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作家鲁引弓是我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前后级同学。他是中文系，我是人类学系。在那个特殊时期，我这一级到“基层锻炼”了一年，回来后诸如英语等公共课都是和他们这一级一起上，因此相识。二十几年过去，不久前才重新接上头，旋蒙其惠赐“中国教育四重奏”著作：《小舍得》《小痛爱》《小欢喜》《小别离》。乃知他早已成就非凡，同名电视剧现在也在风靡荧屏，只是他以笔名行世，自己没对上号就是。

　　读完第一册《小舍得》，便想到了若干部电影。《小舍得》描写的是当下孩子的教育如何成为父母心头的重中之重，那种无处不在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呼声，催生了幼儿园“卡位战”、小升初“奥数PK”以及分数焦虑、择校困境。用引弓兄的话说，为了孩子能够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每个家庭都在匆匆抢跑。所以想到若干部电影，在于某种程度上看，学区房、摇号、走后门、教育商业化等等，一些国家并不例外，倒不是鲜明的中国特色。

　　伊朗《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2011）中，纳德和西敏在法庭上要办理离婚，原因即涉及于此。西敏要移民国外，给11岁女儿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因而她宁愿舍去既有的优渥中产生活，为此，她“奔波18个月，费时费钱，才拿到签证”。但纳德是个孝子，觉得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更重要，不肯出去。西敏问：“你就完全不顾女儿的未来吗？”法官这时插话了：“国内的孩子就没有未来吗？”“作为母亲，我希望她远离这种氛围。”“什么氛围？”西敏低下头，没有回答。双方都心知肚明：读书的起跑线问题。然法官占据了“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无疑是令西敏无法公开否认的质问，属于大是大非问题；但同样无疑的是，西敏更认同她要移去的那个国家。

　　印度《起跑线》（2017）代我们拍出了择校之痛，两国这方面的国情如此相近，不能不令人惊诧！故事讲的是一对开服装店的中产阶级夫妇，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费尽心思，尤其是妻子，坚持不让女儿“读我们读过的学校”。“我们不是很不错吗？”“很不错是不够的，在公立学校什么都学不到，如果别人说英文她就会惶恐，她会不适应社会，然后会孤独和沮丧，如果她开始吸毒那怎么办。在我们国家，英语不仅是门语言，还是阶级，成为这个阶级的一部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好的学校读书。”她首先认可的是私立学校。于是，排名前五的，他们先挨个实地考察，厌烦了的丈夫说：“那些人真无聊，没事弄什么排行榜啊。”排名第一的学校被他们看中了，但是那里只收方圆3公里以内的学生，他们只好先“扮富”，买高档的学区房，假装上流人士跟邻居社交，然而无论妻子的英文还是丈夫的着装，无不洋相百出。得知好的公立学校必须预留25%的学位给贫困家庭，他们又开始“装穷”，租住在贫民区里，然而夜半时被横行的老鼠爬过而惊醒，早晨丈夫大便妻子要四处借水来冲，诸如此类又令他们窘相百出。学校来做家庭调查，发现妻子的手非常柔嫩，女儿在偷偷在吃披萨，家里还有不少矿泉水瓶……全赖好心的邻居帮他们解围：“他们破产了，是新贫一族。”这是一部喜剧，透过夫妇二人在上流阶层无法融入的窘和在贫民地区无法融入的苦，在为观众奉献了足够笑料的同时，更折射了因择校问题中产阶层的不择手段。

　　美国的教育时常为一些国人津津乐道，他们的纪录片《等待超人》（2010）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另一面。电影从5个具体个案出发，揭示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好公立教育系统的美国，那些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多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存在着巨大障碍，有的高中甚至成了臭名昭著的辍学工厂。编导自1999年起跟拍公立学校，片头他的那段旁白道得分明，“10年后轮到我为自己孩子选择学校了，这时我不得不面对现实”。什么现实呢，“我害怕的是送他们去一间失败的学校读书，于是每天早晨开车路过三间公立学校，送我的孩子去一间私立学校”。他说他很幸运，可以选择，“别的家庭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彩球、盒子里抽出的一张卡片，或是计算机随机排列的数字上。因为即使有优秀的公立学校，也不会有足够的名额。于是我们只能这么做，将孩子的前途，交给他们的命运”。后面这些话，《起跑线》中有形象的诠释：25%的配额相对于庞大贫民阶层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学校还是要抽签决定谁家的孩子能进来。这在我们，也并不陌生。

　　在不少国人看来，孩子接受了良好教育才能具备强大的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机制中获得先机与优势，因而笃信所谓“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的怪圈——孩子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这可能是在孩子的每个入学阶段，家长都不肯输在起跑线上的根本原因吧。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019年9月28日

　　作者：潮白

　　来源：《潮白观影记（辑三）：欲待曲终寻问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