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年轻人想在超大城市落户都会算一算自己的“积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首创城市是中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邓智平便是当年这项制度的研究者和推动者。

　　“它主要涉及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我和这个群体一直都保持联系，”提起这项研究，邓智平兴致勃勃，“社会学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联系紧密，做学问最大的乐趣就是用自己研究成果推动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善治……”

　　随老乡而来的研究，开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先河

　　“当时很多同乡南下广东打工，我也是被广东这片热土吸引。”2000年夏天，邓智平从湖南隆回来到广东的高校中山大学就读。彼时的他尚不能预料到，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草蛇灰线。

　　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海风中，邓智平穿梭于宿舍和图书馆的大学生活很快被一次征稿活动改变。教务处向全校学生征集论文。邓智平则将论文主题定为文化城市化。 “湖南很多人来这里打工，我与他们常有联系，也注意到这些人把城里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带回农村，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变革。”于是，中小学同学和老乡都成为他的研究对象，论文成功入选正式出版的论文集，让他备受鼓舞。

　　这不仅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起点，更让他长期关注研究流动人口这个群体。

　　2009年，邓智平在中山市一家工厂开展流动人口户籍管理的调研，“子女入学指标分配不透明，我的小孩也很好，为什么去不了公立学校呢？”有职工抱怨。

　　于是，他跑遍了中山的24个镇街，深入大大小小的工厂及城中村，与上百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交流，寻找答案。终于，他在中山市小榄镇发现，当地教育办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建立了一套量化积分指标体系，当地外来务工人员普遍感到满意。他激动地把这一发现分享给中山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并同整个团队一起积极推动这一制度在全市推广。2010年1月，中山市开始全面受理流动人口积分入学、入户申请，也由此开创了我国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的先河。

　　时至今日，邓智平依然密切关注着流动人口的境况。

　　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但工人的声音却往往不够清晰。“工厂什么时候开始数字化转型，从哪条线开始转型？”邓智平认为“通过工会、职代会、工人代表，还存在许多可以共同协商、共同参与的空间。”他说，希望通过研究实现工人的技能升级和劳动升级与企业的技术升级同步。

　　研究与社会的“细小交点”，打开社会学新的想象力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既要为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出力，也要拥有国际视野。”在邓智平看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议题，当这些研究开花结果时，更应该与国际主流学术理论进行对话，从中国实践中创造出普遍接受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毕业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5年来，邓智平已发表权威报刊、核心期刊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含合著）5部，主持或参与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银行委托、广东省委省政府交办、地市党委政府委托等在内的课题100多项。

　　多年的实地调研经历令邓智平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与认识。“西方的社会学研究偏向发现问题和解释问题，而在中国，特别是在社科院，我们不仅要解释问题，更要解决问题”，为此，要将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民族志等西方传入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的调查研究方法相结合，深入基层一线发现并解决问题。

　　各种新技术高歌猛进，邓智平认为社会学研究者绝不能静静地做一个技术进步的旁观者，而是要将自己的研究同技术进步一起“升级”。

　　“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滞后性，这更需要研究者积极关注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后果。”他举例说，数字技术对人的增权赋能具有普惠性却不均衡，“数字技术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我们更要加强对弱势群体使用数字技术能力的培训。”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谈到，“人们现在希望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把握世事，理解作为社会中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的结合面上的一个个细小交点。”对于邓智平而言，这个“细小交点”就在于社会学研究紧贴社会，在于每一个研究成果都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紧密结合，在于用思想推动社会善治——这也正是他自己眼中“社会学的想象力”。

　　【记者】 王彪 见习记者 许宁宁 

　　【海报】 甘展平 张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