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画传入后第一个自成体系的人
1981年王肇民在黄河边写生。
正如早年参加民主革命事业所倾注的巨大热情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后，王肇民在水彩创作上几十年如一日，于尺幅方寸之间淬炼出纯粹的艺术风格和坚韧的人格形象，在他的作品面前，晚辈后学无不感受到他昂扬的生命力和深沉的艺术感情。
尽管条件艰苦，但王肇民始终将一切精力用于绘画创作和艺术思想的提炼。他始终以写生为创作的基础，从不放弃对物象的造型、结构、光色等的探索和思考，形成了独特的画论体系。他关于“形是一切”、“人当物画、物当人画”的理论不仅开辟了中国画论的新境界，而且在艺术探索中融汇了东西方绘画的精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骁纯评论说：“他实现了法与道、平凡与奇迹、诗境与画意、致广大与尽精微的矛盾统一，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极平凡中创奇迹。”
在广州美术学院执教期间，王肇民身体力行，服从艺术的客观规律，以平实、独特的方法将学生带入绘画的本真境地。王肇民的教学方法在他去世之后依然长久流传于众多画家之中，成为艺术教育中的圭臬，他也因此被誉为“画家中的画家”。
广州美术学院自1981年成立美术教育系后，在郭绍纲、胡钜湛、陈秀莪等教授的领导下，强调了水彩画教学的重要性，在国内最早开设水彩专业，最早建立水彩画教研室。王肇民的水彩画作品早在1978年展出之后就引起了艺术界的大量关注，许多画家和学生纷纷取法于他。1983年离休后，王肇民进入美术教育系短暂授课。他的作品和教学对培养青年水彩画家和壮大广东水彩的中坚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女儿眼中的王肇民
受访人：王幼华、王季华(王肇民女儿)
骨子里的精神支柱和艺术追求
父亲具有一种文人的清高品格，按他的话说，他毕生都未在艺术范畴以外花过心思，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艺术钻研上，全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父亲平时在校，学习生活非常刻苦，每天早上带着馒头进画室，中午就吃个凉馒头，喝口白开水，一画就是一整天，时间抓得非常紧，进步也非常大。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同样惜时如金。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他外出写生时常带上我，他作画时我就站在他后面看着。有一次在北京，11月的香山，寒风料峭，雨雪纷飞，而他依然在外面写生。一笔上去，画面上的水都结冰了，我站在他后面冻得脚疼直跳，他却纹丝不动，只顾画他的，当时在场的李庚先生都为这种全身心投入的刻苦精神所感动。父亲作画从不受客观条件的左右，有时候下雪了，水在纸上结了冰，雨水或雪水打在结了冰的画面上，斑斑点点，他也不停顿，有一些画到现在还能看出当时的作画过程。他很能吃苦，喜欢上课时比学生早到课室，比学生晚离开。上课时学生在画，他辅导之余也找个角落位置画，学生画一张，他也画一张。他非常爱学习，早上在画室进修，下午去图书馆看书，晚上则喜欢看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书籍，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四部备要》古诗词歌赋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书能认真通读的人并不多，而他每晚看到深夜，通读了，第二天仍旧准点到教室。他还通读“马列全集”，仅“毛泽东著作”就通读了四遍。
对于艺术，父亲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他讲究用笔，反对形神兼备，提倡“形是一切”。他的画就像他的为人一样直截了当，没有灰色地带，可见父亲做人和艺术创作原则是一致的。他在10岁时画过一张家中四奶奶的头像，大家都说很好，这给他很大的鼓励。终其一生，他骨子里藏着一种精神支柱和艺术追求，是真正地喜爱美术。
生活和艺术密不可分
小时候看父亲总在画画，他每晚12点以后才睡下。不论昼夜，回来时总要看书写诗，时间都花在读书画画上。印象中，每天晚餐的饭桌上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他会给我们讲很多历史、地理故事，旁征博引成语典故，教给我们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他也重视生活中的细节，小到拿筷子，不准剩饭等都会教。他生活上非常节俭，很爱惜东西，就连吃西瓜都要吃得干干净净，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家不懂挑西瓜，因为扔的瓜皮上一点红都没有。
上世纪70年代，父亲吃过不少苦。当时家里只有两间房，房间不够父亲画画用，他便把静物摆在床上，画架摆在中间过道，有时一甩笔就敲到床框上，很多画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后来他去干校劳动，一去8年，前后10年没摸过画笔。直到复课，父亲从石膏开始画起。他说画画不是为别的，而是给自己看的。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就会拿起画笔，一天下来，经常累得眼肿脚肿的。记忆里，他每天的生活都处在工作的状态中，有时甚至画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为了作画分秒必争。他反对边放音乐边画画，说一心不能二用。
