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影院里看了冯小刚导演的新作《芳华》。这电影口碑不错，票房大把似可作为例证。私意度之，在叫好声中，上了年纪的那些，可能触动了其怀旧的情愫；年轻人呢，艳羡从前的时光也说不定。《芳华》讲的是“我”在部队文工团的往事，那是一段青年男女充满理想与激情的生命经历。

　　还坐在影院里的时候，就想到了贾樟柯“故乡三部曲”之一的《站台》（2000），以为二者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不仅故事的载体大致相当——一个是部队文工团，一个是地方文工团，而且故事发生的年代也大致相当——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怀旧说正由此而起，过来人得以重温了曾经那么耳熟能详的文化元素，虽然根据剧情需要，两部影片摘取的当年片段各自不同。《芳华》里再现的是，舞蹈《洗衣歌》《沂蒙颂》《草原女民兵》，以及《英雄赞歌》《绒花》等老电影插曲；《站台》里呈现的是，表演唱《火车向着韶山跑》，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广播中的刘少奇平反、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张明敏《我的中国心》、电视片《河殇》的画外音，以及电视剧《渴望》中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等。所以说《芳华》“再现”而《站台》“呈现”，在于《芳华》的那些都经过了重新演绎，李谷一原唱的《绒花》就改成了韩红的；而《站台》在演出之外，则大抵都是“原版”，纪实的味道更浓一些。

　　此外，两片都有台湾歌曲进入大陆的情节。《芳华》中听的是邓丽君歌曲。部队高干子弟陈灿弄来了新款的那种“砖头”录音机，几个好友一起偷听磁带，为了营造气氛，只打开一个日光灯还红纱巾遮住。因为《浓情万缕》“太好听了”“每一句都好像是说我”，刘锋抑制不住地“触摸”了心仪已久的林丁丁，从而惹下滔天大祸。到了《站台》，从广州探亲回来的张军穿着紧身港衫、喇叭裤、戴着没撕商标的蛤蟆镜，提着双卡录音机，听的已经是张帝了，“现在可流行他的歌呢，比邓丽君和刘文正都火”。两片也都有一段曼妙的独舞。《芳华》中是何小萍，精神失常的她触景生情，在夜幕中的草地上跳了一段她排练多次而从没有派上用场的《沂蒙颂》；《站台》中是尹瑞娟，已经成为税务员的她在收拾办公室的时候听到收音机里在播送歌曲《是否》，也是情不自禁地舞了起来。

　　不过，在内涵方面，《芳华》与《站台》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芳华》不能望《站台》之项背。首先，在主题上便大异其趣。前者只是个人对既往的回忆，感叹的仅仅是所谓一代人的芳华已逝，所以拍到文工团解体便基本收住，刘锋、郝淑雯等后来在海口相遇只是一带而过；后者则关注了改革大潮中文艺团体的去向问题，因而主要聚焦了文工团解体、由私人承包之后。

　　其次，在解体情节上又大异其趣。《芳华》里，政委慷慨激昂地宣布解散，全体团员旋即大碗喝酒、大盆吃菜，伴以雄壮的《送战友》，无不泪流满面，然后相拥相亲，集体醉倒。《站台》里，尽管出路明确是承包，但是没有人敢吃螃蟹，徐团长说“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有个眉目了”，有人马上说：“你这么着急撒手不管，好像把我们当成东西卖了似的。”最后倒是平时不被文工团员们看得起的电工老宋站了起来：“我帮大家一个忙，我包。”就这样，“汾阳县文工团”改旗易帜。换言之，一个只是悲壮在表面，一个则是悲壮在骨子里。

　　第三，在主人公的结局上同样大异其趣。《芳华》中，除了一度看到生活的光明前景而始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何小萍，以及充满美好前景却“一招不慎”的刘锋依然生活艰难之外，其他人都过得相当滋润。《站台》里，昔日的演员们为了能够挣钱而不断将自己的底线降低，以迎合那些低级的感官需求，那是过来人同样似曾相识的。

　　《芳华》与《站台》之所以大异其趣，在于一个是属于个人的，一个是属于社会的。这自然与主创者的初衷相关。《芳华》中，虽然从头到尾，何小萍被女兵们莫名其妙地、一以贯之地欺负，刘锋也从榜样“落难”到接受了战场上真正的血与火的洗礼，然而洋溢的主旋律始终颇为浪漫。出身为文工团员的严歌苓编剧和冯小刚导演，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要把自己的青春记忆复原出来供给观众分享，所以《芳华》中的角色皆有原型可寻，电影上映之后，昔日的她们在荧屏上陆续“重出江湖”。《站台》的出发点则是要反思，是并没有那段生活经历的贾樟柯导演敏锐地发现社会变革对文艺团体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当年，从部队到地方，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文工团吗？《站台》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使人们“窥一斑而知全豹”。曾经的、海量的国有剧团、文工团，在改革大潮中的命运如何，才是贾樟柯们更加想要呈现的。

　　单纯地感叹个人“芳华已逝”，或能赢得一些人一时间的老泪纵横，但其效果就如前几年流行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家感叹一阵之后也就了事了，该浪费还是浪费，该虚度还是虚度。倒是对某个时期文化繁荣或失落的再现或检讨，更加耐人寻味，更有不竭的生命力。

　　2017年12月31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一）：坐看流年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