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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大系》:根植于生活土壤的人民文艺

2016-08-04 08:39 南方日报 马以鑫

  《延安文艺大系》 刘润为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

 

  《延安文艺大系》由《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刘润为任总主编,贺敬之、黎辛、陈晋任顾问。丛书收录了1936年秋到1949年7月,在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生活、学习、工作与考察过的人,当时所创作、翻译、发表、演出、展览以及出版的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的各个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总计1200万字(含图片1300多张),共17卷28分册。本文节选自小说卷主编马以鑫为小说卷所撰写的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的文坛

  从1922年1月开始,《文学旬刊》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栏目:《民众文学的讨论》,其中就有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文章。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20年代后期,那就是1928年11月问世的《大众文艺》杂志,开始更多、更集中地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而且开始出现所谓的“大众文艺”的作品。郁达夫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

  关于这一点,郑伯奇有过一段很中肯的分析:

  “新兴文学的初期,生硬的直译体的西洋化的文体是流行过一时。这使读者——就是智识阶级的读者——也感觉到非常困难。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蒙着很大的不利。于是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了。”

  伴随着“左联”的成立,出现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运动,那是在1930年、1932年和1934年。即使如此,依然没有出现多少让人信服的理论和作品。

  我以为,新文学从发轫起,就注重文艺大众化,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依然成效甚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学作者更多的是突出“启蒙”的历史责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眼下的大众,更多的是被启蒙者,或者是等待着被启蒙。于是,这就出现了反差。而他们强调的“大众”,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普罗”,即工农大众。新文学并没有走进大众,而大众喜欢的依然是旧文学,也就是鸳蝴小说,其中更多的是言情、武侠之类。

  抗战开始,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文艺界很快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实际上也就是突出强调人人投入抗战,人人提笔写抗战。于是,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投入写抗战,更有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抗战英雄和人物,进入到文艺作品中。

  文艺大众化开始出现新的景象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突出强调了“为群众”和“如何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说,《讲话》是对五四新文学所倡导、并有了新的转折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和历史的总结。《讲话》对文艺大众化有了一个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也更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阐释。就在《讲话》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看了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在写给齐燕铭、杨绍萱的一封信中,就作品主人公的阐释,也应该引起作家注意,谈了他的意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它“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这时候对文艺大众化有了一个全面的论述。归纳起来,那就是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拜工农大众为师、做他们的“孺子牛”,文艺作品要以工农大众为主人公,写他们、演他们,同时要让工农大众也能够参加到文艺创作中来。由此,也就形成了“工农兵”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延安文艺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

  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谨以革命历史文献《延安文艺大系》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中的《小说卷》,收入短篇小说八十余篇,百万余字。

  从题材和内容上分,大致可以看到,首先是篇幅较多的战争描写,有《石门阵》《进城·出城》《被炸毁的城市》《在旅部里》《旅途》《诱》《第一次侦查》《路》《怀义湾》等二十来篇。可以说,这些战争展现,非亲历者无法写出。那战场的硝烟、侵略者的狼嚎残暴,一一得以展现。从大的战争场景,如《参加“八路”来了》,就写出了轰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换头记》是对敌人的严正复仇,《化装》则表现了智取,而《吕站长》展示出粮站支援前线、前线取得胜利的一个侧面。

  篇幅也比较多的是妇女题材,有《磨麦女》《凤仙花》《夫妇》《乡长夫妇》《雷老婆》《新规矩》等近二十篇。新政权的建立,比较能够体现新气象的就是妇女翻身。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终于也可以活得是一个人了,她们不再受旧制度、旧习俗的压迫和束缚,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因为“现在连小脚婆姨也会找到说理的地方——政府办公所在”(《喜事》)。《未婚夫妻》描叙了一个已经定下婚事,但还未被娶上门的姑娘,也勇敢地走出家门,同未婚夫一道,投身到打击敌人的行列中。《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有一个副标题:《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同志》。可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写作,一个女人非但翻身得解放,而且还当上了边区参议员;她还不仅仅有了这样一个身份,而且还真正为老百姓、为边区建设作出了贡献,终于获得了大伙由衷的称赞。《母亲》《儿子》等篇反映了大娘把受伤战士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服侍,只愿他们能够早日养好伤再到前线杀敌立功。《碑》是一个令人扼腕的记叙,一个女战士,奋勇杀敌而壮烈牺牲,老百姓为她立下一块让人永远怀念而不忘的碑。

  农民形象在小说中有充分表现,诸如《老实人》《过梁》《月黑夜》《赵文仓老头子》《村东十亩地》等十余篇。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进行了土改,有了减租减息,千百年来受苦受难的农民翻身得解放,他们的精神面貌产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在他们身上,开始洋溢着开朗、自豪的气息。但是,我觉得,有些作品表现出我们过去没有注意、或者多多少少忽视的东西。柳青的《土地的儿子》写出了农民的变化。一个叫李老三的农民,原先是一个“不会受苦的人”,懒惰、赌博、偷盗,什么坏事都干。但是,在接受了教育以后,他先是做石匠,并越做越好,终于,他成了家,并且用石匠的精心收拾整理自己的土地,这就有了好收成。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写到了当时农村翻身农民开始有钱买地了!李老三就买了“尚二财主的三垧地,恰好这地又是他父亲卖给尚老财主的,每垧地价一石四斗五升小米,合计是四石三斗五升”。这是当时乡里轰动一时的事件,有人称之为是“烂皮袄裹珍珠”。上级还大力倡导农民买地,很快,“新社会刚刚五年的光景,八十一户人家买了二百五十六垧半!赎了一百零三垧……”这段描叙,真是令人深思和回味。

