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青年作家洪永争以他的儿童长篇小说《摇啊摇，疍家船》获得第二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最高奖“青铜奖”（2017年），接下来以长篇《浮家》获首届“小十月文学奖”小说组金奖（2018年），2019年又有长篇小说《船儿归》等作品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洪永争已经成为广东儿童文学界的一匹黑马，创作力旺盛，也提高了广东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洪作最大的特点和亮点，是首次将极具广东地域文化特色的疍家文化开发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想象力资源，写下了一个个疍家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成长故事。本文将从他的疍家系列作品出发，探讨本土文化资源的开掘对于广东儿童文学创作具有的意义，并对作品提供的成功经验和某些应注意的方面做一些分析，以期有益于后来的创作并深化对于儿童文学视阈下的文学地理学的思考。

 一、本土资源或许可以成为广东儿童文学 

 想象力资源的一个富矿 

在全球化背景中，地域的差异性价值得以显现，因此重新发现和发掘地域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在儿童文学领域也是如此。2016年在中国版协召开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专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业更应当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凸显本土精神的作品上，并且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凸显本土精神的途径主要有三条：回归传统、扎根地域、立足现实。^[1] 云南早就自信地打出创造“中国地域儿童文学第一品牌”的口号，因为当地认为云南作为边陲省份，独特的山川地貌、动物植物以及各种少数民族的节日都是他们创作的资源，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就得益于他在云南的生活经验^[2]。而近年来广西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表现也令人刮目相看，王勇英是他们中的代表。她将童年记忆与广西多民族地区的民俗、神话、传说相结合，写出了一系列富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儿童小说，包括《乌衣》《青蝶》《雾里青花泥》《巫师的传人》等，有较大影响力。而其他各地，比如上海、浙江、四川、东北三省、湖南、山东等也都有一批表现当地地方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版图上，已经初现地域性的“百花齐放”景象。

广东是一个地域文化特色十分突出的省份，地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然而在洪永争之前，地域文化在广东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仍然是不尽如人意的。陈子典将黄谷柳的《虾球传》作为儿童文学代表作，但应该说这是一个介于儿童与成人小说之间的作品，作家本人并未有专为儿童创作的意识。老一辈作家黄庆云在创作中有本土特色的一些表现，在她的童话作品中会写到广东特有的一些植物或自然现象，比如榕树、木棉树或在写作中融入民间传说、歌谣等，但总的来说受创作时代的影响，历史文化意识偏弱，政治教育意识比较强，对广东文化并未有深度表现。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班马创作了《小绿人》，其灵感据他本人说来自于广东地区常见的一种亚热带常绿树种（或为嘉宝果），树枝树干上结有很多圆圆的绿色小浆果（成熟后为深紫色），班马将它们想象为一种来自远古的智人——“小绿人”的幸存，然而不能不说其岭南地域特色是很隐蔽的，如果作家不说出来，我们很难认定其与广东的植物物种相关。班马作为江南人，其作品中更多表现的还是江南文化。他的《夜探河隐馆》等作品对于江南的书院文化、私家藏书文化等有隽永的表现。所以梳理一下广东儿童文学作品（本文主要讨论儿童小说），我们会惊讶：一个地方特色如此鲜明的省份，地域文化资源竟然没有成为儿童文学想象力的重要资源；也因此洪永争对于富有广东水乡特色的疍家文化的表现显得弥足珍贵。儿童文学评论家崔昕平认为，洪永争的疍家题材“非但在儿童文学领域从未出现，放置在整个文学史视野中，也当属仅见”，他的选材属于“具有补白意义的选材。”^[3] 实际上他在这个题材领域已耕耘多年，如更早的短篇小说《疍家船下水如天》。尽管此时他不是有意写儿童小说。自《摇啊摇，疍家船》开始，职业身份为小学教师的洪永争有意识地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先后写出《浮家》《船儿归》和纪实作品《水岸之间》，并立志以此为基地，“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高地，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4]。

