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广播电视台和广州粤剧院出品的粤剧电影《范蠡献西施》，把一段耳熟能详的春秋传奇，转化为一部具有当代中国气派、岭南风韵、粤剧基因的电影佳作。它既是一次对粤剧电影路径的全新探索，更是一次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深情礼赞。
影片既赓续了粤派艺术中的抒情传统，又以电影化手段拓展了戏曲美学的当代表达，在银幕之上重铸了一首跨越两千余年的文明史诗，以焕新的影像语言、深沉的家国情怀，为传统戏曲电影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样本。该片甫一亮相，便以宏阔的家国叙事、精湛的艺术呈现与独特的美学品格，收获了来自学界、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赞誉。
高擎精神火炬：在“两个结合”中筑牢民族根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范蠡献西施》正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对“第二个结合”的一次生动艺术实践。
影片把吴越争霸的历史史实与粤剧艺术的写意传统、岭南文化的开放气质熔于一炉，让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美学观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落地生根，从而实现了历史理性与艺术诗性的辩证统一。范蠡的“卧薪尝胆”、西施的“以身许国”，不再是史书里遥远的符号，而成为激励当代观众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相连的形象教材。影片以艺术的方式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一经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相结合，就能在新时代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恒久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范蠡献西施》的可贵，在于它没有把“卧薪尝胆”简单处理成权谋教科书，也没有把西施故事庸俗化为宫闱秘闻，而是把西施、郑旦、芷兰乃至浣纱女群体推向前景，以她们的离合悲欢折射大时代的风云激荡。爱情叙事与家国叙事在这里水乳交融，完成了对历史题材的现代转化，给今天的观众构筑起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的血肉联系。当西施唱出“白璧岂容遭污玷，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时，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普通女子对人格尊严的捍卫；当她最终选择“以身许国”时，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位巾帼英雄对民族大义的担当。西施从“宁为玉碎”到“甘作瓦全”的心理嬗变，郑旦从“趋利忘义”到“迷途知返”的思想成长，使观众在审美震撼中完成一次“我是谁、为了谁”的精神叩问。影片用浓墨重彩的群像塑造，回答了新时代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命题：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生命个体；文艺只有写尽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真正“以文化人、以艺通心”。
守正创新的艺术范式：让传统戏曲电影再绽新花
《范蠡献西施》最耀眼的创新，在于它找到了一条既尊重粤剧写意神韵、又充分开掘电影视听潜能的“第三条道路”。
其一，叙事上“以戏带影、以影辅戏”。影片保留了传统粤剧“首板”“滚花”“反线中板”等唱腔程式，又通过蒙太奇、闪回、跳切等电影语法，使时空流转与心理节奏高度契合，既满足了戏迷的“耳福”，又拓展了普通观众的“眼福”。传统西施题材多以“红颜薄命”或“祸水误国”为叙事底色，而《范蠡献西施》则以唯物史观为炬火，照亮了“弱女子”背后宏阔的历史逻辑。影片将西施个人的命运抉择与吴越两国存亡兴衰互为镜像。影片以“浣纱溪”开场，轻盈纱幕与血色残阳并置，个人宿命与时代劫难瞬间叠合；以“石室养马”作中轴，勾践的“卧薪尝胆”与西施的“以身许国”形成双重受难，升华为人民史观下的集体意志；以“太湖归隐”收束，范蠡一叶扁舟、万顷烟波，把江山与个人、历史与审美、现实与想象，凝练为“知、情、意、行”合一的中华美学境界。影片由此完成了从“佳人计”到“家国义”的价值转捩，使古老传说与新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导演大胆保留粤剧锣鼓经，却以电影蒙太奇的方式重新书写。当范蠡擂响战鼓，镜头切至吴宫内景，锣鼓点与心跳声同步放大，形成“戏中有影、影中有戏”的复调结构。
其二，影像上“以镜入画、以画写情”。开篇那面贯穿始终的青铜圆镜，既是吴越兴亡的“历史之眼”，又是西施命运的“心灵之镜”。导演巧用圆镜、圆光、圆月等圆形意象，与粤剧“圆台”美学遥相呼应，在“天圆地方”的东方宇宙观中寄寓了“和合共生”的中国智慧。影片创造性地以“青铜圆镜”为母题，完成三重叙事功能——既是吴越兴亡的“历史之眼”，又是西施命运的“心灵之镜”，更是观众与古人对话的“文化之窗”。镜裂成幕，幕合为镜，每一次镜面的震颤都在提醒我们，这不是历史的简单复刻，而是今人对文明根魂的凝视。影片大量使用特写，却并未消解戏曲的虚拟性。西施在纱帐中独舞，镜头以45度角俯拍，水袖在空中划出“山河破碎风飘絮”的轨迹；特写定格在演员的指尖，微微颤动，似在丈量故国山河的每一寸疼痛。电影写实与戏曲写意在此握手言欢。
