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素有东方之珠美誉。自开埠至今，从一个荒芜的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会，作为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一直是世界瞩目的地方。如果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驿站，显然不能担当东方之珠的称誉，城市的品格往往更充分地体现在文化上。历经180年风雨洗礼的香港，在世界城市文化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而香港的文化版图中，音乐，尤其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流行音乐，无疑是香港文化中最为亮丽的色彩。回归祖国之后，香港迎来新的发展变化，各行各业都呈现新的情势。音乐文化亦然，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对其做一番考察巡礼和思考，自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一、香港的文化身份及其音乐传统建立

　　香港作为现代都市和华人社会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它曾经的被殖民历史。由于英国政府对香港一直秉持“统而不治”的政策，文化上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因此，香港文化的传统根基是广府文化，并在时代的变迁中融入了闽系文化、客家文化、海派文化，当然也有欧美文化等。自然生态下，其主体性自觉力量的不足，以至于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认识长期处在一种模糊状态，甚至落入一种自卑的殖民心态，只求短期利益的过客心态，甚至将家国视为逃难、寄居的地方。也就是说，真正的香港人身份自觉和认同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战之后，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使得人口急剧增长。^[1] 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的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之一，是最具移民吸引力的地方。伴随着工业、商业上的瞩目成就，“香港出品”成为世界水平的认同，其中自然包括香港的文化。然而，存在一种有明确属性的香港文化吗？殖民带来商业的繁荣、物质生产的成就和都市的现代化，是否也在侵蚀着被殖民者对于自身历史的切实敏感和自尊呢？这是人们面对香港社会的崛起和特殊地位而时常露出的疑问。

　　这就要看香港的现代化透露出哪些精神特征和价值坚守了。香港的现代化道路由多种因素促成，譬如欧美工业技术和资本向亚洲的转移，自由贸易港的区位优势，国际金融中心的逐渐建立等。但是，这些只是客观外因素，其中一定是通过香港社会的内因而产生作用的。社会结构的二元性，体现为统治者的殖民意志和普罗大众的生存意愿的博弈与妥协。不同的劳动生产阶层又体现出对社会结构的观念和利益诉求。所以，香港有的议会中以功能界别来分配议席，以体现其正当性和平衡性。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使得工业时代的香港获得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机会。同时让市民的谋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年轻人通过拼搏，追求理想是基本生活逻辑。生存靠自己的奋发，机遇靠自己努力争取，还要有几分运气，是大众的一般共识。其实这也就是一种庶民精神的崛起，自然地支撑了工商业的持续繁荣和现代化。作为香港人的身份开始有了自发的意识。由求生存到寻求富足，从故土情怀到向心香港，这不是政府主导的结果，而是香港人冷暖自知的身份自然转变。没有官方的文化导向，民间的音乐文化呈现出自然的生态。一则容易产生共情，二则利于通过商业途径传播。加之活跃的、雄厚的资本聚集，对世界文化资源的吸引，香港流行文化的繁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具体地说，香港文化的主体性得益于工商业在七八十年代的腾飞，“香港制造”的推出随之有了主体性的品格。影视、文创、武侠小说、粤语歌曲等随着经济的繁荣，经过现代传媒的发酵和辐射，在商业利益驱动和市场力量作用下，向岭南地区、东南亚，直至全球的华人世界输出港式文化产品，成为香港人引以为豪的价值体现，从而塑造了香港人的文化精神，即香港性（Hongkong-ness）。与此同时，电视台、电台、电影、电视、唱片、卡拉OK等文化工业为“香港制造”推波助澜。文化工业主要以粤语为主，既是市场的自主选择，也体现了作为市民文化的主体性要求，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逐渐有了内在的自觉并获得外部的确认。黄霑对此的论述很真诚：这“显示了香港人的心路历程。移民起初战战兢兢，努力向高质素的外来文化汲取养分，美国的、上海的、台湾的都兼收并蓄，然后才慢慢巩固了自己信心。香港流行音乐对母语的观念，是和香港人自我意识的建立同步的。到香港人开始明白，自己不再是过客，而是以此为家的地道港人，流行音乐才开始切实反映这种心态，才有真正算得上是代表香港的独特声音出现。”^[2] 也就是说，“我系我”的信心建立是以文化的形式逐渐巩固的。从祖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初，港人回乡的待遇和心情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身份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时代传奇色彩）。回归祖国之后，“一国两制”的进一步落实，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又面临着新的文化心态调整，这也是需要正视的一个事实，自然是深刻影响香港将来的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体现香港文化的声音形式非流行歌曲莫属，而作为文化上的“东方之珠”标签则由郑国江与罗大佑创作的同名歌曲确立，这也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高光时刻。《东方之珠》既是对香港在商业文明上的成就的肯定与歌颂，也是情感上对即将回归的香港亲切呼唤，带有昵称的意味。当然，对于思想精神上的文化认同，必须渗透于香港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这种文化特质的表现，存在于类似罗文的《狮子山下》（顾家辉曲，黄霑词）、甄妮的《奋斗》（顾家辉曲，黄霑词）那样的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牵连每一个人的真实生活的深情歌唱，寄托了人们对现实的关切，对未来的希望。而且在一代代歌手和音乐人的努力下，编织了属于香港的、以粤语流行歌曲为主的文化图景。既有许冠杰唱出的《浪子心声》（许冠杰曲，许冠杰、黎彼得词）、《半斤八两》（许冠杰曲、词）那种从内容到气质反映普通香港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又有像梅艳芳、张国荣、谭咏麟等唱出的《爱在深秋》（李镐俊曲，林敏聪词）、《有谁共鸣》（谷村新司曲，小美词）、《似水流年》（喜多郎曲，郑国江词）等，对浓郁都市浪漫情愫的散发，以及Beyond乐队唱出的《真的爱你》（黄家驹曲、词）和《光辉岁月》（黄家驹曲、词）等具有人文情怀的呐喊。当然还有传统粤剧在影视、电台、唱片、舞台等媒体的交融与共荣。

