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罗飞工作中。

符罗飞。

20世纪60年代初符罗飞全家福。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20世纪前期，无疑是一段充满战乱与贫穷的艰难岁月。不少知识分子毅然舍弃优厚的生活，肩负整个民族的忧患，为最底层、最穷苦的民众呐喊。在广东美术史上，也曾有这样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他一生坎坷的命运、坚韧的性格，与整个民族的苦难历程紧密相连。他是“中国高尔基”式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符罗飞。

　　符罗飞的一生，充满了跌宕曲折，又极具传奇色彩，写满了惊叹号：他出生天涯海角的穷苦渔家，却在意大利当上了洋教授，成为中国最早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他两次入党、三次离乡、四下南洋，扛枪挎剑，出家还俗，却与手中的画笔相伴终身；他是欧洲画坛“罕见的心灵画家”，却又被世人淡忘，成为艺术史上的“失踪者”。他的一生离乡别井，尝遍人间冷暖，借着亲身经历的创痛，抒写人间的苦难；他甘愿与悲惨世界的无告者活在一起，自己却默默承受着命运加给他的落寞与沧桑。

　　这一切，都成就了符罗飞独特的个人气质：苦难不颓废，荣耀不漂浮，寂寞不孤独。“毫无疑问，符罗飞是广东现代画坛上一名具有天才气质的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伟铭说。直到多年以后，人们开始从尘封的画稿与案卷里，重新理解符罗飞用生命凝注的艺术语言，走进他不平凡的人生旅程，感受那份荡气回肠的激情与忧伤。

　　少年漂泊

　　早年已是漂泊身

　　热血投奔革命潮

　　1897年，符罗飞出生在海南文昌县的一个穷苦家庭。一个渔民的儿子。这是命运赋予符罗飞人生履历的第一个身份，为他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性格烙印。身处远离大陆的天涯海角，面向浩瀚无边的汪洋大海，符罗飞很早就学会了遗世独立的抗争精神。

　　然而，面对命运的不公，他的祖祖辈辈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唯一的出路，就是离乡别井，出海谋生。符罗飞同样以此揭开他人生的篇章。从11岁起，他便跟随四叔浪迹南洋诸岛，开始奔波辗转的生活。小小年纪的他，竟做过不计其数的繁杂苦工：木工、鞋匠、茶馆伙计、水手、割胶工人……符罗飞常因营养不良而体力不支，东家和工头的打骂便成了家常便饭。

　　艺术，为符罗飞的人间苦旅带来不少慰藉。他的四叔是民间艺人，常在乡间帮人雕梁画栋。父亲对戏曲艺术也兴致很浓。在印尼打工的时候，符罗飞迷上了当地的歌舞、雕刻和牛皮戏。对艺术创作的朦胧憧憬，也在少年的心里渐渐萌芽。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命运带给符罗飞超出常人的磨练，也时常意外地加以眷顾与垂青。在马来西亚半工读期间，符罗飞得到同乡校董的资助，回国就读于南京暨南学校师范科，正式告别了南洋诸岛的流浪苦工生活。

　　此时，“五四”风雷正在席卷全国。深受救亡思想的影响，符罗飞一心希望挎上刀剑，解决人间不平。据说他曾负笈东瀛，在日本学习军事。然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让他不胜重荷，不满一年便因肺结核退学回到上海，还落下了终身不愈的哮喘病根。贫病交加的符罗飞万念俱灰，他索性遁入空门，在杭州削发为僧。但这里毕竟不是桃花源，没过几个月，他就还了俗。

　　对于这位琼州小伙来说，十里洋场的上海，始终是个充满机遇的大世界。1922年，符罗飞来到了当时颇具盛名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这里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新式美术学校。符罗飞对艺术的热望，也终于在这里彻底点燃，成为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符罗飞在上海美专的学习情况，史家语焉不详，但他显然不是一位安分守己的“好学生”。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洪流，他无法安安静静地待在画室里，却要“抱着一堆火，在荒原上奔放”、“把荆棘焚烧，开拓一片辽阔的平原”。符罗飞积极投身学潮与工运，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法租界的一名交通工运宣传员。

　　可是，上海爆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符罗飞的身份暴露了。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他只身逃到了新加坡，但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希望在艺术上得到深造。他将目的地锁定在欧洲的艺术之都：法国巴黎。然而，途中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使他的命运再度发生深远的转折。

　　蜚声欧陆

　　心灵画家传美誉

　　异国情缘成悲恋

　　怀着无限憧憬，这位年轻画家乘着轮船，来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但他放弃了其后的行程——去巴黎。滞留期间，符罗飞因不服水土，哮喘病发，不得不在当地休养。据说，是一阵悦耳的琴声，留住了旅人的脚步：在一次海滨散步时，符罗飞无意发现了一位流浪老艺人，正在阶梯上悠然地拉着小提琴。高超的音乐技巧使他怦然心动，也让他决意留了下来。

