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没》揭开日军货船运送英军战俘被美军潜艇击沉，中国渔民冒着枪林弹雨营救的历史真相。这部纪录片的意义，远不止于“由中国人讲述国际故事”的题材创新。

　　当片尾音乐响起，滚屏字幕依次显示三个英军监狱舱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名单。“参加营救的中国渔民，有名单吗？”想到这儿我心里一紧，整个观影过程中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正身处动不动“美国被吓尿了”的自媒体环境。试想“一个中国科技公司领导人首次当导演，花八年时间卖了两套房，为当年向中国贩卖鸦片国家的老人们查清了八十年前他们父辈死亡、骨肉分离的真相”的说法，像不像一些质量不过硬（或还行）的电影制造出的噱头？而它们就因为这个点上出现或被制造出的争议，票房再也无力翻身。

　　沉船发生的年代，照片已在英军官兵家庭中普及。而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有多少中国老百姓家庭能保证三餐口粮四季衣服？更不要说有条件留下影像。况且，事发地点偏僻，当事人员凋零，查清中国营救者一定比翻找英军、日军花名册难得多。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这一点是极容易被观众忽视的。

　　随后，参加营救的中国渔民名单滑过了眼前，既流畅又凝重。我心里给方励和剧组点了一万个赞。这片子完成度太高了。

　　本片的选题来源是技术赋能。方励发现选题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赋能”这个时髦的词，但从探测沉船入手拍电影，和卡梅隆未拍《阿凡达》先造3D设备的故事交相辉映了一次。

　　技术成为传奇，主要取决于技术改变了什么。我对海洋探测是外行。但方励公司的技术应该是达到探测水准的。于是《里斯本丸沉没》，让差点被遗忘的真相被打捞起。

　　所以，本片仅仅加上是一次加上某个技术公司老板的心血来潮吗？从故事发生的时代到故事讲述的时代，中国人从局部参与者变成了完整讲述者，从自发的个体营救行动到投入几千万人民币、采用世界性媒体手段、跨越多个国家地区参与营救……被俘英军的后代和日本船长的儿女都已进入人生暮年。如果不是方励，可能他们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辈经历过什么，不知道父辈葬身的位置。

　　技术改变易，文化沟通难。影片上映后，本名为梁秀金的未亡人“梁素琴”被找到了。可以想像剧组下了多少功夫才迎来电影上画，片中仍有黄泥涌（Wong Nai Chung）被念成了（Chong）的白璧微瑕。这部电影如何与英日两国当事人毫关联的广大中国观众共情？特别是让立场截然相反的历史当事人进行对话？而为了找到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的后人，方励不得已聘用了日本人侦探，这对专职纪录创作者来说，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或许正因为导演是理工科出身，或许因为电影制作于几年前，本片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近期票房大片着重“情绪价值”的方式保持了距离。《里斯本丸沉没》以平和的语态，角度丰富、资料翔实、手段多样地还原了历史真相。在战俘跌宕起伏的命运中，袒露受访者作为当事人和审视者的情感；每封信、每张照片都打开了“可怜无定河边骨，依稀春闺梦里人”的尘封时间。

　　许多场景令人唏嘘。例如，从潜艇发射鱼雷的美国机械师和被从沉船中救出的英军当年风华正茂，在鸡皮鹤发的年纪终于相见。经田茂的儿女第一次读着父亲在军事法庭的记录，向方励也是向观众讲述“日本是一个很难表达与众不同意见的国家”。

　　战后定居加拿大的老兵班尼菲尔德是我最喜欢的受访者之一。他的乐观让他得以长寿，与长寿相伴的还有“创伤应激”。

　　与上述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0年英军战俘的几位后人在东极岛见到了林阿根，这是参加营救的中国渔民中唯一在世的。施救者平和、受惠者礼貌，双方握着手，正如歌里唱的“让它淡淡地来，让他淡淡地去”。

　　《里斯本丸沉没》以极大的好奇和勇气提出问题，以宽广的视野和严格的考证寻求答案，也让许多中国观众生平第一次知道了渔民同胞的义举。在历史厚度和动人情感的背后，是值得关注的创作路径和值得研究的创作态度。

　　态度科学又能奋不顾身，情怀悲悯兼具立意高远。这将让方励和《里斯本丸沉没》在中国电影史册中熠熠生辉。

　　撰文：陈学军 影视剧策划、监制，一级文学编辑，广东省影协主席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