　　音乐文化的身份确立固然在于对外的产品输出，也在于行业制度的建立。这种自觉的标志性事件是“香港词曲作家协会”和“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成立，为业界树立了文化的职业身份。并主办了“香港艺术节”“华人音乐家音乐节”等权威性的音乐活动，全面树立自主性的全球化文化形象。也就是说，回归前香港的音乐文化生态经历了文化品格的形塑，有着主体性稳定且内容多样的生态。而其中以流行音乐为主流，既综合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时代曲、60年代的台湾时代曲和欧美流行曲的元素，更是在粤曲、粤剧的曲调、词韵上的创新，这些与小众生态的严肃音乐及传统的戏曲、曲艺道，形成带有极强烟火气的、具有独特美学品格和文化能量的音乐文化传统。

二、回归后的香港音乐巡礼

　　香港是世界自由港，经济发达。1997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2.43万美元，与内地相比，是属于想象级别的距离。香港的顺利回归，开启了新的时代，“一国两制”保证了香港的继续繁荣。25年的历程，香港的社会变化始终与祖国的崛起同命运共呼吸，根本体现在文化上的一脉相连。文化的香港给人的直接观感是国际化、岭南基因，却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品格。音乐文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影响力外溢最广的领域。

　　（一）传统音乐

　　1. 戏曲音乐（粤剧）

　　粤剧在香港的坚实基础乃是因为语言。殖民时期，香港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而社会交际语言主要是粤语。作为广府文化的代表——粤剧，自然是传统音乐的主要表现。因为戏曲的传统在香港有着普遍的民间基础，艺人也相对集中，在演艺和创作上，香港一度是粤剧艺术的高地。京剧、昆曲、黄梅戏也有零散的声音，但是在香港的市场份额相对逼仄，确实有“客居”的意味。

　　粤剧之于香港，或者香港之于粤剧，有着独特的意义，粤剧是维系传统最为重要的文化形式，这是历史造成的。而最为特别的是，香港自觉地担当了对粤剧的保护和传承，经历了粤剧的兴盛繁荣和历史沧桑。在流行文化尚未兴起的时代，粤剧就是香港人的文化主食。粤剧现代的荣光也是在香港写就，各路老倌、大咖如：白驹荣、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任剑辉、白雪仙、唐涤生、南海十三郎等无不是以香港为大本营。虽则近半个世纪以来，粤剧在香港与内地各自依循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内地是以官方体制为主，香港则以民间松散的市场需求为主。人口基数的问题和受到流行音乐的冲击，香港的粤剧从业者像是灵活的职业身份，常常利用发达的茶座、电台、影视、唱片、演唱会等，并建立起粤剧、粤曲（元素）与流行音乐的共生共荣。因此，尽管香港21世纪以来并不怎么诞生新的粤剧作品和较少专职的粤剧演员，但是粤剧的声音却从来不曾缺失。

