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建人文湾区”“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岭南文化积淀深厚，香港大众文化影响广泛，粤港同属岭南文化，深入研究香港大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互动关系，推动二者融合发展，对于建设人文湾区、打造湾区文化名片有重要意义。

一、香港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或mass culture），或称流行文化、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等，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概念，当然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如：它是批量复制的，通俗易懂的，用于娱乐消遣的，是文化商品等，约翰·斯道雷列举了定义大众文化的六种方法，认为所有这些定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大众文化只能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的文化。^[1] 要言之，大众文化是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为了大众的娱乐消遣而大批量生产、借助现代科技迅速传播并以此获得市场利润的文化产品。^[2] 本文讨论的香港大众文化包括影视、流行歌曲、通俗文学、动漫时装等形式。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业化进程开始加快。1947年，香港仅有工厂998家，雇员51000多人。至1959年，工厂增至4860家，雇员18万多人。出口贸易中，港产品超过转口货物，占比到了70%，这是工业化的结果。与此同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历史上看，香港的城市化从19世纪下半叶即已开始，但进展较快是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是香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0年间人口增长110余万人，增幅达到55.3%。到20世纪60年代，300万人口中的250万人集中在维港及九龙半岛市区，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城邦之地”。^[3]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而兴起的，是适应市民消费娱乐需求的大众文化。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至1979年，人均日薪达到48港元。1997年，人均GDP达26400美元，超过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4]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于娱乐的需求随之增强。同时，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市民的疏离感、焦虑感渐趋强烈，“在城市的人行道上，两个人相遇，又擦肩而过。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平常和更乏味呢？在一个城市某一街区内，这样的事一天就会发生上百万次”^[5]。这就需要大众文化“白日梦”予以情感和精神上的抚慰，于是香港开始出现了大众文化繁荣的景象，以至于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香港这个商业都会所拥有的只是现代的、消费性、娱乐性的大众流行文化而已，至于古典的、高雅的、前卫的纯文艺，似乎是谈不上的。这种认识固然有失偏颇，不过也反映了香港的一种文化境况。

香港街景。图源：视觉中国

香港电影、流行歌曲、武侠小说等在华人世界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俨然成为一张城市名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谭少薇（Siumi Maria Tam）认为香港大众文化与港式饮茶一道，在全球建构起一种“新粤语文化”（neo-cantonese culture）。^[6]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发布的2020年6月期《香港统计月刊》认为：“文化及创意产业是香港最具活力的经济环节之一，有助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2018年，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为1，178亿元，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为4.4%。就业人数217，280人，对香港就业总人数的贡献为5.6%。^[7] 在香港的文化及创意产业中，与大众娱乐相关的产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大众文化已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之一。而且，大众文化已深深融入了香港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例如，歌曲《狮子山下》（1979年，顾嘉辉作曲，黄霑填词，香港电台电视剧同名主题曲）凝聚了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广为流传，在金融风暴、非典疫情期间都发挥了振奋人心的作用。2002年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访港演说时也曾引用这首歌曲，传为佳话。^[8] 理解香港的大众文化，某种意义上成为理解香港的一把钥匙。而特殊的历史境遇、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又使得香港大众文化表现出复杂的特性，应将其置于全球性与地域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加以认识。

二、岭南文化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中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具有共同的特质，又因地域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子文化”，即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岭南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讨论地域文化时，是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这一概念的，指群体的观念、信仰、价值、习俗等构成的综合体，即雷蒙·威廉斯所说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9] 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经过了时间的积累，形成了一套符号，塑造了群体成员的观念、价值和行为。群体的形成条件可以是阶层、职业、性别、年龄、民族，等等，对于地域文化来说，群体首先是指特定地理范围内的人群。