洪永争对于疍家题材的深挖及其有目共睹的成绩，使我发生这样的想法：本土资源或许可以成为广东儿童文学想象力资源的一个富矿。因为广东实在是一个地域文化资源非常丰厚的地方，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传统文化风俗保存得最好的地方之一。广东的古村落、古建筑、古港口文化，广东的花文化，海洋文化，甚至广东特殊的动物、树种，特殊的气候如台风、漫长的夏季等，都可能孵化出别致的儿童文学故事。地域资源或许是广东儿童文学尚未得到深度开发的富矿，孕育着多种可能。多年前我听班马讲，他有一个写一系列海洋背景的儿童奇幻文学的计划，不知道是否已有成果，不过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值得开发的主题。而当海洋文化与广东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会有多少激动人心的题材？比如广州下九路至今有一块“西来初地”的石碑，记载着达摩从印度西来首先登陆广州的史实，假如我们能有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当年的达摩（或某位高僧，让他带一位小和尚）前来传经的海上传奇，会不会是另一部《西游记》和《聪明的一休》呢？只要我们能找到和儿童文学的切入点，不但原来的资源会重新焕发光辉，广东儿童文学本身也可能步入一个崭新、深广的天地。

 二、广东儿童文学发掘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 

在广东儿童文学创作中提倡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我认为是可行并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的。从可行的方面看，如前所述，广东地方文化资源丰富多彩，而作家又大多热爱家乡，熟悉家乡风物。广东儿童文学深挖本土资源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提高作品的可辨识度，让作家的个人审美风格依托地方文化而建立。人以地名，地以人名，人与其所生养之地的互哺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创作中都是得到了验证的。在中国现当代大作家里，鲁迅、沈从文、老舍、赵树理、汪曾祺、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都以书写他们的故乡而著称，而他们作品的个人风格的建立也有赖于地方文化的书写。在儿童文学界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沈石溪以他的云南，王永英以她的广西，汤素兰以她的湖南都建立了个人特色。纯粹的个人经验总是单薄的，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只有依托于一方水土才会根基深厚，即使是个人的心理、性情、说话方式，归结起来也无不得益于地方水土、时代风气的熏陶，这大约是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不会忽略地方文化书写的原因。事实上，洪永争之所以得到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与他的题材的特殊性也是有关的。在洪永争作品研讨会上，一些北方的评论家表示他们第一次看到“疍”这个汉字，需要查字典才能认识并确定它的含义，这一题材的陌生化效果是显然的。虽然不能说写了一个对于读者来说富有陌生感的题材就意味着成功，但是当洪永争将这个题材写好了，并形成了系列创作，作为一个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可辨识度”也就建立起来了。地方文化像站在作家背后的一张名片，给作家一张可辨识的面孔，它也带给作家一种有深度的个性。

第二，建构地方文化记忆，让地方记忆通过儿童文学融入民族记忆并得到传承。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文化的消逝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这也是近年来我们在文化传播、文学研究等领域大打“地方牌”的一个原因：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有文化的生态性和多样性，从而造福人类的生存。洪永争所写的疍家人的文化和生存轨迹，由于其水上生存的原因，比陆居人的更难以保存。他们祖祖辈辈“以船为家，逐水而居”，连固定的住宅都没有，由于文化程度普遍很低，他们也很难留下历史性的文字记录。疍家人的“咸水歌”已经被纳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意味着对这一文化的保护，同时也意味着存在的危机。洪永争在《水岸之间》这本纪实文学的最后感叹，“时代的大潮把疍家人的过往一点一点地淹没”^[5]，而曾经，这是一个在南方沿海地区广泛生活的族群。在20世纪30年代，整个珠江流域的疍民不下100万人^[6]。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形式，疍民的生存源远流长，苦多于乐。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疍民的人权、受教育权以及上岸生活所做的努力同样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他们作为主体如何融入现代生活亦有诸多难题。关于这个族群的历史，已有一些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很难想象一般读者会通过阅读学术论文去了解它，而文学却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是综合的、可感的，是通过文字构造的画面和情感刻入读者的记忆的，可以说是更为有效和悠远的方式，也为儿童打开了一扇窗，拓展了他们对人类多样化生存的感知和理解。