　　回归后，香港粤剧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与内地连成了一个文化板块，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文化，即大湾区文化的组成部分。粤剧的表演、创作、研讨等文化活动，一般是很难分辨其来自哪里，这个圈子基本上已经融为一体。创作上，广东省是比较活跃的，演出的市场集中在城乡，在香港则具有高端文化的功能与意义。2004年5月设立的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为粤剧的推广、保存、研究等提供政策支持。在香港艺术发展局、香港演艺学院和民间粤剧组织，如八和会馆等机构和热心人士的努力下，香港的粤剧剧迷人数中在最近十几年有了客观的增长。另外，粤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官方对粤剧的文化价值更为重视，放出很多大手笔，解决了回归前一直掣肘粤剧发展的瓶颈。譬如2012年九龙油麻地戏院和2019年西九龙戏曲中心的落成，为香港的粤剧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尤其是后者，无疑是粤剧圣殿般的存在。未来西九龙文化区多功能的设施和高质量的室内外环境，将是弘扬中国戏曲的一个文化高地。

　　此外，世纪粤剧有了另一片天地，就是音乐课堂中的粤剧传承与普及。香港教育部门在学校音乐课程中引入粤剧与乐曲，2003年小学开始实施，2009年中学开始实施，为此培养了大量的音乐师资。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和价值肯定，也是基础教育对美育的修正和进步。粤剧的专业教育（香港演艺学院和社会组织的训练班）与通识教育并驾齐驱，是粤剧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保证。

　　2. 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是与粤剧、粤曲同一血脉的文化，而作为依靠器乐的艺术形式，广东音乐曾经比粤剧和乐曲的传播更为广泛。但是香港的人口基数不大，粤曲和广东音乐似乎难有广泛的民间基础。茶楼依然存在，但是茶楼的音乐表演式微，已经没有了广东音乐的生存空间，音乐的元素依赖“熟食”（互联网音乐），而且都是早期保存的经典。香港的学者对广东音乐一直保持着热忱，毕竟广东音乐曾经的辉煌是香港创造的。可惜的是，广东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的同时，逐渐也迷失了自己的身份与品格坚守，随着民间自发力量的削弱，自然也就逐渐萎缩了，没有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动力，自动地走入博物馆。回归后，香港人玩广东音乐，显然是很难成为一股文化的，从香港官方到民间都被视作最为孤寂的香港小众文化。但有一个现象令人甚为欣慰，就是广东音乐的元素常常作为香港专业作曲家的创作营养被写进交响乐、室内乐，不知道该不该窃喜。

　　（二）流行音乐

　　香港近百年对世界商业文化的贡献中，流行音乐应当算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可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的流行音乐几乎不成气候。四五十年代一些南来艺术家，为香港的流行文化带来改变；直至七八十年代，香港成长起来的独特的流行文化，居于华人流行文化的中心地位，传输了独特的香港精神和风格。粤语歌曲的繁荣，从无心插柳的商业电台广告歌开始，逐渐找到一片生存的天地，并由几代极具才华的艺人淬炼成创作方法与美学上自成一格的“文化产品”。以国语时代曲的曲调为基础，借鉴欧美乐队的伴奏技术，加上粤语生动而又接近现实的通俗表达，成就了香港流行音乐文化。颁奖礼、流行榜、打歌榜、演唱会、歌迷会，层出不穷的流行形式，将现代社会的文化功能从刺激、肯定到巩固，得以一一实现。这是香港的独特经验，也是将这种流行文化推向高峰的根本作用力。以唱片为例，几乎所有的世界著名唱片公司如EMI、Universal、PolyGram、Warner、Sony、BMG等均进驻香港，并在竞争中催生本地的唱片公司：英皇娱乐、金牌大风、华星唱片、东亚唱片等等，可谓洋洋大观。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数据显示：1996年香港的唱片销量是1800万张，16.91亿元。这是在张国荣、许冠杰、梅艳芳等歌星退出和盗版市场猖獗的情形下统计的，无不铭记了那个时代的传奇。作曲、编曲与制作等创作环节的分工合作，是典型的工业化流程，营销和推广更是农业时代不能比拟的商业模式。生产制作的歌曲，通俗而不庸俗，结构不大，经济简洁，符合商业逻辑。为商业服务，让价格倒逼价值，势必让许多有才华、有创意的音乐人进入这个行业。也就是说，由粤剧和粤曲衍生，融合国语时代曲、欧美流行曲而成香港流行音乐，是一股文化的热潮，既有产品借商业力量行销世界，也在接受者的内心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文化认同。

