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洛阳牡丹记》是一本收录宋代观赏类植物谱录的书籍。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观赏类植物谱录的创作兴起于唐，盛行于宋。以其中占多数的花卉谱录著作为例，现在已知有记载的唐、宋两代作品约在35种左右，出于宋代的便已占30余种，可见其分量之重。

　　宋代观赏类植物谱录，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专记某一种植物，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陈思《海棠谱》、王观《扬州芍药谱》、陈翥《桐谱》等。由于所记对象常是作者所钟爱的植物，且对象单一，故可以通篇之力描述这类植物的品种、源流、地方风俗，甚或历代与之相关的故实和诗词。谱录中以这一类作品居多，另一类则兼记各类花木，如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的《花志》、《草木志》等。这类作品如一一叙述各种植物来源、典故，往往成长篇巨制，如陈沂所集类书《全芳备祖》，不易完成，故大多记载简单该要。正是得益于宋人谱录的大量存世，后人才可以更为立体详细的了解宋人生活中种花、赏花的方方面面。此次整理以陶氏涉园影宋本《百川学海》（中国书店2011年影印本）为底本，参校以其他各本。

　　作者简介

　　《洛阳牡丹记》及其他十三种作品的作者为宋元时期的文人学者。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五年（1072）卒，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撰《新五代史》，又编《集古录》等，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本套宋元谱录丛编主编顾宏义，1959年生，上海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宋史和古典文献学。著有《宋朝方志考》、《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细说宋太祖》、《细说萧太后》、《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等。 

　　章节试读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 《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 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逌的《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椀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