第三，对作家来说，它能使作家最大限度地贴近他的写作对象，发挥创作优势。所谓地方性经验，应该说是作家本人最了解或有条件去深入了解，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又是带有陌生感的一种经验，这种经验的表达，对于作家来说是发挥了他的优势，对于读者来说是抱着一种亲切或好奇的心态。而另一方面，作为作家的洪永争，他是有很大的动力去表现这一段生活的，为什么呢？一是有早年的情感经验和记忆，二是有进一步深入了解、走访、搜集资料的便利。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他虽然不是疍家人，但从小生活在漠阳江边，对比邻而居的疍家人的水上生活和生产十分感兴趣，“帆影绰绰，机声隆隆，歌声悠悠，炊烟袅袅”^[7] 的地方风景已经沉入他的血液之中。随着漠阳江上昔日风光的不再，洪永争萌生了“想以文字记录这一段逝去的民族风俗画卷”的念头，而有了这个想法后，又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式并进行更进一步的资料积累、思考和田野调研的工作。他说：“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我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多次到江边、海边采访渔民，深入了解疍家渔民的生活，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具有真实的力量。”^[8] 这些都来自写作者个人的情感动力及他对写作的认识。所以对于洪永争来说，这是一种带着情感记忆和文化使命感的写作，写起来会更加亲切、自信和投入，一如老舍当年写他的北京：“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洪永争写他的漠阳江上的疍家生活大约与此相似。

 三、儿童文学如何开掘本土文化资源 

 ——洪永争所提供的经验 

儿童文学如何开掘本土文化资源？我认为这并非一件手到擒来的事，实际上是有它的难度的，它也需要精心地选择和经营。在这方面，我觉得洪永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们这里主要谈两点。

第一，精心选择对象，找到地域写作与儿童文学的切入点。窃以为“疍家船”的确是洪永争在儿童文学领域找到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意象。“疍家船”本身是一个小天地，儿童由于其身体小，天然地喜欢小而有趣的东西。而且它是一种漂在水上的、动态的居住，天然地带着故事性和人对于未知生活的向往，所以它是一个吻合儿童心理的意象。“疍家船”的理想还在于它打开了两个天地。一是自然，水天之间的自然。疍家船是一个开放空间，是一个敏感的自然感触体，凡水岸景物，晨昏夜晚，各种天气变化，生活在船上的人都能敏锐地感知到，的确是人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的一种生存方式。洪永争的作品中有各种动人的自然书写，比如河水的清澈、岸边竹林的青翠、台风来时的可怕以及晨昏夜晚的日光月光、水岸景物变化的诗意书写，即得益于疍家船所打开的自然空间。第二，这也是一个特殊的人文空间。疍家人是在水岸之间生存的人，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风俗信仰。疍家人如何生产作息？如何吃喝拉撒？如何婚丧嫁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与现代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如何在水岸之间进行选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都是既日常又富有历史性的内容。他们的生老病死、日常生活与风俗信仰和陆地上的人们相比，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表述空间。疍家人的生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类学史，也是一部社会史，这是一个特殊的人文空间，也折射着历史的沧海桑田。洪永争说他的小说追求轻盈感与厚重感的统一，那么疍家船就是这么一个既轻盈又有历史人文重量的载体，是一个既小又大，既有限又有无穷多可能的表现空间，对于洪永争来说，的确是属于他的得天独厚的写作空间。一个作家能找到这样的写作空间是有福的。