　　回归后，香港流行音乐对内地的影响从广东迅速发展到全国，尤其是北京的音乐舞台和市场。不再是零星的、个别的像奚秀兰、张明敏80年代象征性地参与内地的节目，而是现象级地、全方位地与内地的融合，在广泛的合作中建立起互信与优势互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与世界的接轨为文化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随之而来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协议中纳入广告、视听、娱乐等行业。无论是对市场的拓展，创作空间的开拓，技术手段的多元，艺人歌手的展示途径、与内地资源的合力等方面，在世纪之交的香港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像那英、王菲演唱的《相约九八》（萧白曲，靳树增词）、叶倩文演唱的《我的爱对你说》（李海鹰曲，陈洁明词）就是非常成功的范例。但是，原有的香港流行音乐资源输出逐渐出现更新换代，尤其是黄霑、梅艳芳、张国荣的离世，算是这个蜜月期的结束。这种转折，既有生机勃勃的市场的诱导，也有文化转型的阵痛。出现了与上一辈文化观念和艺术质素不同层次的承接力量，倒逼香港音乐的创新性发展，却又由于缺乏市场的支持，而没有顺利接棒。若换一个角度看，根本就不可能“接棒”，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生长。年轻人已经在社会的转型中改变了审美的价值核心，旋律、节奏、韵味、精神内涵，也许在年轻人的感知中有了新的解释，只是这些很难让目前尚在实践中的人们来论述。

　　当然，21世纪以来香港流行音乐融入内地综艺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语言上。从歌词的写作上看，以黄霑、郑国江、林振强、林敏聪、黎彼得等词家为代表的传统派，他们或寄情于传统故事、武侠言情，或反映都市生活、借古讽今等题材，文字讲究与古典诗词的承接。但是，这种具有鲜明风格、偏向词性的典雅俏皮，又体现词韵美感的审美趣味逐渐被抛弃，代之以新人林夕、黄伟文、潘源良、陈少琪、周耀辉、周礼茂等新潮派。他们一般是爱情题材压倒一切，歌词犹如内心的喃喃自语，在艺术性上有大胆创新的意味。例如，林夕的歌词是有所超越的，写意很深，表现手法多样。他有较好的传统文学训练，承接黄霑时代的文脉，但有文化气质上的区别，也有个人的词风品格，代表着时代的转折。歌词在内容上追求的是个性化表达，触及社会问题和个性心理描写。同时注重人文深度的挖掘，谐谑的意味比较普遍，反映高速发展的都市社会给年轻人带来的情感困惑、对未来的彷徨等精神症候。尤其是在王菲、陈奕迅等实力唱将的演绎中释放了新世纪的文化气息。但是，在新旧的交替中，这种美学没有得到深耕，却在资本的加持中逐渐剥离对传统审美需求的依赖。天马行空的肆意，导致了胡思乱想的结果。多数年轻词作家的创作被诟病为“题旨空泛、不知所谓”。表现在：修辞手法奇特、怪异，表达晦涩，情感基调暗灰，意象迷离，没有逻辑的单纯堆砌。甚至于不自觉地将粗言秽语纳入其中，这是行业的自损行为。尤为严重的是，在对传统诗词美学的抛离后，作品结构方式散乱。急切的表达，堆砌的意象对于审美消化是有障碍的。音乐如果没有强大的结构力和足够的美感，就难免显得费解、难听。音乐是诉诸听觉的，一听即明，一听则喜，是流行歌曲的文化属性，也是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即使是工业流程生产的流行歌曲，也应当保证一定的艺术价值含量。否则很难得到传唱，是走不远的。

