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公交车什么时候开始取消了售票员，而代之以上车投币或刷卡、录音报站，记忆是靠不住的了。但记得，以前的公交车大抵是两节连在一起的“加长版”，前后各有一个售票员。王家乙、罗泰《小字辈》（1979）、张暖忻《北京，你早》（1990）中，都可以见到这种情形，且都是一男一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原则吧。

　　美国公交车大约很早已实行投币上车。《毕业生》（1967）的片尾，“达斯汀·霍夫曼”在伊琳举办婚礼的时候赶到，与伊琳父母等进行了一番搏斗，然后奋力拽上穿着婚纱的心上人狂奔出教堂，跳上一辆路过的公交车。这时我们看到，匆忙中的“霍夫曼”，并不忘从裤兜里掏出些纸币，塞进司机右侧的投币箱，一如我们现在的做法。

　　但公交车售票员在各个国家，无疑都曾经是一个普遍存在。英国《朗读者》（2008）中的“凯特·温斯莱特”就是公交车售票员，那是有轨电车，1981年冬我在鞍山钢铁公司实习时坐过几回，跟火车没什么两样。彼时新鲜得很，觉得那该是旧时交通工具，不意现实中还能见到。电影表现的是1958年的西德，“温斯莱特”和同事穿着统一制服，系领带，斜跨精致的票夹子。她们并不报站，只是卖票剪票，用类似我们从前剪火车票的那种剪子，而我们的公交票都是由售票员撕一下表示作废。法国《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1962）片尾，休假士兵陪同克莱奥去医院，克莱奥要打的士，士兵说“坐巴士更有意思”。从中可见法国彼时公交车从车尾上下，并没有门，只有一根活动的绳索拦着。男售票员口头报站，拉一下连同司机那头的绳子以示可以开车，估计那头有个铃铛。

　　日本《售票员秀子》（1941）开篇，是一辆又脏又破的乡间公交车摇摇晃晃地驶来，车厢内，站在司机左侧的售票员秀子回头报站：“下一站，井上。”司机回头看了一眼：“没有乘客啊。”秀子说习惯了。饰演秀子的，是当时只有17岁的高峰秀子，马尾辫，白衣黑裙，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气息。那也是成濑巳喜男导演与高峰秀子的首度合作。受广播节目中观光推销的启发，秀子提出为乘客解说沿途风景的服务构想，为此请云游而来的作家撰写解说词。热心的作家不仅如约交稿，还认真地对秀子的解说口音、语气、姿势进行培训，并陪他们实地体验了一遭。秀子和司机把车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插上鲜花。她的第一次解说，是面对三名远足装扮的小伙子，他们听呆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俊俏、羞涩而开心的秀子。

　　到了《昼颜》（2017）里，日本的公交车也是滴卡了。“斋藤工”去三滨森林公园实地研究萤火虫，都是坐公交车，轻微的“滴、滴”两声，录音报站之余，还有这样的提示：“在车内将手机调至震动模式，请不要在车内通话。”这要求在我们，近乎天方夜谭。此外，广州公交车的提示是“车要启动，请站好扶稳”，因为声音与启动几乎不会对板，所以那声音不仅毫无意义，还成了聒噪。

　　《小字辈》和《北京，你早》分别表现了上海、北京这两个中国最大城市昔日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和生活。《小字辈》讲的是70年代末一帮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其中售票员是小青和小黄，小青工作非常热情，下班回家还做笔记，母亲数落她：“一个小小售票员，钱来票去不就完了，还要分析乘客心理。”在饭店烤烧饼的小葛酷爱革新，他看到售票员长时间报站、说话，小黄的嗓子都沙哑了，便琢磨制作一个扬声器，小葛隔壁搞资料的老伯伯更建议用录音带自动报站。小葛的计划最后成功了，不过，李国立《股疯》（1993）进行了“证否”。地点还是在上海，股疯，即炒股票之疯，表明时间已进入90年代初。而电影开篇，公交车徐徐靠站时，售票员“潘虹”仍然是在亮嗓门：“公交车进站了啊，先下后上。”有时她拿起一个带有扩音器的喇叭，跟小葛革新之前没什么两样，不知那成果为何没在上海普及开来。

　　彼时我们电影的思路是，无论什么岗位，必有落后青年一名，藏着小私心，在大家的帮助、感召下能够向先进看齐。在《小字辈》那时候，改革开放伊始，外界没有那么多诱惑，男售票员“迟志强”还只是单纯的后进，到了《北京，你早》《股疯》这时候就大不同了。女售票员“马晓晴”艳羡同学在外企当打字员，还嘟囔男朋友“王全安”——同车的司机：“你干吗不活动一下，找个挣钱多的活儿。”她自己也终于辞职去了展览路摆地摊。“潘虹”因为上班时间专注于炒股，被队长批评：“顾客投诉你不卖票，还跟人瞎侃什么股票。咱们的车队奖金高、效益好，还有什么不称心的，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嘛。”“潘虹”反唇相讥：“我一个月在这里做死做活不到500块钱，现在（炒股）不到两个小时就赚到2500了。”90年代初，500块工资确实是高收入了，1992年我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工作时，月薪只有350元。

　　公交车售票员的去留，无疑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折射。那曾经的一道风景，一旦消失，却也有让人回味的空间。

　　2020年11月21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四）：忍凝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