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今年是第19个了。像护士节、教师节、医师节一样，记者节也是我国的行业性节日，目前总共也就这4个。按照习惯理解，媒体从业人员就是记者，而严格意义上的，实际上是国家核发新闻记者证的那些。记者证5年一换发，每年要年审；审过了，贴上一枚印花，这是我们的记者。国外的不知如何，但在他们的电影里，每能见到记者的形象。

　　美国《我们曾是战士》（2002），表现的是越南战争中最著名的一役——德浪河谷战役，里面有一名记者搭乘武装直升机直接奔赴战斗地点。指挥官“梅尔·吉布森”问他：“你很有种，为什么不从军？”记者回答：“到我这一代虽然不能阻止战争，但可以了解战争，我拿着相机比拿枪更有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英国《毒家新闻》（2003）中，北爱尔兰女记者“凯特·布兰切特”为了揪出毒品交易的幕后黑手，最终献出了宝贵生命。这意味着，不要说战地记者，以社会监督为使命的记者同样面临生命危险。新近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的沙特籍记者卡舒吉，也可作为例证。

　　日本《望乡》（1974）很早就为我国观众所熟悉，其故事正由一名调查“南洋姐”的女记者而引发。20世纪初，日本大批穷苦人家的孩子被卖到南洋当妓女，这就是所谓南洋姐。女记者“栗原小卷”专门走访了南洋姐输出最多的九州岛原及天草，但是大家都避而不谈，即将踏上归程之际，她在一家小饭馆里偶遇了田中绢代饰演的阿崎婆。从“天草的土话不好懂，阿婆的倒不同”中，女记者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我虽然在这里出生，很小就到外国去了”“是美国吗？”“哪能是那么好的地方”，果然，同伴也听明白了，然而一句直白的“阿婆是南洋姐吧”，令阿崎婆立刻缄默不语，匆匆离去。“栗原小卷”就此捕捉到了调查的切入点，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在阿崎婆家同吃同住3个星期，以自己的真诚打动了阿崎婆。在临回东京的前夕，“栗原小卷”坦言想把像阿婆这样曾经受苦受难的经历写成书，“田中绢代”鼓励她：“你要写就放心写吧，只要是真实的，就什么也别顾虑。”电影同样取材于真人真事，日本明治时期的这段肮脏历史正借此得以大白于天下。

　　当然，做一名记者也有没那么沉重而相对“轻松”的时候。美国《大河之恋》（1992）中的老二“布拉特·皮特”，就是家乡蒙大拿州《海伦娜日报》的记者，虽然他也因为“揭黑”而受到恐吓，但发小聚会，每每拿他发表的八卦新闻来打趣。他比较有价值的采访，该是采访来达科他州“享受用蝇钓鱼乐趣”的第30任美国总统柯立芝。家庭餐桌上，他得意洋洋地讲出来后，父母露出了惊讶的神情。酷爱钓鱼并影响了两个儿子的父亲，关心以蝇为饵这种闻所未闻的新方法，母亲则关心“你拍了照片吗？”

　　美国《罗马假日》（1953）中的“格里高利·派克”是美联社驻罗马的一名记者，众所周知，其与厌倦了繁文缛节的“欧洲某国公主”在罗马上演了一日游。“格里高利·派克”工作并不顺利，饱受上司嘲讽，经济上也颇为窘迫。当他无意中发现了公主的真实身份后，很有弄个独家的打算，终究因为与公主相恋，为保护其形象而跳出名利的窠臼，只是将偷拍的公主游览照片巧妙地予之留念。类似题材的，之前还有一部入选美国电影百年百强的《一夜风流》（1934），我疑心《罗马假日》是对它的翻拍。首先需要指出，这部电影的片名翻译极有问题，故事既非“一夜”，主人公亦不“风流”，用我们今天的“三观”考量之，记者也完全是正面形象。

　　《一夜风流》讲的是富家女“克劳黛·考尔白”不顾父亲反对，一心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离家出走，从迈阿密乘坐长途汽车赶往纽约寻找心上人。在汽车上，她遇见了落魄记者“克拉克·盖博”，他刚和主编电话吵架，主编说他“根本写不出好稿子”，要开除他，他则声言“开除我就是开除最好的记者”。作为喜剧片，旅途中“克拉克·盖博”与“克劳黛·考尔白”之间自然会发生不少笑料，尤其是汽车旅馆中不得不住在同一个房间之时。然而，也正是在旅途的意外连连中，二人的相互看法逐渐发生改变，分手之际，欲言又止。最后，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主人公相拥的镜头，但不难想象他们已成眷属的情形。从报上看到关于富家女失踪其父悬赏寻找的报道开始，“克拉克·盖博”就意识到自己“抓到了本年度最大的新闻”，我之疑心其被《罗马假日》翻拍，就在于同为当事女方完全蒙在鼓里而男方为对方着想最终打消了初心。

　　记者以记录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使命，向来有“无冕之王”的说法。不过，对推动社会前行而言，更需要的显然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那些。或者说，那些记者的存在价值要更加有意义得多。记者无需实际上也戴不起那顶高帽子，监督氛围宽松，自己尽职尽责，则足矣。

　　2018年11月9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二）：漏声未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