其三，表演上“以影传神、以神带形”。主演黎骏声（饰范蠡）、陈韵红（饰西施）深谙戏曲“以形写神”的美学三昧，水袖翻飞处见山河飘摇，眉宇低回时显肝肠寸断。电影特写镜头将戏曲的“虚拟”表演与电影的“纪实”影像互为表里，实现了“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中华美学高标。两位主演都已年近六十，却以数十年舞台功力，在银幕上完成了一次“破圈”。黎骏声的范蠡，举手投足皆是“士”的风骨。最打动观众的是“石室献胆”一场，勾践跪地尝粪，范蠡侧身一挡，一个极细微的“抖袖”动作，便把臣子的不忍、谋士的决断、朋友的关切，三重复合情感同时托出。镜头推成特写，范蠡眼角的细纹里全是岁月与山河。陈韵红的西施，则让我们彻底忘掉“美人计”的陈词滥调。三场“对镜梳妆”构成了人物的成长与转变。初镜素面，是少女的天真；二镜浓妆，是王妃的隐忍；三镜卸饰，是烈女的决绝。尤其是“姑苏台独舞”10分钟长镜头，水袖翻飞间，她以圆场、翻身、卧鱼等高难度程式，把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的撕裂感舞得淋漓尽致。年近花甲仍下腰贴地，水袖扫过地面时带起的微尘都看似在替角色叹息。两位艺术家的唱腔更是炉火纯青。陈韵红“梦会太湖”一段“反线二黄”，由低回婉转到裂帛穿云，最后以气声收束。那一刻不禁让人深深感到，真正的艺术青春，不在皮囊，而在灵魂。
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表达：托物言志，凝练节制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美学精神概括为“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范蠡献西施》的创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践行了这一美学精神。
首先是“托物言志”，浣纱溪的一缕轻纱，既写西施之美，又寓“弱肩担大义”之志；玉佩的一泓碧血，既证儿女之情，更昭家国之义。其次是“凝练节制”，全片删繁就简，以“卧薪尝胆—西施入吴—放归勾践—越甲吞吴”四折主干，浓缩了十年兴亡、百年悲欢，真正做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再次是“意境深远”，影片结尾，范蠡一叶扁舟，于太湖烟波中寻找西施，明月照万川，水天一色，既是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浪漫想象，又是对“山河已无恙，魂兮归故乡”的深刻叩问，把个人情爱升华为对和平、对大同的永恒憧憬。
影片最深刻之处，在于把“爱情”写成了“信仰”。当范蠡说出“国亡家破，夫复何言”，当西施唱出“愿化双蝶同梦到仙境”，我们看到的不是小儿女的卿卿我我，而是“把个人小我融入祖国大我”的信仰选择。“梦会太湖”一场，导演用冷暖双调铜镜，让阴阳两隔的恋人隔水相望。范蠡的炽热与西施的冰冷，恰似今日之中国与世界：我们渴望拥抱现代文明，却又必须守护文化根魂。最终，暖调铜镜里的一叶轻舟，载着二人牵手远去。这是艺术家献给新时代的温柔寓言——山河已无恙，魂兮归故乡。
当前，泛娱乐化、碎片化、快餐化浪潮汹涌，部分影视作品“以流量为王、以感官为后”，把历史当噱头，把经典当笑料。《范蠡献西施》的问世，犹如一股清流，以坚守正道的定力、敢于破局的勇气，为粤剧电影乃至整个戏曲电影提供了价值标杆。它“破”的是陈陈相因的“舞台纪录片”模式，拒绝把电影当“录影机”，而是以电影思维重构戏曲叙事；它“立”的是中华美学的当代表达，让写意与写实、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在银幕上交相辉映。它“破”的是“戏说”“解构”的历史虚无主义，对吴越争霸的残酷、对西施牺牲的悲壮，影片始终秉持敬畏之心；它“立”的是“人民至上”“家国一体”的精神高地，让观众在泪水中看见信仰，在悲悯中汲取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戏曲电影作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理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而《范蠡献西施》用生动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粤剧“唱念做打”的美学精髓贯通起来，才能让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小人物”承载“大情怀”，才能把历史故事讲进当代人的心坎；只有坚持守正创新，在“两有”“两相”“两创”中不断开辟新境界，才能让戏曲电影成为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闪亮名片。“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让我们以《范蠡献西施》为新的起点，用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粤剧电影，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撰文 陶冶、仲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