通常认为，岭南即“五岭”（自西而东依次为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所谓‘岭南’是指中国南方‘五岭’（亦即‘南岭’）以南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地区。”^[10] 这可以说是广义的岭南，也有认为岭南是特指广东的，这可以说是狭义的理解。本文取广义。这一区域在秦代属于桂林、象、南海三郡，唐代则设有“岭南道”，为唐代“十道”之一。因五岭的阻隔，历史上岭南地区长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边陲之地、流放之地，而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出海口，又使得岭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外部有较多的交流，在明清“海禁”期间也不曾中断，广州甚至一度是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商业气息明显强于中原地区，近代以来岭南地区的对外交流尤为活跃，这一切都使得岭南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文化的差异性要在仔细的比较辨析中才能显现，像重商、开放、务实等，是较为公认的岭南文化特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补。”岭南文化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与融合奠定了深厚、坚实的文化基石。香港是岭南文化的重镇，由于历史原因，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广东更好地保存了岭南文化的传统。大众文化虽然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正如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一样，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往往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似千篇一律的“文化工业”，总是被打上了文化背景的烙印。比如：我们不会在一部伊朗电影中看到龙舟或醒狮，而印度电影则常常穿插歌舞。香港的大众文化，自然也与传统的岭南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梳理这种关系，对于打造湾区文化，共建人文湾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岭南文化对香港大众文化的影响

岭南文化对香港大众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岭南文化为香港大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香港大众文化常从岭南文化中寻找材料。以电影为例，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1913年）就是取材于粤剧《庄周蝴蝶梦》。^[11] 香港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古装片往往取材于岭南文化，这类影片在题材上讲求传奇性，而香港直至19世纪也只是一个偏僻小岛，历史上实在无多少可资取材的人物或故事。有故事的人多来自广东，所以香港影视作品，但凡历史题材的，通常是从广东取材。这方面的最常被提到是“黄飞鸿系列”，因为这些电影具有如下的特点：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人物、背景、民俗、方言等），影响大，产量高（1949-2018年70年间，不间断地拍摄制作了超过100部），前期研究比较多（特别是香港学者的研究，似乎为人们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本土叙述^[12]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这种标识性的文本，自然是被屡屡提及。相对来说，香港学者与电影业联系更为密切，甚至就是业内人士，所以更为关注电影本身。而内地学者更为关注香港电影是如何表现了岭南文化、如何借助香港电影传播岭南文化这一类的问题。除了人物，岭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也丰富了香港电影的背景，弥补了香港电影外景单一、依赖布景的不足。

电影《黄飞鸿》剧照。图源：豆瓣

在音乐和戏剧领域，岭南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音乐体系，粤剧是典型代表，香港与广州同为粤剧的中心，粤剧是香港文创产业的重要资源，经粤港澳三地联合申报，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专门基金加以扶持，并把粤剧主题呈现在邮票、港币中，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已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列入重点文化项目。与政府行为相比，香港民间艺人的街头艺术，就更具大众文化意味了。他们没有政府资金扶持，完全依赖市场生存，把粤曲搬上街头，进行商业性的表演，表演中又混合着流行歌曲，地点则选择在游人较多的庙街、旺角、尖沙咀、深水埗等地，这种草根性、民俗性的表演，成为一道景观，吸引游客驻足。就此而言，传统粤曲已成为旅游文化的创作题材。

（二）香港大众文化从岭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创作技巧

粤曲在曲、词、乐器、演唱等方面为香港的粤语流行歌曲提供了大量的创作技巧，香港流行音乐的发轫阶段就是一个“处处粤曲声”的时代，香港著名音乐人黄霑在其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1949-1997）》中这样分析粤曲文化对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处处粤曲声’的文化背景，对香港后来粤语流行曲的兴起与衰退，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大部分的创作人，无论是从事作曲、写词或演唱的，全在这背景中长大。多年的潜移默化形成一种根深蒂固、驱之不去、洗之不清的潜在因素，令表面看起来颇洋化的粤语流行曲，骨子里含蕴了与传统戏曲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13] 黄霑本人的作品《沧海一声笑》就是一首流传甚广的中国风歌曲。由于粤语本身保留了文言的很多特征，如入声，所以香港的词作者往往能熟练借鉴古典格律诗词的技巧，使得作品自带古风韵味。如与黄霑并称“二霑”的卢国霑，其填词的《前程锦绣》，就借鉴宋词技巧，与《狮子山下》一样，成为鼓舞港人勇敢面对困难、努力开创未来的名作：

斜阳里/气魄更壮

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

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按照粤语发音，全词押平声韵，非常整齐，若是用普通话发音，则韵脚平仄不一。