第二，一切地方叙事需始终围绕儿童叙事这个中心。尽管儿童文学重视地域文化的书写有其独特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是，儿童文学毕竟是儿童文学，儿童叙事是它的中心。一切“地方叙事”都必须从儿童文学视阈去观察、体验和阐释，并将其融合在讲述儿童事件的具体文本情境中，才不至于喧宾夺主，忘记写作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儿童小说写成一部地方风俗史。洪永争的几部疍家小说在童趣、儿童视角以及儿童成长主题的贯彻上是非常出色的。由于多年的小学教师经验，洪永争对儿童的把握非常到位，他所塑造的儿童角色个个鲜活，令人过目不忘。贪吃、贪玩、充满“原欲”色彩的小男孩杨水强、杨向阳，敏感、细腻又懂事的女孩杨水甜，身世特殊而又善良倔强的杨水活，这些儿童形象撑起了小说的骨架。而作为其成长背景和生活内容的疍家地方风景和风俗，也带着儿童体验的色彩，是儿童视角和体验中的地域生活。比如《浮家》写杨水甜在参加完同学的生日聚会后躺在疍家船里的感觉：“疍家船轻轻地摇动着，像一片漂浮在江面上的叶子，人躺在上面，就像寄居于叶子上的虫子一般。杨水甜觉得就是这样。让她烦透的是，今晚居然还有蚊子，低矮的蚊帐根本奈何不了它们。它们像天上的战斗机，穿过蚊帐的缝隙，不时在她脸上呼啸。”^[9] 就算是“咸水歌”的引入，也是有机地结合在故事情节中、渗入到儿童体验中：“歌声浑厚而苍凉，仿佛是秋夜的雾水洒落在心上，让人陷入悲凉的沼泽而无法自拔。杨水甜的睡意一下子又消除了。她干脆坐起来，细细辨听，她发现歌声不是从船上传来，而是从岸上传来的，歌者既像阿公，又不像阿公……只有阿公唱得出那种婉转的调子。”^[10] 整个《浮家》写的是疍家人面对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击在水岸之间的两难情形，写出了他们走向现代转型的阵痛和挣扎，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儿童的眼睛、儿童的心灵和儿童的行动参与完成的。而对于儿童文学来说，成长是其永恒的母题。洪永争的几部小说都贯穿了儿童成长的主题，可以说他完成的是特殊地域背景中的成长书写，因而也可以说是提供了另类的儿童成长图式。以《摇啊摇，疍家船》为例，这是一个有关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爱、伤害与宽宥的故事。小说中的杨水活小时候遭父母遗弃，是好心的疍家人将他收养了。但养父母家庭条件很差，母亲常年瘫在床上，姐姐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母亲的责任，因此姐弟情深。然而小说一开篇，摆在小水活面前的就是姐姐面临出嫁的事件。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催促这个苦孩子的成长，比如亲生父母的寻找和养父母的逃离，在各种难题中，主人公杨水活得到心灵的成长，并且促使养父的心胸变得开阔。《船儿归》中的杨水强在母亲出走之后开始变得独立、上进，抱着只要“变好”就能唤回母亲的信念坚韧地成长，在儿子的带动下，父亲也开始反省自己，开启了父子俩一路寻找的航程，终于赢得母亲的“船儿归”。洪永争笔下的孩子的经历、生存背景是特殊的，但在苦难中成长的心路历程对所有儿童都是有启示意义的，也使作品最终超越了地方性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四、避免“成功捷径”的想法：

“一切还得看文本”

无论是在成人文学还是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我们都要警惕一种把地域文化的题材选择当作成功捷径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写作者中并非没有。作家魏微一语点破：“地域写作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卖点。很多聪明人已经在做了。虚构一个村庄，一条街，一个城，以使自己在中国的版图书写上占得一席。然而照我说，一切还得看文本。”^[11] 魏微说得很正确，很清醒。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洪永争对这个问题同样很警醒，尽管他有一种打造自己的文学故乡的抱负，但是他也明确意识到地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让自己的创作落入地方风俗介绍的表现俗套，要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个‘文学地理’，更要超越它，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打动人”^[12]。

洪永争之所以能在疍家题材上取得较大的成就，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他的语言功力。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这个基本功，无论你写什么题材都是白搭，因为任何题材最终都得靠语言得到呈现。洪永争最初是一个诗人，经过了长时间的诗歌训练，尽管他的诗歌写作成就不如儿童小说写作的成就，然而当他将一个诗人的感受力和语言表现力用到小说上时，他的优势就出来了。我们常常在洪永争的文字中感受到类似于沈从文描写湘西时的那种“印象主义大师”的风采，比如他在《摇啊摇，疍家船》中写杨水活的家：“家就是那只赖以为生的疍家小船，停泊在漠阳江一个叫新娘湾的河湾处，牢牢地拴在一棵高大的苦楝树上。弧形的疍蓬像一张巨大的青瓦片笼罩在木板船上，远远看去，犹如一只摇曳在江面的巨大的木屐。”《浮家》中写早晨的漠阳江：“天空十分清朗，像女人画好的蛾眉一样的月亮贴在浩瀚的苍穹里，让这寂寥的夜幕平添了几分情趣。”他的语言清新、朴素，几乎纯白描，但是有很好的感受力，常常有出人意外的、就地取材的新鲜比喻，比如“他的眼睛盯着小黑板上的字，脑袋却像不能靠岸的疍家船”（《船儿归》）；“阿爸呼噜打得很响，仿佛是这疍家船上的马达声”（《浮家》）；写杨水甜找她阿爸头上的白发，“像田里的老农查看茂盛的稻子一样仔细”（《浮家》）。他懂得许多疍家人的特色语言，也丰富了语言的表达，诸如“万亩良田一碗饭，千间大屋一床帘”，“人各有志，别拿门环套桅杆”等。他也有不经意的幽默感，常常使读者会心一笑。比如《船儿归》里写平日脏兮兮的杨向阳穿了一套崭新的运动衫去上学，大家纷纷打趣他：“哇，向阳今天要去见镇书记吗，穿得这么抢眼！”“见镇书记”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说法，意味着“镇书记”在当地的地位。而他自己也不太习惯这么靓丽的打扮：“浑身局促，一直安静地走着，不敢回头看，也不敢朝两侧看，好像一个刚出阁的大家闺秀。”他那支笔，无论写景写人，都恰如其分，令人如在目前。他讲故事不疾不徐，张弛有致，细节丰富感人，“他的文字如生活的镜子，有着极强的复现能力”^[13]，这种能力用在儿童的刻画上尤其让人佩服。洪永争笔下的稚童写得充满稚趣，而处于小学阶段的十来岁左右的孩子，洪永争对他们的书写尤其值得称道，既不成人化，也不幼稚化，内心及表现恰如其是，写出了真正的儿童，这是需要功力的。