　　在音乐旋律的写作与配乐方面，21世纪的香港流行曲不再依赖江南小调、广东音乐、粤曲，而是有着较为自由的旋律写作勇气。配器上保持主调旋律的流动，在乐器的色彩表现上下功夫，有其合理和超越的一面。譬如陈奕迅演唱的《浮夸》（2005年，黄伟文词，江志仁曲），音乐有开阔的发展思路，旋律飘忽，有一定的轻摇滚的元素，对原来小调式音乐结构有所突破。又譬如同为陈奕迅演唱的《富士山下》（泽日生曲，林夕词），演绎上有声音技巧的发挥，既能铺陈长歌词的宣叙婉转美感，又能让歌唱与器乐的胶合非常和谐，尤其是钢琴的运用是之前华语歌曲配器中没有过的奇妙和功能表现。另外，在挖掘歌手的声音特点，赋以音乐特质的理念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如将薛凯琪甜美声线结合可爱的气质、邓紫棋浑厚的声音与开阔的音域而形成个性化的唱腔，这些都是粤语流行曲创新的亮点。但是整体上新生的创作群体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是人们的普遍观感。

　　（三）专业音乐

　　目前，香港有六大团体，代表着高雅文化。包括香港管弦乐团（港乐）（1974年正式职业化），香港中乐团（1977年成立），香港小交响乐团（1990年成立），香港芭蕾舞团（1979年成立），城市当代舞蹈团（1979年成立），香港舞蹈团（1981年成立）。以世界性眼光看，这个数量的专业队伍不算太起眼。但是，对于只有700多万人口的香港，在艺术音乐相对后发的亚洲城市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就其团队的建制、人才和职业化管理而言，是远超内地城市的。专业音乐在香港可能受众上仅为极少数，但是其职业化建设令西方同行也刮目相看。就拿香港管弦乐团和香港中乐团来说，几十年来利用国际化都市的优势，有着良好的待遇和运行管理机制，吸引众多高阶的演奏家和指挥家加盟合作。它们有自己成熟的乐季、创作培育计划和赏乐群体，也敢于尝试演绎推广香港的现代音乐。当然这些集中发生在香港回归之后。其中港乐的演绎水平在世界著名指挥家艾杜·迪华特（Edo de Waart）和梵志登（Jaap van Zweden）的长期调教下已经成为世界水平的管弦乐团，每一个乐季的曲目安排都有变化，而且涉略几百年来最有代表性的、包括高难度的作品，是乐迷欣赏最高阶音乐严肃音乐的窗口，对内地的古典音乐文化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有着职业化水平的乐团，便有利于严肃音乐的创作。香港的专业音乐创作与流行音乐相比，显得声量微弱，起步也较迟，但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可以说是华人音乐文化的一个亮点。专业音乐创作中，前辈作曲家林声歙、黄友棣、林乐培、陈培勋、叶纯之等，与内地的音乐教育渊源较深，沿袭对西方古典技法的借鉴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九七”之后，创作比较活跃的作曲家群体中，陈永华、曾叶发、陈庆恩、卢厚敏等，则较多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音乐创作具有国际视野，探索新的音乐语言和技法。当然，他们在音乐精神上仍然关照中华文化和香港特质。九七香港回归祖国，作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历史节点，曾经产生了不少颇具分量的作品，吸引了包括本港和海内外的作曲家参与，那当然也是属于香港的文化。譬如卢厚敏的管弦序曲《融》、陈锦标的《九七引》、陈伟光的《1997交响幻想曲：汇》、陈永华的交响大合唱《九州同颂》等。像曾叶发、关乃忠、陈能济联合谱写的组曲《香江新篇》（《普天乐》《安晴》《火树银花沐香城》），音乐运用了广东音乐素材，是难得一见的大部头创作。他们是新世纪艺术音乐创作最为活跃的代表人物。当然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像邓乐妍、伍卓贤、杨嘉辉、陈仰平等，他们的创作在世界水平的展演和比赛中常常获得骄人的成绩，展示了华人的音乐才华。很难说他们已经形成“香港乐派”的影响力，也没有鲜明统一的音乐美学宗旨，但是他们具有世界视野，探索的路径是非常开阔的，有非常新锐的技法，在交响乐、室内乐、歌剧和大型合唱等方面有数量可观的成就。而且，据笔者的观察，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在音乐的精神内涵的探索中设法回归中华文化，无论采取中乐团还是西乐团编制，都将中国的乐器诸如琵琶、胡琴、唢呐、古筝、笛子、古琴、埙等作为重要的主奏乐器，体现中国的声音，试图让中国的声音焕发民族的自信。

