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是一个名字，也是一种文化情怀。他向艺术要美，向俗世要传奇，向行将消逝的文化遗产和古村落要文明的证据，向过去要未来。他对文化现状倾全力而赴之的痛惜、救护，把知识分子的良知落实成了一种有感召力的行动、有反思精神的写作。他出版于二〇二〇年度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是对一种文化人格的追念和加冕。时代炽热，才华闪光，那些艺术家的世界里，欲望与理想同行，绝望与希望并存，但在浮华背后，记忆最重要的遗存仍然是对美和真理的求索，对善好人世的眷恋。这本写给自己的庄重之书，也充盈着对精神同道的真诚礼赞。

胡学文的写作，一直有庄稼一样的质朴，也有大地般的厚实，他对故土的深情，使他目光专注、用语恳切。他发表于二〇二〇年度的长篇小说《有生》，沉重，细密，雄心勃勃。百年家族史的曲折繁复，具独创意义的伞状结构，祖奶形象的异样光彩，乔大梅的承担与反抗，共同讲述了历史苦难中个体的泪水和希望。死是容易的，困境是人生的常态，而永远不能被打败的是生命中那些不屈服的意志和信念。胡学文创造了自己的“宋庄”，为在其中活着的人安魂，也为乡土中国的一个侧面写下了灿烂、悲怆的叹词。

黄灯以一个学者的谨严和执着，持续关注乡村的亲人及在校学生，她观察，询问，省思，记录，亲近赤诚的个体，倾听真实的叹息，不止于纸上的旅行，着迷于实践中的真知。她出版于二〇二〇年度的非虚构文本《我的二本学生》，直面当代中国这沉默的大多数，以爱，以温暖，打捞失踪的记忆，积聚前行的动力，让无声者发声，让自卑者自信，被他们所信任，为语言寻找肉身。这种来自民间的精神支援，既饱含对教育变革的热望，也对理想主义发出了急切的召唤。

姜涛有理论家的风范，也保持着一个诗人的直觉与敏锐。他体悟诗的幽深，解析诗的细节，感受诗的气息，正视诗的限度。那些模糊、多义的观念和语象，如何才能在缜密、专深的话语分析中被清晰地描述出来，姜涛的写作堪称典范。他出版于二〇二〇年的学术著作《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当代诗的限度与可能》《历史“深描”中的观念与诗》等，从整体视野里辨识个体的意义，从历史脉络中确证诗人的创造。姜涛所细读的文本， 不仅通向诗，也通向诗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重新发现诗，诗人的精神亦得以重塑。

吕德安的诗，是生活美学的个人修习，也是大自然的意外馈赠。他放声歌唱，但语言冷峻；节奏舒缓，却气概不凡。睿智、浪漫而略显笨拙的话语，暗含着视觉的修辞，以及一种从容、沉静的气质。他出版于二〇二〇年度的诗集《傍晚降雨：吕德安四十年诗选》，是时间与才赋共同锻造的沉潜之作，它精粹，内秀，简劲，充沛，寂静，开阔，自由挥洒，张弛有度。吕德安对世事的省察、生命的领悟，连同他的书写方式，为中国新诗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向度。

林棹出手不凡。《流溪》是她的小说处女作，但她无意加入任何写作的合唱，选择冒险、狂欢的话语姿态，也不过是想创造一个想象与现实的个人秘境。那些躁动的童年记忆、青春期情绪，被放大、照亮、提纯，并和博杂的知识经验相交织之后，幻化成了一个色彩绚烂的意识漩涡。这是一场艰难的自我辨认，不堪的现实、奇崛的修辞、极力在故事中隐藏自己的讲述方式，终究难掩一个女性独有的哀伤、虚空与绝望，以及她对爱与生机的呵护，对精神优游的想往。