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 王蒙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定价：58.00元

　　编者按

　　《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是著名作家王蒙的新书。在该书中，王蒙深入挖掘了孟子“民本”“仁政”思想对于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将《孟子》再次激活成一部有针对性、有现实感、贴近你我人生的“新书”。王蒙在其自序中叙说了他对这位“亚圣”——智者的理解，经出版社授权，本报特摘编其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亚圣孟轲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表现了他对儒家的厌恶，那是由于，儒家的泛道德论、泛善论、为政以德论、齐之以礼（用礼法规范天下）论、君子-士-精英主义、中庸理性主义、圣人乃百世之师论、民贵君轻论……客观上形成了对于君王权力的文化监督、道德监督。儒家的摇唇鼓舌、指手画脚、自命优越、用理想修理现实，令沉迷于大一统的权力与事业的嬴政皇帝反感万分。

　　但后来的皇帝、朝廷、儒生、乡绅，一直到百姓民间，渐渐接受了儒家的优显地位。因为儒家自好学孝悌始，到治国平天下终，说法正当、顺耳、简明，容易接受，即使不完全做得到也比没有这样一个美好通俗的学说好。而且，除了用这样的学说吹吹民心民本性善仁政以外，用别的学说就更无法让百姓听着舒心放心。法家学说是君王听着舒服速效，百姓听着肝颤。道家学说是抽象思维的胜利，通向宗教、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伟大而涉嫌玄虚与故作逆反。墨家投合志士，名家投合思辨拔河，都没有儒家的广博平易诚恳善良可喜。今天的学界对于董仲舒是否原汁原味地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不同看法，儒家学说自汉武帝以来地位飙升，渐渐达到了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是事实。而儒家的代表人物自然是大成至圣先师孔丘，后世又加上了孔子死后百年的战国时期亚圣孟轲。

　　亚圣的地位有难处。一概拷贝孔子，失去存在必要；与至圣各说各的，平分秋色的可能性不大，被攻讦为标新立异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则大为增加。

　　首先从文风话风上看，孔子各方面论述恰到好处，春风化雨，亲切自然。一上来就是“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何等地安稳熨帖。而孟子一起头就选择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树起了利与义二分法两大阵营，而且他使两者不可得兼，一直发展到后来，达到“生”与“义”的不可得兼，达到舍生取义的壮烈。孟子的不妥协性、尖锐性与彻底性振聋发聩。

　　义利分明

　　孟子的义主要是指义理，即大道理、大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孟子的话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此话值得回味：一个权力系统，如果追求的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利益，后果不堪设想，原因很简单，利与利有时相悖，不同的人、家、国、天下各有其私利，争利的结果会是天下大乱。

　　但今天的人们明白，除了私利，还有国家、人民的利益，利益是有最大公约数的，大道理与大功利是分不开的。过分强调义与利势不两立，其后果是给人以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的评价。

　　孟子突出了以圣贤为己任的亚圣贤、准圣贤人格的坚强、浩大与光耀。叫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这是那个时代的修身——苦练内功。可以理解，亚圣往往会比至圣多一点锋芒，这才可能使自己在既非新出锅，而且仍然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局面下坚持响当当的气概。

　　《孟子》一书中，“王”字出现322次，“天”出现287次，“民”209次，“君子”一词83次，“士”87次。“王”字最多，因为他致力于为王者师，谈王论王，也见过、教训批评过很多侯王，获得过或拒绝过他们的馈赠——“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与生活待遇不低。虽然有过与齐王如何见面之争，有“既然您称病不过来，我也干脆称病不去”等躲来藏去的捉迷藏游戏，却未见过孟子遭遇过类似孔子厄于陈、蔡的窘态。从境遇来说，孟子比孔子牛气很多。

　　而且孟子有理论，引用曾子言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文化资源、道德资源，向权力资源与财富资源叫板逞雄，义行天下，不畏权与利。

　　从民本到精英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应得的礼遇，而且是为了圣贤、大人、君子、士、大丈夫直到臣等说法不一的社会精英、社会贤达（此四字头衔一直用到民国）的地位与使命。

　　孟子的观点，不是权力至上、君王至上，而是在天与民至上的前提下表现出来的可操作的抓手：那是精英至上。

　　除“君”外，《孟子》中讲得最多的是天，天是自然的存在，也是至高至上至大的巅峰——神性的终极。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原因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了小说《李自成》那里，便是李的智囊牛金星所言“民心即是天心”，在民与天中画一个等号。

　　这里的“天民合一”可能比“天人合一”更富挑战性。“天民合一”挑战的是不行使仁政的君王权力，“天人合一”针对的则是人类面对天道与自然的异类感：包含着怨仇、畏惧、悲叹、匍匐与胡作非为。