  《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有一个副标题:《一个医生讲的故事》。二流子王四吃喝嫖赌、敲诈偷骗,样样都来。终于,他知道自己错了,悔恨交加,于是用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胸口。幸亏在医院得救,而且医生给他做了“精神治疗”。身体痊愈以后,他开了一家骡马店,逐渐过上了好日子。《莫忘本》讲述了农民朱元清,因为勤劳肯干,得到大伙的拥戴,在“投豆粒”的选举中,被选为村长。村上传言:“一颗豆,一颗心,颗颗投给朱元清。”可是,这个村长很快就讲究穿、戴、吃,连说话的样子、语气都变了。更可怕的是,他竟然在分地中,以给“村政”的名义,留下一块好地,还让农会会员帮他收谷子!老百姓开始愤怒了:“翻身翻身,光翻干部啦!”上级知道了这件事,很快下来调查处理,而朱元清终于有了转变。

  《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一个乡村农田有了蝗灾,老年人都想用老办法,那就是请阴阳先生出山。可是,新政府有文化,不信这个邪,要带领大家动手打蝗虫。于是,“老”和“新”唱起了对台戏。一边是阴阳先生念咒烧纸,一边是大伙动手下地消灭蝗虫。终于,老阴阳毫无办法,而那边的蝗虫终于被消灭。这个“老阴阳”,很容易让人想起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和二诸葛。

  对边区的变化,有论者认为:“抗战时期边区的乡村建设活动,很多史著将其归纳为‘土地改革’。从宏观的角度,这种概括不能说不准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的确是以‘土地改革’为核心——不管是抗战前的‘土地革命’、抗战中的‘减租减息’,还是抗战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总针对着土地问题,差别不过是程度和方式的不同。”的确是这样,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福贵》,其意义就在于写出了农民的深刻变化。那三仙姑、二诸葛,正是在新生活面前,不得不有了改变。而福贵,从受苦受穷的堕落,又到悔改,终于成为新生活的主人。这种变化,其实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因为有了新的政权,才有了新的生活,由此,农民也成为新的农民。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就是土改。

  赵树理的小说,一方面着眼于转变中的农民,同时眼光犀利地注视到农村新政权的变化。其中,固然有混入而为非作歹者,也有有了权力以后很快腐化堕落者。这在《小二黑结婚》中已经有所触及,到了后来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就有了更多反映。有论者认为,赵树理作品更深入的地方就在于揭示了农村的“权势”:“权势大于法,成为当时大小村落的恶性肿瘤,吞噬着一个个灰暗的生命。但可喜的是,在赵树理每篇小说的后半部分,都终结了权势大于法的惯性运行,法外权势的衰落与去‘势’成为一种理想蓝图。”

  至于农民的生产劳动,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有《新垦地》《麦收的季节》《模范班》《过意不去》《活跃在前列》等十来篇。《“四斤半”》写的是一个劳动英雄,一把镢头重达四斤半,是他体力和劳动的象征。这位劳动模范,还带动了周围,大家都为了生活和前线,奋力劳动。其实,在边区,这里的生产,已不仅仅是下地,而且有纺纱(《纺车的力量》)、还有印刷(《师徒》)等等。《黑女儿和他的牛》中农民爱牛、喜欢牛,把牛当成宝贝;牛,是他生产劳动的好帮手。

  也有从国统区过来的作家,同时还是写着国统区的生活。周立波的《麻雀》《纪念》叙述了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的一段难忘日子。《无声的歌》也是对当年监狱生活的表现。《陈念慈》记叙了学成归国的外科医生陈念慈在广州为伤病员治病的故事,而《不幸的遭遇》《爱》展示的是当年西安发生的故事。

  《去国》的触角深入到日本侵略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当年是如何反感战争,但被逼无奈到了中国,心中弥漫的是痛苦和悔恨。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大半年后,小说《在晚霞里》记叙了当时的惨烈,以及主人公最终幸运逃脱。作者没有直接点出“皖南事变”,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察觉,这就是当时的一个侧记。

  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早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其实,在题材上着眼,我觉得很难分。是战争?是妇女?是新农民?等等。我以为,孙犁其实是把小说当成诗一样来构思,诗一样的来写作,追求的是诗的意境、诗的表达、诗的韵味,因此而成为延安小说中不多的“美文”。

  《延安人》《龙》《“俺们毛主席有办法”》等篇,展现了革命领袖当年的风采。而《刘志丹的故事》以《永宁闹革命》《刘志丹来了》《夜袭》《蓝田的失败》等十二则故事,描述了刘志丹的英勇事迹,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从小说的作者来看,有从国统区进入延安地区的;有当时才崭露头角、后来在当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也许,有人当时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正是从延安起步,后来成为重要作家。也许,其中还有只是一些业余作者的偶尔习作,但正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延安文艺大众化的体现。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有些篇什可能还比较稚嫩、比较粗糙;题材和内容,以及作品的主人公比较多地集中在农民和战士身上,缺乏更多的开拓。这些,可以看做是延安小说的一个不足。然而,瑕不掩瑜,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和起步。

编辑: 张林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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