　　然而，与中国画家心目中的艺术圣地巴黎相比，那不勒斯却是一个冷僻的选项。符罗飞来到当地一家餐馆打工，并将自己的作品挂到了墙上，却与人生中的“伯乐”不期而遇：前来就餐的意大利东方学院中文系主任燕奴子，留意到这位年轻人的才气。在他的引荐下，符罗飞走进了那不勒斯皇家美术学院的绘画系，翻开他异国生涯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在读期间，符罗飞技艺精进，曾两次跳级，两年后便领到了毕业证书。他的作品也得到了意大利王室的青睐。1933年，符罗飞在那不勒斯举办个展，皇太子还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礼，并带头购买作品。在王室的推介下，符罗飞声名鹊起，蜚声欧陆画坛。3年后，他成为第一位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的中国画家，送展的3幅作品全部入选，被舆论评为“罕见的心灵画家”。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符罗飞的旅意画作大多不知所踪。除几幅留下了黑白照片的残影外，大师的真迹只剩下一列文字名单，人们难以重温当年欧洲观众感受到的心灵震撼。从这些残存的图像可见，画家扎实的造型、灵活的笔触、写实的题材依然感染人心。符罗飞日后的作品对贫民的关切，就很大程度继承了那不勒斯画派关怀现实的传统。

　　优厚的待遇给符罗飞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也成全了一段异国姻缘。他与当地著名的绘画模特爱莲娜共堕爱河，不久结婚，还育有两名儿女。他们时常周游列国，开办画展，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但好景不长，1937年，侵华日寇投下的炸弹雨点般落在神州大地上，也如暴风骤雨袭向千里之外的符罗飞心头。形势正在急转直下，符罗飞心焦如焚。可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异国生涯被迫戛然而止的真正原因，却是另一场“无形的战争”。

　　基于共同的野心，德、意、日三个法西斯主义政权日趋合流，结为轴心国联盟。虽与意国高层有过往来，在大是大非面前，符罗飞还是保持着清醒的良知。他无法抑止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也因而招致当局的迫害。他很快就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次年，符罗飞一幅影射墨索里尼的讽刺画，令他被赶出了学院。他和意大利之间的脆弱纽带断裂了。

　　五月的一个清晨，符罗飞瞒着妻子和两个儿女，抛弃了意大利所有的财产与荣誉，携上一支左轮手枪，乘“绿爵”号邮轮只身回国。传奇的一幕，为符罗飞赢得了国内英雄式的礼遇。而在他意籍儿子东尼的回忆录里，父亲仓促的出走却是在警方胁迫下的“礼送出境”。由于意大利当局的拦阻，符罗飞八年来的辛勤心血悉数留在了这片伤心地。“父亲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一味只顾埋头锻炼技术、不问政治、不关心时事”，“很少同国内的朋友通信”，“脱离了群众、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符罗飞不无痛苦地反省着自己八年的侨居生活。他也曾试图联系意大利的亲人，可密布的战云已将遥远的东西方隔断得彻彻底底。不辞而别的永诀，为符罗飞的异国传奇留下了辛酸的结尾。这段难忘的悲恋，也成为他永远埋藏心底的秘密。

　　为民写生

　　烽烟里抒写疾苦

　　灰黯中绘就虹彩

　　命运再次扭转了“心灵画家”的人生路向。原计划前往苏联的符罗飞，中途改变了主意。1938年10月7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登了一则醒目的长篇广告：符罗飞画展即将在港举行。更让人震撼的是，广告结尾的一长串介绍人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政商名流、文化领袖，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蔡元培。

　　这时的大陆早已硝烟四起：上海已经沦陷，广州也在日寇步步进逼下岌岌可危，唯独香港这“孤岛天堂”暂能偏安一隅。这次画展以“救国赈灾”为题。抵港后，符罗飞立即奋笔疾写，创作了大量“实景写生”。“每一画中都蕴藏一篇历史或一部小说”：《奔命》中母子惊慌、悲愤的神情，《流亡》里累倒在禾草堆上的难民一家，《血债》里含愤惨死的母亲与孩子惊恐万状的双眼，均以对比强烈的手法渲染爱憎分明的情绪，将一切苦难的矛头，都指向了制造战争的元凶。

　　这些“香港制造”的作品，是符罗飞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标志着他告别了欧洲的古典学院，走向中国的十字街头。在港短暂停留后，他随即进入内地，在桂林举办了一次抗战画展。然而，由于作品题材、形式还带着明显的“洋教授”痕迹，这次画展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艺术已经是属于大众所有”，符罗飞也渐渐觉悟到时代的呼声，艺术家的使命也应转变为“表现大众痛苦、颂扬大众的工作”。变幻的时局酝酿着思想的剧变。颠沛流离的经历，让符罗飞对民众的苦难感同身受。抗战的洗礼使他彻底从“象牙之塔”走出来，汇入此起彼伏的时代大合唱中。“这完全是新画成的，过去的全不要了。”他坚定地说道。

