆，学名为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1906年，德国神经病理学家阿尔茨海默首次报告了一例具有进行性痴呆表现的51岁女性患者，这种病遂被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病。

　　对这样一个听起来比较晦涩的病症，从不同国家此类题材的电影中，却不难获得形象化的认知。如韩国的《我脑海中的橡皮擦》（2004），日本的《明天的记忆》（2006），以及美国的《依然爱丽丝》（2014）。

　　3部电影的情节都很简单，事业正如日中天的主人公，忽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记忆衰退症状。《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中离家出走的“孙艺珍”，在火车站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后忘记了拿车票，离开便利店又忘记拿钱包和刚买的饮料。《明天的记忆》中的“渡边谦”，忘记了约见客户时间，自责是26年“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午餐时明明站在同事旁边，却还四下张望寻找他们。《依然爱丽丝》中喜欢玩儿填字游戏的“朱利安·摩尔”，不记得一些稍微复杂的单词，晨跑忘记了回家的路……主人公们于是到医院检查，经过一系列口头测试，再经过核磁共振，结果都是：早期老年性痴呆。

　　3部电影诊断过程中的口头测试环节，几乎如出一辙，显系阿尔茨海默病“通用”的检查方式，不拘哪个国家。“孙艺珍”被问妹妹多大了，马路上允许行走的交通灯是什么颜色，18+19等于多少；“渡边谦”被问今天是几号、星期几，尽可能地说出蔬菜的种类；“朱利安·摩尔”被问多大年纪，拼写出water的单个字母，以及反过来字母的顺序。总之，被提问的问题都非常简单，以至于他们以为被医生戏弄，“孙艺珍”“朱利安·摩尔”还只是面露不解，“渡边谦”则跳起来发脾气。但是，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之后，医生再回过头来问第一个开始时格外强调等下会再问的问题时，大家都无一例外地迟疑了、忘记了，经过提示才勉强记起。

　　得知自己患上这种病，主人公们无不大吃一惊。47岁的“渡边谦”困惑地发问：“那不是老人病吗？”医生告诉他：“也有40岁、30多岁就发病的人，20多岁发病的例子也被报告过。”“孙艺珍”更一脸迷茫：“但我才27岁，怎么可能呢？”即便年纪稍大的“朱利安·摩尔”，也才只有50岁。很不幸，过早到来的疾病，令他们的事业和职业戛然而止。广告策划部部长“渡边谦”不记得上班的路，要依赖同事电话指挥，且屡屡忘记开会。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朱利安·摩尔”上课不记得讲到哪里，要以向学生提问题的方式才获知，校方不断收到学生对其讲课的投诉。他们都无法继续工作。搞建筑设计的富家女“孙艺珍”，主动当了家庭主妇。这当中，最悲惨的离职是“渡边谦”，因为部门同事打了小报告，上司发现了其病情，委婉地建议他以请求辞职的形式离开；他不甘心，还想等等看，结果马上被调去资料管理部门。到他不得不提出辞职的时候，上司揶揄地说，叫你辞职时是没空吗？那时是部长待遇，现在退休金要少很多。对上司，“渡边谦”仍然谦卑地鞠躬，出门之后便愤愤不平：26年来在这家公司一直兢兢业业地服务，“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记忆下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症状。就像“孙艺珍”对丈夫说的，她会渐渐失去所有的记忆，不再记得他，不记得他们之间的一切；她的脑袋里有个橡皮擦，记忆正在一点点被擦去。她甚至悲观地认为：失去记忆，就等于失去了灵魂。从电影中我们看到，3个家庭的家具、用具上，都渐渐地贴满了各种卡片，提醒病人这是什么，如何使用。然而，病人所遭受的痛苦，远远超出了记忆下降本身。惟其如此，家人的关爱至关重要。“渡边谦”的妻子说，她会一直在他旁边。“孙艺珍”赶在记忆彻底消失之前悄悄住进了疗养院，丈夫从蛛丝马迹中得到信息旋即驱车赶来。“朱利安·摩尔”的丈夫说，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在。因此，她虽然预录了一段视频，提醒自己在哪个房间的哪个抽屉里有一瓶药，一次全部吃下去，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却终于为亲情所感召。

　　每年9月21日，是“世界老年性痴呆宣传日”， 9月17日，则是“中国老年性痴呆宣传日”。除了年度的宣传主题外，不妨考虑推介相关电影，使人们对病因迄今未明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更直接，更具象。尤其重要的是，失去记忆，不等于失去灵魂。以高琨先生而言，他虽然忘记了自己一生钟爱的光纤科技，但是世人如何会忘记他为世界作出的杰出贡献？ 

　　2018年10月3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二）：漏声未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