　　事实上，艺术音乐在香港回归之后，声量是越来越高的。有音乐天赋的本港青少年常常很早就留学欧美，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的才俊近年有不错的表现。张玮晴、沈靖韬、黄家正等，当然也包括移居来港的世界级大师郎朗，反哺香港的严肃音乐文化。尤其是从1973年开始的“香港艺术节”，2003年开始的“香港国际——亚太现代音乐节”等大规模的艺术展演、比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盛事，顶级音乐团体和著名演奏家纷纷被邀请前来举行音乐会。这些都是香港作为大都会不可或缺的文化格局和高端文化需求。

　　以上是笔者基于个人视角和有限的信息来源而做的香港近25年来音乐文化发展的观察管窥。对于香港的文化发展，港英政府时期一直采取放任态度，一方面体现了殖民者的傲慢心态，同时也不上心，不重视香港社会的前途。结果是，香港的文化受制于管制当局对在地文化的漠视，更多的是自生自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的相对隔阂。从治理香港的施政报告中也能体现出香港文化身份的转变。“九七”之前，港督一直将“康乐”“文娱”作为市政局（Urban Council）的次等项目来管理，“香港文化”的概念是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施政报告中才独立出现，并委任文化委员会（2000年）制定文化发展策略，由香港艺术发展局（Hongkong Art Development Council）负责具体的职能工作。由此，从宏观的政策规划，文化活动的拨款资助到文化艺术教育才逐渐显示香港的主体性。即如施政报告中所描绘出香港的文化——国际文化中心、世界都会特色，媲美伦敦和纽约，“纽（约）伦（敦）（香）港”的三足鼎立——的蓝图。

三、问题与思考

　　（一）香港音乐文化的独特性价值

　　本杰明说：“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人的意识感知能力是随着人类总的生存模式一起变化的。人的意识感知能力的组织方式，实现这种意识的感知能力所借助的媒介，不仅是由大自然决定，还是由历史环境所决定的。”^[3] 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历程缓慢而复杂，艰辛中饱含屈辱。辛亥革命后文化上的近现代化同样在寻求出路，希望与世界接轨和交融。而香港、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承载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沉浮与苦难，也作为一扇窗口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艺术与商业的结合，是推动文化革新的核心力量。从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工业革命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和巴黎的艺术商人，到20世纪的好莱坞，都说明了一个现象：现代城市的强大吸引力可以聚集商业力量和艺术家，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与消费，完成一次次文化革新。对于华人文化的期望也许不是显性的，香港被历史性地选择成为这种革新的起点，尤其落地于流行音乐。同时，高度国际化的都市文化中，专业音乐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抓手，也成为融入世界潮流的通道。虽然不见得在民众中引起对流行文化那样的社会关注，却一直潜在地影响和塑造着香港文化的精致与独特价值。

　　通俗文化的精致化。粤曲、南音本身就有这种素质，对遣词造句、音韵协律有着典雅的内在追求。在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如《顺流逆流》《几许风雨》《有谁共鸣》《男儿当自强》等广为传唱的作品，不是一般的通俗性可以解释的。学界有这样的基本认知，粤语保留中原文化中高雅的音韵特质，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审美魅力。而在香港，粤语依托充分的传媒环境以保证其民间准官方意味，除了电台、电视等声音语言的传媒途径，报纸、杂志也是相当完善的粤语文字体系，这在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地区是比较通行的。但是作为文字的传播，一旦超出粤语方言区就很难行动，其局限性很大，哪怕是电影这么具象的视觉艺术，将粤语翻译成普通话之后，语言的原始魅力衰减是非常明显的。然而，相对于歌曲仍有着天然的优势。像徐小凤、林子祥、罗文、陈慧娴、王菲、李克勤等，他们在演唱上具有较高技术、艺术水平，在粤语的咬字、唱法、感情投入、舞台表演等方面，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艺术格调，非一般的工业流程可以包装成功。这种独特的美学体现在多种结构元素的和谐：歌调（旋律+节奏）、歌词与伴奏三方的紧密结合。当然，三者不是被动的撮合，而是一种主动的靠拢，缺一不可。旋律的地方性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港味，区别于上海时代曲的江南风格，又不是纯粹岭南广府南音的悲情调式，而是五音为主的七声性，夹杂着欧美和东洋曲风。节奏则是来自粤语的、民间音乐的轻松、乐观的节奏。这些在西洋乐器的伴奏中得到加强，有乐队演奏技术和音色对歌唱的共时性加持，挣脱了传统音乐的粗粝，蜕变出一种属于城市节奏的声音来。温拿、Beyond、达明一派、太极、草蜢，在香港的都市夜空，曾经是不敢小觑的声量。