　　1946年，当符罗飞带着一批全新的作品回到广州时，观众立即迸发出井喷式的好评。这一年，湘桂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大灾荒，符罗飞闻讯立即深入灾区，他在荒芜凄惨的乡村小路上奔走，以近百幅素描、速写记录下饿殍遍野的真实惨状。

　　这批被称为“饥饿的人民”的组画，并没有任何“美”的法则作为修饰：一双双深陷的、圆睁的、绝望的眼睛，一张张痛苦的、愤怒的、无助的面孔，观者无不触目惊心。在其中一幅名为《只剩下一张嘴巴和一个饭碗》的作品里，手持破碗的受难者正蜷缩在墙角上，被墙身投下来的巨大黑影所笼罩；手中空空如也的白碗，反光镜般直刺观众的心灵。一幅扭曲变形的符罗飞自画像，陈列在展品之间，仿佛画家正与“人间地狱里的无告者活在一起”。

　　“符罗飞”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为漆黑的悲惨世界投下了一道“灰黯中的虹彩”。他仍唯恐手中的画笔力有不逮，不足穿透苦难。他还要继续呐喊，“为人间留下有力的证据”。同年秋天，符罗飞与黄新波、黄蒙田等人在香港组织了“人间画会”，并出任第一任会长，一同用画笔、用刻刀揭露政府的专制，直面人生的痛苦。

　　天总是会亮的。到了1948年，整个时局的发展态势已渐见分晓。“在生命旅途的50年中，整个斗争过程是艰苦的、危险的，好像在漫漫长夜攀登悬崖峭壁。”符罗飞重新确认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在香港冯乃超、周而复的寓所里，再次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黎明的光辉一旦出现，我是多么地欢欣，我可以加快我的脚步，赶上走在前面的战友。”当时兴奋雀跃的心情，直到多年之后，仍在符罗飞的回忆录里可见一斑。

　　传奇落幕

　　旧笔欲赋新画意

　　留憾长忆赤子心

　　新中国成立前夕，符罗飞曾有一次可以赴美任教的短暂机遇。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对他下达了聘书。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符罗飞很快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他将全盘心思放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收到了组织的任务，为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秘密绘制革命领袖像。不久，符罗飞随团北上，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翻开艺术生涯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19日，他穿着一身绿军装出现在广州街头，与进城部队一并前行，走进这座将与他下半生命运紧密相连的城市。不久，符罗飞当上了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美术教研室主任，并先后担任中国美协广州分会、广东分会的副主席。这基本是符罗飞晚年活动的主要身份。

　　符罗飞立志成为新中国美术界的一颗“螺丝钉”。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投入到那个时代的变革洪流中来。他参加了土改工作，也走进发电厂的民主改革中，绘制了不少速写。他认为，将这些素材画下来，即使不能成为革命进程的文献，也是一份很真实的报道。这些作品的风格朴素而不失情感，仍保持着昔日学院派严格训练的痕迹。

　　洗去了国恨家仇的血泪斑斑，符罗飞笔下的色调忽然明朗起来了。他继续挥笔“为民写生”，画题却换上了民众的愉快、幸福的新生活：像《北站机务段》、《建设中的广州钢铁厂》描绘的工矿新貌，《收甘蔗》、《车运肥泥》反映的生产丰收，越来越多地在他的笔下出现。早年的苦工生涯为符罗飞带来了丰沛的生活经验，让这些反映日常生产生活的作品洋溢着画家充沛的情感。看似草草不工的用色，却渗透着一种触动心弦的艺术力量。从1959年到1963年，符罗飞还先后在广州、上海举行了三次大型个展，这些歌颂美好生活的作品受到了广泛好评。

　　1971年7月，病重在床的符罗飞，深感时日无多。他想回家，嘱托儿子替他再看上家乡一眼。这年年底，这个经历了半世颠簸的灵魂在寂寞中安息了。“你爸爸是符罗飞吗？”在符罗飞离去后，病房里一位病友悄悄向符和强打听逝者的身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病友默然良久，深深长叹了一口气。

　　在此期间，符罗飞大量的作品和资料不翼而飞，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陆陆续续找回一小部分。幸得广州美术馆馆员的抢救，才留下了在广州美术馆的172件藏品。1979年，符罗飞终于得到平反。

　　多年后，这位一度被遗忘的“失踪者”档案渐渐重见天日，那个“善良、正直、充满伤时忧国精神和道德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说到底，对人类和个人命运的悲悯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不会泯灭的。”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评价道。这道“灰黯中的虹彩”，仍从画稿里越过时空，穿过历史的烟尘，放出永不消散的光芒。

　　（本专题参考了王嘉《视野中的品格：20世纪中国美术家研究》，陈莺《符罗飞（1897-1971）——20世纪的中国艺术与革命》，陈莺《符罗飞留学意大利考》，华南理工大学编《符罗飞》，李公明《符罗飞画笔下的道德激情——中国现代美术伤时忧国精神研究之一》等文献，特此感谢。）

编辑：琦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