（三）岭南文化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香港大众文化

如果说题材和技巧属于表层影响，那么价值观就是岭南文化对香港大众文化的深层次影响。

香港影视、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侠义”，就是源自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历来推崇“侠义”，把它放在“道德正确”的位置来加以表现和肯定，《史记》就专辟《游侠列传》，为侠客立传。而在民间，那些表现了“侠义”的、被浪漫化了的桥段，从荆轲刺秦王到千里走单骑，则被人们津津乐道，反复渲染。表现侠义精神的香港影视作品数不胜数，我们甚至可以把其列为一种类型：“侠义片”。在题材上，它可以是警匪片、黑帮片，也可以是武侠片、都市行业剧，其叙事模式是：以“侠义”为道德标准，区分人物，有言必信行必果、两肋插刀的正面人物，也有背信弃义、不择手段的反面人物，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人物，以仗义复仇为叙事动力，渲染义薄云天的气概，“侠义”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与此类似的是香港功夫片中经常渲染的“武德”，在岭南文化、中华文化也有着深远的积淀。

电影《东邪西毒》海报。 图源：豆瓣

再如家族伦理，这是岭南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五四以来，这一价值虽然有所淡化，但是仍在深层次上支配着中国社会，在香港甚至保留更多。在香港影视作品伦理片类型中，观众不难看到这一传统价值的再现。王锡琴认为，新界居民在建筑、祭祀、礼仪等方面保留了传统客家文化的特色，“香港客家宗族文化在现代化的香港社会继承和保护了中国传统文化”，^[14] 而这些特色又时常进入香港影视作品中。

黄霑高度评价许冠杰在粤语流行歌曲发展史上的地位，许氏歌曲的特点之一是体现了岭南文化务实世俗的特点。许冠杰生于广州，毕业于香港大学，出身于粤曲世家。其歌曲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平民精神，流行歌曲通常以爱情为主题，而许冠杰的歌曲则以表现普通香港市民的草根生活而著称，他感慨打工族的艰辛：“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半斤八两》），“朝九晚五就要打工，又要听老板发UP疯”（《齐齐唱首歌》）。感慨物价飞涨：“你怕我怕个个怕，烟加酒加屋租加，巴士加的士加，多士芝士乜都加，加 加 加加加加。”（《加价热潮》）也有人生的许多无奈：“人生如赌博，赢输都无时定，赢咗得餐笑，输光唔驶兴。”（《鬼马双星》）尽管如此，却并不悲观颓废，而是顺其自然、乐天知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息间似雾化。”（《浪子心声》）并表达珍惜当下、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劝君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天才白痴梦》），“年龄唔重要，钱财唔重要，一生中几许欢笑”（《一生中几许欢笑》）。这与TVB剧集中那句广为流传的“做人呢，最紧要喺开心”一样，体现了看重实际、关切世俗的取向，这也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特点。

四、香港大众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个互动的系统，系统中的各部分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香港大众文化也反过来对岭南文化产生影响。

（一）香港大众文化促进了岭南文化的传播

岭南文化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沃土，为后者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同时，香港大众文化又反过来为传播、弘扬岭南文化做出了“反哺式”的贡献。大众流行文化受众广，影响大，在推广普及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岭南文化总是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随着香港经济的崛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大众文化开始在内地流行，岭南的风土人情、粤语方言逐渐为更多国人所了解、熟悉，以至于一些方言词汇如“买单”“拍拖”“靓仔”等在全国通用，扩大了岭南文化的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的影响下，广东流行乐坛也繁盛起来，一度在全国掀起一股“岭南风”。虽然是昙花一现，但率先引进歌手签约制度、“包装”歌手、拓展衍生行业等，^[15] 不仅在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更是彰显了“敢为天下先”的岭南文化精神。

就国际而言，香港大众文化把岭南文化推向了世界。比如咏春拳，虽然它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是近代以来，佛山已成为咏春拳的重镇，咏春也已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部分。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就开始制作咏春题材的作品，后来来借助《叶问》系列，更是令咏春广为传播。笔者在给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来华研修人员授课时，他们就曾陈述了因香港电影而了解咏春拳的情形。

