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 南方日报记者 李细华 实习生 张迪 摄
杨克是广东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参加各种诗歌运动，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从1998年开始编辑《中国新诗年鉴》，后担任诗歌杂志《作品》主编，杨克参与、见证并影响了30多年的中国诗歌进程。他的诗歌题材包罗万象，关注当代日常生活，将岭南地区的新事物写入诗中，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2015年出版的《杨克的诗》一年内3次印刷，得到读者和诗歌界的广泛好评。
8月23日，南国书香节南方文学周名家活动之一的“杨克诗歌作品研讨会”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行。张清华、张柠、何言宏、邱华栋、刘醒龙、熊育群、谢有顺、申霞艳等20多位来自全国的诗人、学者和评论家，讨论了杨克在近30年来当代诗歌发展中的贡献，及其诗歌作品的丰富特质。
影响中国诗坛20年
杨克是近30年来中国诗坛极其活跃，并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写作自觉的诗人。他既是口语写作的倡导者，也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当下感、现实感，把个体的经验与把时代的宏阔景象和公众经验汇于一体，形成独特的风格和气象。
1986年，“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在深圳举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认为，这一次诗歌大展奠定了之后中国诗坛的基本格局，此后的中国诗坛大致分为学院知识分子诗派和大学生诗派两个群体。这一过程中，杨克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张清华认为，应该在一个更长的历史眼光、时间跨度和更大的格局上来看待杨克的写作。“因为重要的诗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个体，他一定是和整个时代的写作格局、写作流脉以及写作动向发生关系的。”
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启动于1998年，至今还每年出版，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史的一份重要文献和记录。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谢有顺回忆，1999年中国诗坛关于口语诗的争论正是由《中国新诗年鉴》所引起。“中国的诗歌确实到了那样一个节点，就是关于如何面对当代现实、日常生活，甚至如何面对中国经验。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所引发的这场论争是中国诗歌界一直有的对话。”谢有顺表示。
谢有顺认为，杨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对文学发展保持着在场和介入的积极姿态，以及对诗歌现场和诗歌实践本身的参与性，包括后来杨克主编各种书籍和杂志，扶持大量文学新人，近两年还积极投入网络文学和网络诗歌，这在今天诗歌变的边缘和小众的时代显得尤其难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院长伍方斐认为，杨克有诗人、编辑等多重身份，《中国新诗年鉴》等的编纂，对将近20年来的中国诗歌的进程，包括诗歌版图的扩张和互动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的诗人保持对世界的惊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则指出了杨克的诗性特点：杨克的生活本身是一种诗的生活，因此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在他眼里面都可以变成诗歌。他指出，中国诗歌历史太悠久，许多事物被古代诗歌写尽，诸如月亮、花、小草这些东西很难写出新意。当代诗人新诗唯一可写的是古代诗人没见过的东西，比如广场、小蛮腰、一件时装等。然而大部分诗人却念念不忘花花草草和古典意味的事物，没有能力把现代事物写入诗中。“有些诗人一看见城市，一看见现代的事物和商品就无话可说。你说手机不能写进诗，新事物入诗，对诗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要求的不是技术，而是对世界的态度。人可以写一切，杨克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他面对一个陌生的事物时有惊喜的能力。在现代化的生存环境里，诗人对世界的好奇和新奇能力，就是诗性。”
诗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现场朗诵了杨克描写飞机的《在白云之上》，他认为，这首诗极具时代感，从当下生活里提取了丰富的诗意，语言具有很强大的收缩性，给人透亮、温暖、平和之感，这正是诗歌沉淀时光的体现。“人是时间的动物，诗也是时间中的囚徒。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怎么认知、发现、琢磨我们现在经历过的这些年月，而杨克的诗恰好是一个时间的标尺、刻度。”邱华栋表示。
作家、广东省文学院院长熊育群认为，杨克的诗歌除了都市性、南方性和现代性，还有一种现代西方的思想，体现出民族平等、开放、自由的思想资源。而在审美上，他将趣味性、日常性带入诗中，并具备一种瞬间的悟性。“就是写当下、即时的东西，有点像日本的俳句。他的写作题材具有一种丰富性，比如《天河城广场》是经济变迁的东西，《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是社会变迁，《杨克的当下状态》《有关与无关》是自画像，用了垃圾、苍蝇这样的意向，也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自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现代人的精神画像，就是一种热爱又矛盾又颓废、又迷茫的精神气质。”
接续岭南诗歌系统
由于杨克包容万物的姿态和日常性的写作实践，他的诗歌为越来越多的诗人和普通读者所熟知，成为广东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指出，随着社会转型和生活的变化，杨克来到广州后的诗歌风貌开始转向对都市的表达和书写，这正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多严重缺乏的，连上海也不例外。“虽然杨克写了广州的酒吧、机场、火车站等等当地的都市景观和空间，但我们不如放大来看，杨克写的是北上广，刚好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前沿城市的一种景观，并对都市化进程采取了批判性的精神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杨克不光是广州的、广东的都市诗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都市化转型和都市诗歌的一个高度。另一方面，我觉得杨克的诗歌写作有一种全球视野。”
谢有顺表示，杨克写过《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等富有现实感和广东符号性的诗歌，他以现代诗人的身份保持着对当下生活的敏锐和热情的记录，呈现出鲜明的日常性和宽阔的境界。谢有顺认为，诗歌的日常性背后有诗性和思想性，平常的细节背后也隐藏着心灵和精神。
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柳冬妩指出，从杨克创作于家乡广西的《走向花山》之后，杨克在广州写了大量具有粤派特征的诗歌，以《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为代表，广州很多场域都成为他诗歌里面一个重要的话语场、磁场、气场。“其实可以把中国汉语诗歌关于岭南的几千年的书写，作为关照杨克诗歌重要的一个穿透系统，从汉代到唐宋，以至清代，很多诗人都写过以广州命名的诗歌，杨克老师也写过以广州命名的诗歌，而杨克的诗歌中出现了很多广州所特有的场景，比如小蛮腰、广州的火车站、天河城广场等等，中国古代的汉语诗人的诗歌在几千年也写进了岭南，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关于岭南诗歌的一个意向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杨克的诗歌激活了这种传统，或者说唤醒、扩容了这种关于岭南的书写。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胡传吉则分析了杨克区别于多数诗人回避世俗，或将世俗生活丑化、矮化的倾向，认为杨克的手法则是以一个相对温和、儒雅的方式进入世俗生活，主动发现生活中那些温情的部分，以及生活中自含的悲剧性。“愤怒出诗歌是再容易不过的，要骂、批判一个东西非常容易，但温和儒雅恰恰非常罕见却又十分有力量。这种温和、儒雅后面包含了一种智慧和冷静。
杨克则表示，任何大师都写过一些“烂诗”，自己也不例外，写过大量烂诗。但他强调，诗人的心态和情怀很重要，我们不是要写一些不是故作惊人的诗篇，诗歌首先是个人的、自我的，但是你要对公共空间有点相接，我觉得诗人还是应该有一些口口相传的诗歌，要表达一点公共空间。同时不要执念于生产大作名作，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了一首诗大家认为不错就已经不错了。
南方日报记者 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