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了美国安·诺依曼的《辞世之路》。作者在亲历父亲身患绝症、饱受痛苦的基础上，探讨了“临终关怀”问题，也就是如何能让病危者自然而轻松地告别人世。当然，这种理性面对在现实中还是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受到来自社会、医学、法律和道德伦理等多个方面的制约。

　　在反映我们文化的电影中，王子逸《别告诉她》（2019）和德格娜《告别》（2015）颇有代表性，均取材于真实故事。《别告诉她》中，奶奶被诊断出肺癌四期，家人决定不告诉她。奶奶有两个儿子，改革开放后都加入了出国大军，老大去了美国，老二去了日本，只有女儿留在国内。家人给老二的儿子策划了一个假婚礼，借此齐聚以见奶奶最后一面。老大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则认为应该将实情告诉奶奶，“不告诉是欺骗”。医生说：“善意的不算。”“如果她有事情要做呢？”姑姑说：“她没什么事，看她心情多好啊。”“如果奶奶知道我们欺骗她，会生气吗？”姨奶说：“她生什么气啊，爷爷也是这样，到最后才告诉。”家人身患绝症，尽可能不让本人知道，是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普遍处理方式，所谓于情于理。

　　《告别》是导演自己的故事。德格娜说过：“80%是真的，20%是我把它编排成一个电影化的作品。”这里是父亲癌症晚期，从小就在英国读书的女儿匆匆赶回。“什么乐观不乐观的，我自己得什么病不知道啊”，有着辉煌过去的父亲，以不近情理的倔强态度抗拒死亡的召唤。他没有躺在病床上等待化疗，表面上也没有任何哀伤。父亲、母亲、女儿，桀骜、世俗、叛逆，一家人在父亲的辞世之路上，既相互隔膜又彼此交织、碰撞，个中滋味是酸涩的，情感是复杂的。父亲不想让家人看到自己的软弱，但女儿说父亲是软弱的，在面对死亡时是惧怕的。这其实非常正常，正如《辞世之路》所说，死亡“会令即便信仰最坚强的人，包括坚信存在希望、天堂和来世的人也感到畏惧”。

　　在西方文化中，若干先行者已经能够坦然接受死亡。法国《最好的还未到来》（2019）竟然还拍成了喜剧。亚瑟与凯撒，一个是科研人员，一个文化程度不高，但却是多年的挚友。一场阴错阳差的误会，令凯撒以为亚瑟得了绝症，便自以为是地提出陪伴亚瑟完成所有人生梦想，活出最疯狂的每一天。亚瑟写出的梦想是什么呢？研发杆菌性痢疾疫苗、获得诺贝尔奖、和女儿在月球上漫步……“写实际一点的。”“那就不是梦想了。”相互间的各种拌嘴，生活中的各种阴差阳错，表现了人到中年的两人重视与关心彼此的情谊厚度。最后死去的，当然是凯撒。葬礼上，亚瑟也不无幽默地致辞：“他什么都不会，却勇往直前；我什么都会，却畏缩不前。他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他尝遍人生百味，从不感到悲伤。”

　　西班牙《永远活下去》（2010）将死亡描绘得自然而平静。开篇是男孩对着摄像机自白：“关于我的五件事。一，我叫山姆。二，我12岁了。三，我收集故事和奇闻妙事。四，我有白血病。五，你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大概已经死了。”山姆有个同样已到白血病末期、只能坐轮椅的伙伴。两个男孩的家长专门请了家庭教师辅导他们，安排每天的学习活动。老师鼓励他们写日记，列出愿望清单。山姆要做个知名科学家、看18禁恐怖片、逆行上扶梯、搭乘飞船、和女生接吻……两人还想打破一项30秒吃下200条活虫的吉尼斯纪录：我们吃201条。结果才吃一条，山姆就呕吐不止。山姆还提了八个“没人回答的问题”：一、你怎么知道你死了。二、上帝为什么要让孩子生病。三、如果有人并没有死，别人却以为他死了，那会怎么样……六、人为什么非要死……八、等我死了，世界还在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大约只有哲学家才能给出了。山姆的人生之旅虽然短暂，却活得无比精彩和绚烂。

　　苏丹《你会在20岁时死去》（2019）则是非洲文化中一个打破宿命的故事，片尾有“献给巴沙尔·易卜拉欣的记忆”，使人觉得同样取材于真实故事。穆扎米尔刚一出生，就在“祈福”礼上被先知预言会在20岁那天死去。父亲说“死亡这个词让我胆战心惊”，以外出打工为名选择了逃避。母亲虽然对先知的话坚信不疑，但还是坚毅果敢地抚养儿子。她不让儿子走出村子，甚至不想让他走出家门，以小心翼翼的无奈呵护对抗儿子被诅咒的命运。20年的“辞世之路”上，穆扎米尔的身心完全被禁锢了，每一天都怀着赎罪的心情背诵《古兰经》，全村只有他能背诵两个版本。他不敢接受儿时女伴的示爱，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不爱的人。但在20岁那天早上醒来，他发现周围的一切并没有两样。

　　不同的文化让我们领域了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利用最后形成的时间压力，倒逼人生活得精彩从而无憾，并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唯其如此，人在精力饱满、旺盛之时，不应该得过且过，总是心想着还有明天，不应该碌碌无为。

　　2020年8月23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四）：忍凝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