还有一点值得写地方题材的作者借鉴的是，洪永争很好地避免了“猎奇化”或“自我他者化”的倾向。疍家题材是很特别的题材，但是一旦选定，作为作家的洪永争就很明智地不卖“奇”、不卖“怪”，专捡其寻常处来写，而其地方风貌自然出之。这一方面是因洪永争的写作意识，另一方面也与他对疍家生活的深知深解相关。他笔下的疍家人没有不可理解之处，一切都是寻常人性人情。据说，由于祖祖辈辈为适应船上生活，疍家人体形罗圈腿更多，他们甚至会有“晕陆”这样的独特体验。我们在洪永争的纪实文学中有看到，但是其小说没有任何这样的书写，我想，这是力避猎奇化、他者化的一个表现。

尽管洪永争的作品已经相当不错，但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要求，也依然可以找得出某些瑕疵。比如写得较早的《摇啊摇，疍家船》，此作在情节设计上的一个缺陷是，没有解释水活的生父母为什么抛弃水活，水活为什么要原谅他们，仅仅因为生母快病死了所以水活同情她吗？似乎需要有个更为充分的解释。有了这样一个解释之后，小说不用把生母写死也挺好。这个缺陷说明什么呢？有些问题不是地域书写能够解救的。对于水仙的婚姻也有处理不够细腻的地方，比如对水仙的丈夫海福的书写就很生硬。假如小说不是写他第一次来水仙家就莫名其妙板着脸，不写他一笑就露出一口黄牙，而是写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水仙一看也还喜欢他，那么对于主人公的心灵成长不会有任何损失，相反，这才是一个从小与姐姐相依为命的男孩子面对姐姐出嫁时真正要过的心理之坎。这些瑕疵可以说都与题材无关，它需要的是作者更精细的技术打磨，写作毕竟依然是个技术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地域题材不是灵丹妙药，要靠作者的综合写作实力。文本的成功是一种综合的成功，是作家文字、思想、人性的认知等综合能力形之于写作过程之后的最终呈现。

 结语 

儿童文学创作中注重地域文化的开掘，可以说是当前创作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儿童文学将本土文化纳入表现范围，可以拓展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提高作品的文化含量并完成文化传承的使命，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把它看成一柄双刃剑，而非一条成功的捷径。如何将儿童文学与地方文化书写很好地结合起来，洪永争提供了他的探索，对于广东的儿童文学创作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他找到了“疍家船”这一既能引发儿童兴趣同时又打开了新的自然人文历史空间的书写对象，并发展成一种富有张力的美学风格：既轻盈又厚重，既苦难又诗意。而在以独特地方文化为背景的写作中，洪永争时刻提醒自己，猎奇不是他的目的，他要完成的是一个特定地域背景中富有内在情感深度的儿童成长叙事，叙事始终围绕儿童叙事这个中心，在童趣、儿童视角以及儿童成长主题的贯彻上非常出色，应该说，这是他的儿童文学成功的一个关键。独特的地域文化给作家带来可辨识性以及资源的便利，但是如果没有写作的基本功和综合实力，题材绝不是成功的保证，成人文学创作如此，儿童文学更是如此。总之，洪永争的创作对于广东作家如何开掘自己的地域文化资源富矿，提供了可喜的经验，对于我们深入思考儿童文学中的文学地理学问题也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作者：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李俏海）

　　原文刊载于《粤海风》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