父亲把生活当成艺术，这两者于他是密不可分的。为了画画，家务事他从不去管，既没拿过扫把，也不会煮饭，但母亲仍全力支持他。到了老年，性格有点固执，他更是完全投入到艺术中，就像有些小说家一样，写的时间长了会分不清楚真实或虚幻。父亲一生都在学习，孜孜不倦地学，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坚持看书看报。他晚年画过一张猫头鹰，很老很老的一只鹰，但那双鹰眼炯炯有神，我们都说很像他，父亲听了大笑。
父亲的气度与思想源自于他对纯粹艺术理想的追求，而这分倔强甚至略显顽固的情愫，不管是对他的作品创作，还是对身为子女的我们而言，都是无可取代的宝贵精神。
访 谈
画家中的画家
受访人：杨小彦（中山大学教授、创意媒体设计系主任）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到西方学习人家的艺术的时期，然后就带回了整个西画的体系，有徐悲鸿的写实主义体系，有林风眠的表现主义体系，还有刘海粟的半吊子体系。其中，在学院领域，以徐派影响最大，尤其是在建国后嫁接了苏派艺术以后，至今仍然是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基础体系。林风眠体系也有很大发展，他所导致的是一种融合中西的折衷主义，最后卓有成就，中国有吴冠中，欧洲有赵无极，但在美院系统中却一直边缘。
在这里所谓的西画，应该主要指15世纪到19世纪末的欧洲艺术，我们一般称其为写实主义，就造型而言，它建立在三个基础上：一、透视；二、人体解剖；三、明暗语言。透视为画面建立观看秩序，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使人物画成为主流有了可能，而明暗语汇则发展了对物象的客观体认，其中包括对色彩的探索。三点合在一起，是继承与发展了自古希腊以来的一套艺术的叙事与表达策略。
但是这一套体系进入中国，却在开始就发生了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与我们民族艺术的传统产生冲突。也正因为如此，伴随着西画体系进入中国的同时，民族化问题就开始产生，甚至成为一个重大的艺术问题，困扰着众多艺术家的实践，也使中国现当代艺术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现象。具体来说就是中不中，西不西，洋画不洋，但又绝对不是中国的风格。
这就是我强调说王肇民是西画体系进入中国而自成体系的第一人。在这里，关键是自成体系。具体来说就是，他接受了西画体系中对于形的体认，提出了“形是一切”的观点，认为“诗言志，画写形”，两种艺术形式各有各的法，不容混淆。他甚至认为，顾恺之强调形神说而以神为第一要义的观点，是中国绘画，尤其是人物画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所以，王肇民“自谓宋元以上人”，他极力想回到唐宋时期那种对于物像的观察与形的塑造中去。王肇民这一观点实在有点惊世骇俗，所以一提出来就反对者甚众。
后来反对的声音渐渐消沉，我看根本原因就是他的作品，他的艺术实践。王肇民的作品是他的“形是一切”的适当体现，画面结构严谨，造型奇崛别致，逻辑性严密而又不失笔法的生动性，绝对不是对外表的描摹，恰恰相反，是深入到物象的形中去寻求其中的生命力的自然呈现。在王肇民看来，物像本身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生命力又是由其独特的形所呈现的。所以，“画写形”中的形，就绝对不是物像外形那样简单。在王肇民眼中，外形本身就是生命力的一种自动呈现，抓住这一自动呈现，就是抓住了对象的生命之所在，画出来，就是表达了对于物像生命力的体认。
王肇民明确有力，明辨是非，从不动摇，犹如信仰般坚守以至终生。西画的独特之处是其对形的概括，中画的优秀之处是对物像的生命式体认，而以笔法表达之。结合这两者，就造就了王肇民的艺术，使他成为画家中的王者。
他的画从不取悦大众
大众理解王肇民并不容易，专业界说起他却往往佩服得不行，这是因为王肇民所要解决的是绘画自身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要去取悦大众。
王肇民说，绘画要有三个深刻：对象深刻、眼光深刻、画法深刻，三者合一，必是好画。后来他把这段话的意思写进了他的《画语》。其实，王肇民的这一说法理解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所谓对象深刻，是说对象要有画头，长得有特征，有性格；所谓眼光深刻，是说画者要看得出来，而且还要看得分明；最后是手法深刻，也就是说，要把这特征变成一种绘画语言，通过对形的刻画而呈现前面的两个深刻。如果真的做到了，难道还不是一张好画吗？肯定是的！
这就是王肇民的一个特点，他的教导往往像是一种“棒喝”，让我们先是愣一下，然后越想越有道理。
王肇民当年就曾经反复强调：“画画不能凭才气。有才气的画家只能偶尔画一张好画，但我张张都是好画！”在这里，王肇民强调的是，画画如信仰，非坚定不能成事业。
所以，王肇民是真正的王者，是画家中的画家。这不是我的瞎评，而是来自专业界的公认。
王肇民给我们上课时，他还有一个教诲我认为极其重要，那就是他反复要求学生“读画”。他在课堂上批评学生晚上在图书馆看画册就像看连环画似的，随便翻翻就过去了。他要求我们要安静地去读画，要用心去体会。开始我不太明白这个“读”的意义，求教于他，他回答说：你能否一个晚上只“读”一张画？更有甚者，他明确希望我们，最好一个星期只“读”一张画，要安静地去“读”，去理解。我问，如何才能一个星期读一张画？他笑着回答说：第一个晚上“读”构图，第二个晚上“读”笔触，第三个晚上“读”色彩，第四个晚上“读”意义，第五个晚上“读”造型，等等。后来我按照王肇民的要求去读画，而且坚持去读，果然收效巨大。从此，我也就逐渐养成了读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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