　　然而天无言，民是无序乃至无端（头绪）的，对于天与民的高度尊重，只能体现在君子、精英、士们的贤明与品德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章句下》中孟子此言，告诉我们，还是要从君子之心中探寻仁、礼、爱、敬的天道天威与民心民意消息。

　　孟子认为圣贤谱系大致是“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孔子不是天子君王，但是与唐尧、虞舜、夏禹、成汤、文王平起平坐，而且，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孔子最伟大，圣贤最伟大，仁、义、爱、敬、智、圣最伟大，王道最伟大。孔孟虽然没有机会王天下，但他们提出了可以“王天下”的王道，叫作：“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还有“仁者无敌”与“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仁者无敌

　　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一类的命题，你会觉得孟子正道得简约且相当纯洁，他的文化理想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讲得到家。人性向善，人心思善，君王为善，就是仁政，就能建成人间乐园，直到“与民同乐”“俊杰在位”“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还有“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一方面是春秋无义战，到处是争权夺利、阴谋诡计、血腥屠戮、枉费心机、国无宁日；一方面是仁者无敌、莫之能御、天下归心、轻而易举。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16字做到，万国一家，万民一体，不是人间乐园还能是什么？

　　孟子认为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恩被百姓而不是祸害百姓，其实很容易做到，犹如“为长者折枝”，绝对不是“挟太山以超北海”，君王们没有去做，完全“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关键只在一念间。

　　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说干脆利落，简明浅显，说得极其便利，实际上没有这样明白。帝王将相、名公大臣，都重视争权夺利，而且都认为有权才能实施仁政、造福百姓，有利才能爱民如子，使民人“仰如父母”，实际上呢，争得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根本没有了义战，咋办呢？

　　他提了许多争取人心的建议，首先是反战。他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应该对打仗、“外交”、开疆拓土的能人们施以刑罚。他还建议：例如王者修园林，应采取开放态度，“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他说当年文王的灵台鹿苑就是这样的。他提出了做好农民土地的经界、不违农时、捕鱼不入洿池（即大水池），保养资源环境、伐木也要遵守时序的要求，说是这样做了就可能丰衣足食。换句话说，之所以百姓不能温饱，正是由于权力系统的营作不端，破坏了生产的正常时序与生产环境。他还提出薄赋税，乃至免税。

　　这些说得很中听，但实际难以做到，孟子的愿景是由某个侯王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人间乐园，然后是百姓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而来。问题是先建乐园，然后“王天下”，即把握天下权柄呢？还是先把握了权柄，“王”了天下，才能修建出一个人间乐园来呢？这也是个先生蛋抑或是先生鸡的扯皮问题。

　　这里有中华文化的思想方法，尚同、尚一、尚朴、尚整合，我称之为“泛一论”，即认定千万概念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主宰一切，一通百通，它是中华的概念神祇，是中华宗教情怀的文化化与道德化。泛善论、泛一论与泛“化”论，是中华文化的“三泛”特色。对于孟子来说，泛一就是泛善，必须加上随时调整变化的泛“化”才能解释大千世界的种种变通与不一。

　　孔孟是不是复古

　　孟子是言必称尧舜——仁政，孔子是梦欲见周公——重建郁郁乎文哉的礼乐之邦。这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怀念中华文明的奠基——启蒙阶段，恰如一个人在躁动焦虑哭哭闹闹的青年时期回忆向往自己单纯快乐的童年。草创阶段，百废待兴、百事最美、人情天理、中规中矩、新鲜活泼，正是尧舜文王时期的特殊魅力。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文明使生活规范，规范渐渐引起逆反，英雄（枭雄）不畏也不全信规范，他们懂得了使规范为己所用。美好的语言与意向温暖人心，时间长了，美言变成套话空话，好心变成作秀，礼仪变成虚与委蛇，仁义道德变成幌子。（到了后世，鲁迅揭露说传统文化在仁义道德字样的夹缝里写的是“吃人”二字。）一种文明、一种体制、一个朝代，在它的初始化阶段大多是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万民欢呼的。而过了一个时期，各种僵化、老化、空化、异化、腐败与病毒入侵的现象渐渐滋生，甚至成为痼疾。于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孔孟竭力要求回到唐尧时代，而庄子干脆要求回到更古老的前神农时代，老子的希望则是人人回到婴儿时期，老子要问人们的是：“你们还能婴儿乎？”

　　这里的复古怀旧是现象，批评现实、要求调整变化、因应挑战、恢复活力、重新从零开始做起才是实质。哪怕二位圣人加上太上老君（道德天尊）——老子与南华真人——庄子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罢。这样，孔子认为自己是西周文脉的最后唯一代表，他如果遇难，就是“天丧斯文”。孟子则深深意识到他是孔子后的文化、政治、救世、天命的担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