　　论及香港流行音乐的价值，可以有很多表述角度。香港文化的精神实质，商业固然是香港音乐的精神，但是人文性的追求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日常香港流行音乐给人的印象是娱乐工业的产品，不无道理，但也是片面的观感。在流传较广的经典歌曲中，其实并不缺少人文精神诉求。举一个例子，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在几十年来的流行榜单中从来没有被冷落过，在唱片的销量中居然独占鳌头，超出其他音乐作品一大截。黄家驹的一批音乐，其人文诉求哪怕是在世界流行乐坛，也是得到相当的尊重的；更不要说，前文提及的“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狮子山精神了。时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在本世纪初访港时，在大会上专门朗诵《狮子山下》的歌词：“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以鼓舞香港人对未来的信心，令人动容。香港粤语时代曲的共情力可见一斑，不愧为悠悠香江的不朽名句，也是其独特性价值所在。

　　（二）面向未来的努力支点

　　21世纪已经过去20余年，世界在变化，香港当然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近年有一股悲情笼罩在香港的文化天空，“香港流行音乐已死”是圈中人对现状的感慨。如果固守原来对流行音乐辉煌时代的观念和思维，自然会产生今不如昔的落差。不管是圈中人的自省，还是行外人的观感，香港的流行文化都必须面对变化，而且未来的音乐文化发展，一定是一种更加国际化，更加开放、容纳的文化。香港仍然不失中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功能，而且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很难做既定的预期。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作为艺术创作，创作理念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首先，对于题材、表达内容，固然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内容诉求。但是作为艺术形式的手段和技术问题，就需要符合艺术规律。流行音乐的前辈对后来者的歌曲创作表示悲观，主要也是对后者的音乐素质和技术上的不足有着深刻的观察。前辈在写作中自觉履行代言人的角色，自己的意思表达是以大众的接受为目标的。因此黄霑的词，较为明朗，反映大众化的心声。虽说娱乐也有疯疯癫癫的时候，但商品属性是第一要求。同时，人文追求上有对本土文化身份的诉求，有着集体主义的理想和积极乐观的精神追求。即使是个性化的形式，也应当是顺应时代的、有着价值追求的内容表达。

　　其次，关于填词的独门秘诀。香港的音乐创作为了大众的接受程度，通常是依曲填词，锻造歌词的音乐性和独立性，同时保证音乐旋律的动听，以保证音乐旋律的动听。对于音乐来说，旋律是灵魂，无需论证。粤语流行曲创作人大多采用“先曲后词”的方法，词曲的质量往往更容易得到保证。这是经验总结，也是香港流行歌曲常见的创作方法，是否因为粤语的九声六调之故，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研究，但这是香港歌曲创作的一大风景，是很独特的。说起来，填词本来也是中国传统戏曲创作、诗词创作、学堂乐歌的基本方法。譬如李叔同填词的《送别》（约翰·庞德·奥特威原曲）就是典型范例。但是现代的歌曲创作，尤其是艺术歌曲的创作，一般采取依词谱曲的方式。内地的流行音乐创作中，先词后曲的做法相当普遍，与香港的做法各异其趣。黄霑认为：“歌词是写来唱咏的，供听众听的。协韵就令歌词唱出来的时候，既易于记忆，也有声韵之美。……歌词创作人不但不能放弃用韵，更应努力钻研用韵的方法，万不能因为一己文字功夫不足，把我国韵文优良传统……”^[4] 可见前辈词人深谙这个道理，也非常努力研习粤语的词韵特点。因此，才有郑国江填词的《渔舟晚唱》（古曲）、黄霑填词的《男儿当自强》（广东音乐）、《星》（谷村新司曲）、林振强填词的《千千阙歌》（近藤真彦曲）这些填词极佳的歌曲，从中可以体会到香港音乐的另一种智慧与价值。