（二）香港大众文化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传统如果一成不变，就会僵化，最终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唯有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更新创造，文化才能保持活力。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并非替代或叠加，而是融合，由是传统得以不断地丰富，这是文化史的一个规律。中国文学由诗而词、而曲，都是由雅入俗，最终诗词曲都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同时，我们不能以本质主义的观点看待传统，纯之又纯的传统岭南文化只能是神话，很多“传统”其实也是相当晚近的，比如岭南饮食文化的代表——粤式点心，虾饺始于20世纪20年代，干蒸烧卖始于30年代。^[16]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香港大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岭南文化的题材、技巧、价值，这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而其新的题材、技巧、价值，又发展了传统，进而形成新的传统。我们讨论岭南文化时，就不能对香港的大众文化视而不见。例如，香港电影中最有代表性的功夫片，近年来已注意把传统的武术、武德，与现代的法治观念、尊重规则等相结合，就是发展和丰富了传统。香港大众文化对内地的辐射是显而易见的，其中首先影响的，无疑就是广东，香港大众文化已经融入并丰富了岭南文化，今天的岭南文化中已经包含了谭少薇所说的“新粤语文化”。比如行业剧中表现的个人奋斗、努力拼搏，与岭南文化务实进取的精神一脉相承，而剧中的现代法治精神，以及依托于现代社会分工而形成的职业精神，又赋予岭南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丰富了岭南文化。

五、结语

推动岭南文化与香港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打造湾区文化，建设高品质人文湾区

推动岭南文化与香港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发挥各自优势——岭南文化的深厚积淀，香港大众文化的技术、人才、管理，有助于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彰显湾区文化特色，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提升湾区文化软实力。

首先，深入挖掘岭南文化的优秀成分，转化创新，为香港大众文化提供更丰富的资源，使其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有助于提升香港大众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千篇一律的，所谓的个性也不过是一种幻象，是“虚伪的个性”。^[17] 大众文化确实不能像高雅艺术那样，每一个作品都具有独特的个性，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一个”。但大众文化也并非完全是千篇一律，而是“类型化”的，在地域性方面，大众文化在全球性和地域性的张力中发展：一方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通过突出地方文化特色赢得国际市场，这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策略，香港在这方面也有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跨国公司推出的、畅销全球的文化产品总是在调整、适应地方文化，通过所谓“在地化”（localization）来赢得当地市场。香港人李泽楷创建的STAR TV经营惨淡，默多克买下其股权后，实施节目制作本地化、国际频道地方化的经营模式，仅在印度就开办了7个频道，取得了成功。^[18]

因此，要充分认识地域文化对于大众文化的重要性，在大湾区文化交流融合的背景下，岭南文化将进一步为香港大众文化注入活力，提升其竞争力。同时，地方特色也有助于赢得香港本地消费者的青睐，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文化与生活。

其次，通过岭南文化与香港大众文化的融合，增强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感。如前所述，大众文化在香港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彰显其岭南文化特色，既深刻折射了港人的文化认同，也有助于增强此认同。正如黄霑所言：“港人就算对中国文化认识不深，但却未尝不对一些中国传统，心底仍然存有一份无可言喻的敬爱。”^[19] 大众文化在青少年当中的影响尤深，传统岭南文化的融入，有助于香港青少年更好地认识、传承传统。粤港文化交流中一直有青年文化交流的传统和机制，2020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政府联合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设置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交流重点项目”，为11专栏之一。交流是一种方式，而让传统融入青少年喜爱的大众文化中，也是亲近传统的方式。

再次，通过香港大众文化，扩大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目标之一，而香港大众文化在全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世界了解、认识岭南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一扇窗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香港大众文化来扩大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影响，不能停留在表面的“文化元素”的展示（更不能以“异域情调”来迎合猎奇心理），而是要更深层次地展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从而让中华文化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之中，为人类文化的繁荣贡献中华智慧。

总之，推动香港大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岭南文化提高香港大众文化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以香港大众文化扩大岭南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影响，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2019GXJK120）成果。

　　（作者：广东警官学院 叶奕翔）

　　原文刊载于《粤海风》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