　　此外，作为流行文化的观察，常常会不自觉地找寻音乐剧（Musical）的身影。流行音乐几十年来的持续繁荣，却没能够发展出香港的音乐剧市场，自张学友的《雪狼湖》之后，就没有了后续的音乐剧故事，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之所以有这样的提问，主要是基于这样的逻辑：香港的商业音乐是相当发达的，而且有充足的资源，如演出场地、制作团队建设、市场营销等成熟的机制，音乐剧的出现应当是水到渠成的，就如同伦敦的西区和纽约的百老汇。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有趣的相悖现象，又或者是螺旋性发展的必然，有待以后的观察。

　　（三）大湾区的音乐文化融合与想象

　　从文化根性看，粤港澳本为一家，即广府文化。香港的特殊地位，尤以香港文化的表现最为突出。既历经欧风美雨洗刷，也更能体现岭南文化的韧性，淬炼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素质和文明内核。我们必须珍惜这种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认同具有普遍性，其中共情力最强的便是音乐文化（语言与声音）。因此，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香港的文化发展必然融入珠三角，乃至国家发展的新格局，并成为新的文化动力与担当。

　　在面对回归之后香港音乐发展道路的困惑的同时，回望广东流行乐坛如今的式微、寂寥，对比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流行音乐的蓬勃之势，所谓“白头宫女话天宝旧事”，难免发生与对香港流行音乐现状一样的感叹。其实，这也客观上反映了区域性文化发展中共同的周期性困境。当然，笔者不太赞同以下这种观点，即“随着内地的崛起，香港的产业不可避免的受到挤压，加上港府的政策不力，民生问题日益突出。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废青’们就把矛头指向了内地。”^[5] 这存在着对香港社会和文化的片面认识，香港在经济上与内地确实存在竞争，但更多的是合作，或者是合作框架下的竞争（如CEPA），没有挤压的故意和事实。文化上更不存在香港市民明显地将“矛头指向内地”的敌意。

　　生活中的音乐文化，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同一体这是没有悬念的。“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自2019年开始，将珠三角地区的优质文化资源从互动过渡到一体化的运作模式。而作为大湾区文化共情力最强的文化形式——粤剧，早就开启了一体化模式。譬如始于2003年的“粤剧日”（每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用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推广粤剧文化的普及。2006年5月和2009年10月由广东、香港和澳门联合申报的粤剧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目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就是一种新型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文化融合。粤港澳的文化优势互补，在新编粤剧、音乐剧、多媒体音乐制作等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探索并初见成果，相信未来的大湾区文化繁荣一定是超乎想象的。

结语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节点，恰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十四五”规划开局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颁布之年。香港的社会发展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文化从亲缘到一体化是必须面对的事实，也是香港越向更高台阶的基本格局。当然，文化具有自身的演化规律，需要面对的课题不比经济和政治来得轻松。譬如有香港学者说的：“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发展，文化艺术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越来越显著，若不留神，香港文化艺术会不知不觉地被全球化吞噬了去。”^[6] 这样的忧虑，是对现实深刻观察之后的肺腑之言。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问题，是香港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迎来的战略性问题，也是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在被殖民时代，这是不需要考虑，也是无从考虑的问题。如今的“一国两制”树立起香港的未来和信心，是自主性文化发展的良好开始。但是如何建构21世纪香港的文化精神，让音乐取得更开阔的发展道路，向世界输出香港品牌，是有巨大挑战性的任务。香港过去沉淀的价值不容轻视，25年的艰难转型也是非常好的经验和历练。香港有光辉的岁月，“东方之珠”不仅是过去的香港，更是将来的香港，而这东方之珠的光环中一定不会缺少音乐的色彩。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 麦琼）

　　原文刊载于《粤海风》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